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
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彩了。打完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照片。
一九六二年九月，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行表演赛。毛、刘、朱、周都来观看。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旁，给他解说。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是与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关怀备至。
一九七零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有人对周恩来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恩来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排在后排，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你好吗？”
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显然，周恩来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
总理似乎看出孙梅英没有说出心里的话。
三个月后，伊朗国王妹妹访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时，又邀孙梅英参加。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问她有没有困难，她还是摇头。
周恩来总理在敬酒时，走到孙梅英面前说：“我敬你一杯！”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不久，孙梅英总算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致力于培养乒乓新苗。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一九七六年六月，她被调回中国乒乓球队，出任女队主教练。
经验丰富的孙梅英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张立、杨莹、曹燕华。她又为中国乒乓事业建立了新功。
直至一九八一年，五十二岁的她，从教练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
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滑坡”心急如焚
在姜永宁去世之后，一天下午，孙梅英忽然接到一个传呼电话。
电话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你是孙梅英吗？我是葛层云。听说姜永宁不幸去世，我很难过。我想，那些事情有一天总会搞清楚的。如果你不为难的话，我想去看看你。”
那是在孙梅英最为困苦的岁月，他来看她。
他是孙梅英小时候的邻居，后来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葛层云不顾什么“划不清界线”，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他由于家长包办婚姻，没有家庭的温暖，很早就离婚了，过着独身生活。
一九六九年，她与他重建家庭，使她得到了安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孙梅英那一份份要求为姜永宁冤案平反的材料，都出自葛层云笔下。
姜永宁终于平反，而且和容国团，傅其芳一起，被誉为中国乒乓球界的“三英”。
孙梅英早就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了，可是，毕生为中国的乒乓运动拼搏的她，却在为“国球”日衰而焦急不安。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她来沪时，我又多次与她长谈。那时，正值中国乒乓男队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惨败，把奖杯全丢光，“光屁股”回来。她一提起这件事，就大口大口地抽烟，双眉紧锁，心中非常痛苦。
孙梅英说，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大“滑坡”，许多人惊呼“狼来了”，把“狼”说成是瑞典队、南朝鲜队。她以为，外国乒乓技术的提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还在于中国乒乓球队本身这几年退步了，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才能治本。
孙梅英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核心不团结，任人唯亲，党风不正。许多富有经验、富有献身精神的老教练遭到排斥。一些素质甚差的人只是因为“听话”却担任教练。以球谋私，特别是所谓“让球”问题，闹得中国乒乓球队上上下下不团结，迄今仍未明确予以取消，有人还在那里吹嘘这是“光荣传统”。队里人际关系紧张。规定了得世界冠军，运动员拿多少钱，教练拿多少钱，这样当然可以起调动积极性的作用，可是为国争光的教育薄弱了，思想工作薄弱了，单靠奖金刺激不行。有的运动员出了名之后，不刻苦，训练时虚晃一枪就走了。教练呢，采劝放羊式，你爱练就练，不爱练拉倒。
中国乒乓人才严重外流，流到日本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的也不少，其中有好几位世界冠军。造成严重外流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在德国，中国乒乓名将陪外国队员练球一小时，便可得二百五十美元。有的教练在国外工作一两年，所得酬金比他们在国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还高。
自从乒乓成为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运动技术便成为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主要研究对象。适当地派出中国教练，帮助其他国家提高乒乓技艺，本是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承担的任务。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此项工作。然而，如今却变成谁有“路子”谁能出国。为了出国，有些人便给领导送重礼。一些对领导歪风邪气看不惯、工作勤勤恳恳的教练，则被卡住不准出国……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队伍，有着优秀的传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老将，孙梅英眼下忧心忡忡。她曾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人大她也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加强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认真加以整顿，发扬优秀传统，清除种种弊病，使中国乒乓球运动迈上新的台阶，为祖国争得更多的荣誉。
孙梅英是个闲不住的人，她除了为振兴中国乒乓球队而四处奔走呼吁之外，还倾注全部心血，培养了她的“末代弟子”一一何智丽！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孙梅英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之际，这年十一月，年仅十七岁的何智丽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可惜，孙梅英已不再执教了，何智丽想成为她的“末代弟子”已不可能了！
可是，后来何智丽怎么会成了孙梅英的高足呢？难道因为“阿拉”何智丽是她的上海同乡的缘故？
不，不，上海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半边天，张曼林、林慧卿。
李富荣、李赫男、郑敏之……都是“阿拉”上海人。
在中国乒乓球队，上海话有时成了那里的“普通话”！
孙梅英和何智丽深厚的师徒之情，建立在彼此深刻的理解之上……从直线上升到跌入低谷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三十五岁的孙梅英在中国乒乓球女队当教练时，在上海出生了一个女婴。
父亲何铭馨是上海自来水公司营业所的干部，母亲萧瑞燕在工厂工作。
何铭馨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智丽”，期望她聪颖而美丽。
后来，何铭馨又添了个儿子，取名“智勇”，聪明而勇敢。
不过，不知怎么搞的，姐弟两人仿佛“颠倒”了：智丽女儿家外表，男子汉风骨，干什么事勇敢而坚毅；智勇呢，男子汉外表，女儿家性格，腼腆又内向。
何智丽从五岁起就在外婆家跟叔叔打乒乓球。她非常幸运的是，外婆家紧挨着上海的“乒乓摇篮”——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
一九六五年，这所小学荣获第一届全国基层小学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赛第一名，奖品为两张崭新的“红双喜”乒乓桌。顿时，巨鹿路小学名震遐迩。由这所小学培养出来的陆元盛，在一九七五年二月成为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五员战将之一。在体育教师柯元忻的悉心培养下，继陆元盛之后，黄锡萍、李小萍、仇晨燕、唐微依、冯哲，都分别进入了国家队或国家青年队，成为中国乒乓名将。
照当时上海的规定，孩子应在父母居住地区的附近小学上学。喜欢打乒乓球的何智丽，向往“乒乓摇篮”，住到外婆家里，进入巨鹿路小学。
柯元忻成了何智丽的启蒙教练。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笔者采访了柯元忻。据柯元忻回忆：何智丽本来是握直板的，柯元忻以为横板于她更相宜，硬是要她改过来。这一改，竟定了她的“终身”，从此她便以攻守结合的横板打法踏上乒坛。倘若她仍直板的话，未必使她成为优秀的乒乓选手——至今，每当何智丽谈及柯老师，不忘柯老师对她的这一关键指点。
何智丽反应迅速，训练刻苦，很快便成了巨鹿路小学校队队员。不论寒暑风雨，每天清早五时她就离家，前往淮海路乒乓房。在那里，柯老师带领着校队的小队员们练习。打到七时多，这才匆匆赶到学校上学。
在“乒乓摇篮”里，何智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在乒乓之路上迈过一个又一个台阶：从上海市卢湾区少年体育学校途人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再升入上海青年队，升入上海市从。
何智丽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在一九八一年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所载《乒坛后起之秀何智丽》一文，是何智丽的大名第一次赫然见于报刊，此文详细记述了何智丽脱颖而出的经过：“何智丽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六四，修长的身材，长着一个活泼可爱的脸蛋。她是一名右手横握拍，弧圈结合快攻型打法的选手。……她在比赛场上的特点是，沉着冷静，敢打硬仗，不畏强手。在这次太原锦标赛女子团体赛中，开始她一直坐‘冷板凳’，但始终没有放松训练，时刻准备应战。在争小组出线的关键一仗对河北队比赛前，教练员果断地决定由她打头阵，与国家队名将齐宝香对抗，问她‘有没有信心？’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已充分作好准备’！这样重要的一场关键球，甚至连身经百战的曹燕华都颇感紧张，但她非常沉着，敢打敢拼，第一局在三比九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以二比零战胜齐宝香，为上海队出线打开了局面。在团体赛进入前四名决战时，她又以二比零胜北京队的好手谢春英。在冠亚军决赛中，上海队再度与河北队交锋，她再次出场，这次对手换了国家队的又一名将耿丽娟，第一局在十六比十九落后的不利情况下，又一次转危为安，最后又以二比零获胜。一名后起之秀，在大将云集的鏖战中，连胜三员国手，当然要引起乒坛的注目。”
这里提到的齐宝香，一九七九年便在全国第四届运动会上获女单冠军。这年，她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一九八一年初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乒赛上，齐宝香作为中国乒乓球女队主力参赛，击败韩国最强的选手李寿子，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初出茅庐的何智丽，居然能够战胜中国乒乓球女队主力齐宝香，显示了她的实力。这一战，仿佛成了何智丽进入国家队的“入门考试”。几个月后，她便顺顺当当跨入国家队的大门。
紧接着，一九八二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乒乓球优秀运动员比赛中，何智丽先是击败了世界冠军童玲，又打掉了乒坛名将曹燕华，成为女子单打比赛中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选手，九战九捷，一举夺得全国冠军。
这时，她的教练是马金豹。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上海《新民晚报》刊载了马金豹对何智丽的评价：“临场冷静，敢打敢拼，接发球技术有明显提高。特别能吃苦。她表面秀气，实际上很勇敢。”
马金豹还指出：
“她还缺少国际比赛经验，她的接发球等技术，尚待进一步提高。”
一九八四年十月，何智丽在伊斯兰堡的第七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露面。当时在国际上尚无名声的她，一举击败了韩国宿将梁英子，夺得亚洲女子单打冠军。
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何智丽一步上一个台阶。她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下一个目标——世界冠军》一文，透露了何智丽的雄心壮志：“一年内争取夺得全国冠军；二三年内夺取亚洲冠军；五六年内拿下世界冠军。”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派出“三丽一玲”——戴丽丽、耿丽娟、何智丽、童玲，参加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赛。何智丽打法凶狠，速度快，落点刁，先是轻取瑞典的林德布拉德，接着又战胜朝鲜队主力李粉姬，终于与队友一起夺得考比伦杯。何智丽登上了世界冠军领奖台。
何智丽声誉鹊起，报刊上称她为“铁姑娘”、“倔姑娘”、“假小子”，她的“头衔”已从“新秀”、“后起之秀”、“新星”、“小将”改换为“名将”、“国手”、“明星”、“精英”以至“乒乓女皇”了。
此时何智丽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
她的下一个目标很明确——成为世界女子单打冠军！
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女队的主将是上海姑娘曹燕华。曹燕华先是在一九八三年夺得第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