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们，都为我高兴。他们非常支持我。留学生的报纸，对我没有一句坏话，都热烈地为我祝贺。因为我毕竟是来自中国，来自上海。我这次夺冠，表明中国人也能在国外创业。他们没有当我是外国人。
她又说，就日本而言，已经多年没有拿亚运会乒乓冠军了。我去了，就拿了冠军，而我来自中国。这本身就表明，我的胜利，也给中国带来了荣誉。
她强调说，我到今天的地步，是有一段历史的。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不会忘记上海的培养，中国的培养。我没有“数典忘祖”。打球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有本事，你就能拿冠军。这是“硬碰硬”的。要有大将风度。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亚运会的上百块金牌，我这一块是最特殊的一块。
她说，有些中国报纸很无聊。有一家中国报纸甚至说，我在跟乔红半决赛减骂她“小赤佬”。其实，我从小到现在，从不说“小赤佬”之类的骂人的话。我以为，这些报纸对我不友好，主要是不了解我所说的，我的胜利是中日两国的胜利。我想，他们慢慢地会理解我的。
她又说，我也不同意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所产生的可喜现象。大批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退役的运动员，能够来到世界各国，如果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能做得到吗？
这些中国教练和运动员来到国外，使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大好事嘛。不然，怎么解释中国请施拉普纳当中国足球队教练？怎么解释上海足球队到俄罗斯去招募队员？怎么解释中国请那么多外国专家帮助建设？怎么解释杨振宁、李政道以美籍华人身份去领取诺贝尔奖金？难道杨振宁、李政道也是“汉奸”、“吴三桂”、“卖国贼”？难道那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也都是“汉奸”？所以，不能那么狭隘地去看问题。
这时，小山英之十分真诚又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我很爱中国。那些不友好的文章，影响极坏。在日本，如果这样写的话，可以告到法院的，起码要赔几千万日元的。这是有法可依的。
这些文章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这些文章其实是在丢中国人的脸。何必骂人呢？还是把功夫用在比赛上。”
我知道，小山英之的父亲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他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所以，小山一家都热爱中国。小山家迎娶何智丽这样的中国媳妇，本来就是为了架起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小山说，爸爸最近也来中国，昨天从南京来电话，江苏省省长、副省长都为何智丽夺冠，向他表示祝贺。中国官员的这种友好表示，使我们一家都很高兴。
小山还对我说，在何智丽夺冠不久，你就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谈话，对何智丽表示热烈祝贺，分析了何智丽夺冠的意义，批驳了那些不友好的言论。日本的《读卖新闻》马上转载了你的谈话。这向日本舆论界表明，中国也有对何智丽很友好的作家。
与小山英之一起来沪的日本池田银行桌球部部长中岛昭先生也对我说：“日本人很难理解说何智丽是‘汉奸’。难道只许你们赢？
赢了就是‘汉奸’？体育竞争，就是靠真本事嘛！
日本报纸一片赞扬，因为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赢得不容易。她这一块金牌，顶五块、十块金牌。
“其实，何智丽是日中友好的桥梁。她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何智丽拿冠军，中日两国都应为她祝贺！中国是大国，在国际上有很崇高的威望。虽然那种偏激的言论只是一小部分人说的，但是会影响中国的形象，要从日中友好的角度加以考虑。”
我提到了在中国引起议论颇多的是何智丽在刚刚夺得亚运会金牌时，含着热泪，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所说的几句感情十分激动的话：“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
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何智丽说，当时她的心情确实极为激动。十月十三日这天，她连挫三员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将，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战绩。为了这一胜利，她苦苦练习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正因为这样，她说她从未这样高兴过。她的话，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情。凡是知道她是怎样走过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的人，就会理解她所说的那番话。
何智丽接着说，在日本记者看来，我拿了冠军，更加加深了日中友谊。中国报纸上那些文章，很伤日中的友好感情。你曾说，要参加国际比赛，必须有“入场券”。确实如此，我加入日本籍，才可能有“入场券”，这不能说我的那番话是“背叛”中国。
我问起她的近况。
何智丽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很多离婚。我的家庭很和睦，和小山英之相处很好。他没有大男子主义。他总是在事业上帮助我。我的公公、婆婆也很支持我打球。整个家庭都充满对中国的友好气氛。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日本《读卖新闻》在二月十四日还刊登了我、小山英之、公公；婆婆的家庭合影。我们站在乒乓球桌旁拍的。这张照片表明，我们一家是“中日之家”“乒乓之家”。在日本，我们是很特殊的家庭，是很融洽的家庭，所以《读卖新闻》这样的日本大报会刊登我们一家的大幅照片。
我说：“我还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华亭宾馆，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这样的长谈，你就充满必胜的信心。那时，你刚拿到日本女单冠军，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我还保存着那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你当时的抱负，完全实现了。”
何智丽笑道：
“这一回，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之中，我是日本新闻界最关注的一个。结婚轰动，拿日本冠军时轰动，这一回又轰动。
亚运会之后，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动向。所以，很多记者想采访我。我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通过你的笔，转达给广大读者和球迷们，代我向他们问好。”
我屈指算道：
“这是你的第四次风波了——头一回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风波，第二回是奥运会除名风波，第三回是异国婚恋风波。
“我还记得，那时在上海胶州路老房子里跟你的谈话。你向我诉说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所受的委屈……我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所以能够理解你。”
何智丽说：
“是呀，每一回，你都录了好多盒磁带，这些磁带如今成为一回回风波的见证。这次我来上海，行踪是保密的，我不见任何记者，即使记者找到我，我也拒绝采访，但是一定要跟你谈，我们有着那么多年的交往，所以对你毫无保留……”在中国的运动员之中，像何智丽这样风波迭起的人是不多的。正是在这众多的风波中，在满城风雨的争议中，她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
何智丽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她的第一回风波……
第二章 反抗“让球”一举夺冠
突然要何智丽“让球”在冠军如林的中国乒乓球队里，何智丽算不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个世界冠军而已。
然而，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她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勇敢的姑娘——她成为第一个“乒乓叛逆”，向不正之风发动了猛烈的“抽杀”。何智丽风波，第一次撩起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皮袍，露出那个藏着的“斜来。
何智丽对于“让球传统”的反叛，发生在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人声鼎沸，飞旋的银球在墨绿色的球台上像替星一样来回闪烁。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正在向高潮推进。
一百三十名女运动员经过激烈的角逐淘汰，四员骁将一路破关夺隘，进入前四名：从第一赛区厮杀出来的是管建华；何智丽在第二赛区战胜队友陈静之后杀出重围；在第三赛区里一路拼杀而出的是戴丽丽；获得第四赛区出线权的是韩国的梁英子。
按照行家预测：世界冠军当属何智丽！
为什么呢？
因为何智丽与管建华“交战”过二十来回，每一次都是何智丽取胜。这一回她俩再度“交战”，何智丽胜管建华的可能性极大。
就戴丽丽与梁英子而言，梁英子固然一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劲敌，凶悍泼辣，但是偏偏怕戴丽丽。戴丽丽曾经八战八胜梁英子。在这次团体赛中，又胜了梁英子。这一回，很可能又是戴丽丽取胜。
因此，争夺冠军的，将是何智丽和戴丽丽。就她俩多次交手的战绩而言，显然，何智丽会战胜戴丽丽，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行家们如此预测，何智丽也是这般估计的。
就在半决赛进行之前，事出意外，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马金豹找何智丽，很严肃地说道：“今天你下来！”
“下来”！这就意味着要何智丽让给管建华。
“我不让！”何智丽摇头道。
“这是团领导的决定！”教练亮出了“底牌”。
“好，好，那就让管建华上吧。”何智丽对代表团领导的决定，无可奈何，只好这样说道。
这时，教练也通知了管建华：“今天叫你上！”
山西姑娘管建华年长何智丽两岁，是一位著名的削球手。十一岁时，管建华在山西阳泉市体校跟李福保教练学削上，她与童玲合作，获得世界女子双打季军。
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子单打比赛中，管建华确实为中国队立下汗马功劳：在进入前十六名时，管建华“削”掉了欧洲女子冠军、匈牙利的巴托尔菲。年仅十八岁的巴托尔菲，善于拉弧圈球。中国乒乓球队名将何智丽、焦志敏、陈静在访欧时，都曾输在此人拍下。所以，管建华“削”掉了巴托尔菲，无疑为中国队去掉了一个心腹大患。
在进入复赛时，管建华又“削”掉了朝鲜头号选手李粉姬，又为中国队扫掉一个拦路虎。
勇敢地向“让球传统”发起挑战
中国乒乓球队为什么在半决赛时，决定要何智丽让给管建华呢？
这“让球”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原本是“高度机密”。后来，才慢慢透露出来。
上海《文汇报》记者宋丽珍是这么报道张燮林“透露”的内情的：“对于用兵问题，有时教练中意见不一时，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谈到这里，张燮林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用管建华还是何智丽对付梁英子，我们是有争论的，当时倒是只有我一个人提出用何智丽，多数要用管建华。结果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亚运会之后，《中国体育报》上一篇题为《“让球”战术没有错》的文章，透露了当时中国乒乓球队作出决定的情况。据云：
“何智丽与管建华谁上来更合适一些，教练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经过和中国乒协领导的反复磋商，最后决定何智丽让给管建华，理由是万一戴丽丽输给梁英子，让管建华去磨她。
梁英子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在二十八日的比赛中，梁英子连闯数关，体力消耗很大，管建华是削球打法，战胜李粉姬后技术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上去多打一些来回，估计能把梁英子拖垮。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何智丽刚刚在亚运会上输了梁英子。”可是，何智丽的见解正好相反：正因为她在一九八六年的第十届亚运会上输给了梁英子，她日日夜夜思念着战胜梁英子。她针对梁英子的战术特点，作了许多准备。她坚信自己一定能打败梁英子。
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曾这样报道何智丽的话：“我和梁英子打过几次交道了，该怎么打有点数。去年亚运会上失利，就是因为我被她‘牵了鼻子’——以快对快，误入‘歧途’。这次我要比她‘慢一拍’，拖着她走。”何智丽还说，孙梅英在北京专门“开小灶”。辅导何智丽如何战胜梁英子。另外，张燮林等教练也曾“聚在一起给她出点子”。
正是何智丽为战胜梁英子作了充分的准备，她怎肯轻易放弃这一“雪耻”的难得机会？
显然，除了张燮林之外，当时中国的教练们，只注意到何智丽在亚运会上曾败给梁英子，却忽视了何智丽为再战梁英子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可以摆在桌面上“争议”的原因之外，还有更为错综复杂的人事原因，导致中国乒乓球队作出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因为何智丽师从于孙梅英，而孙梅英
与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球协会某些领导有着许多分歧！
早在何智丽尚未出发之前，孙梅英就已经料定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会在新德里作出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
何智丽明白，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所说的“让球”是“集体主义”的表现，是为了“国家荣誉”，实际上是一种“压”人的借口罢了。
且不说远的，就在这次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就曾莫名其妙地“让”过一回球：在混合双打前八名比赛时，何智丽和何志文这“两何”打掉了韩国一对最强选手玄静和、金琦泽，进入了前四名。
在半决赛时，“两何”要与中国选手耿丽娟、惠钩交手。“两何”在上场前，接到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通知”，要他们“让球”给耿丽娟和惠钧。
何智丽感到不可理解，因为这时另一赛区进入决赛的也是一对中国选手。既然己是中国选手们的一统天下，已不存在“国家荣誉”问题，因为不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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