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的是一桩银行抢劫案，看来连报纸的主编也卷了进去。这条消息莫名其妙，让阿尔伯特又怀疑起自己的意大利语水平来。可是，若非如此，Direttore dell“Unione Sarda coinvo1to nella rapina alla Banca di Sassari （意大利文。意为”《撒丁岛联合报》主编被卷人萨萨里银行抢劫案“）这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撒丁岛，阿尔伯特想，而且发觉自己对身处一个当地报纸主编也会袭击银行的岛上而骄傲。他很想与人分享这份骄傲。可是跟谁呢？埃琳娜对犯罪新闻不感兴趣，每当他想跟她聊聊Cisa Nostra 或N ‘drangheta （都是黑手党中的组织）的时候，她只会摆摆手，或者说一声“Me ne frego ”（意大利文，意为“我才不管呢”）这是她表示拒绝时最常用的话，意思和“跟我没关系”差不多。她也不愿意跟他聊撒丁岛强盗这个话题。有一次，他问她的祖先是做什么的，想知道他们是渔民、牧人还是强盗，她没有回答“Me ne frego ”，而是说“Chi se ne frega ”~ ，听起来有点更敌意、更不情愿的痕迹。那还是在柏林时的事，阿尔伯特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问题让她这么不高兴。当时他也还不懂得“Chi se ne frega ”（意大利文，意为“谁管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出来这个说法与南方人的自尊心有关。他在字典上找到了“fregarsene”这个动词，解释为“无关”，只用于否定句，这是一种真实心情的流露，这句话既让他稍稍了解了意大利的国民性格，更让他领教了埃琳娜的个性。无疑，埃琳娜是“menefreghista ”，那种任由风云变幻而与世无争的人，阿尔伯特常常觉得，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曾受过深深的、莫名的伤害。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她的受伤害有时也伤害了他。比如，他问起她的祖先，虽然略微有点调侃，却没有丝毫的恶意，而她不但不回答，而且还生硬地拒绝了他。
阿尔伯特点了第二杯卡布奇诺，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先辈。他们都是穷人，从施瓦本迁移到了俄罗斯，在那里定居务农，二百年后又被驱逐出境。想着自己的先辈，阿尔伯特悲从中来。他并没见过他们，他惟一见过的上代人就是他的父母。显然，有过先辈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就足以让他的心境变得抑郁。或许他不是为了先辈伤心，而是因为自己坐在卡波尼亚广场上，看着这个四四方方的建筑，不得不认识到时间还没有过去。虽然他的表在正常运转，秒针在不停地走着，而这个下午却不肯逝去。
他又喝了一杯卡布奇诺，读起旅行手册来，里面有许多关于撒丁岛强盗的记载，而且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上千年的碉堡。据说在撒丁岛上有将近七千座这种被称为“Nuraghen”的东西，但是阿尔伯特一个都没见过。看来也没有什么希望见到了。一篇题为《时代变迁中稳定的中心：撒丁岛妇女》的文章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文章还配了一些照片，就像碉堡的照片一样令人失望。彩色照片只有一张，上面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妪，身穿白衬衫，当地传统样式的天鹅绒马甲，皮包骨头的双手交叉着放在红蓝格子裙上。其他照片都是黑白的，准确地说是灰白的，可以看到衣着灰暗的女人，如鬼似魅，在破破烂烂的石子路上蹒跚而行。文章论说了撒丁岛女人的忠实、镇定和沉静。这些阿尔伯特承认。他从不怀疑埃琳娜也是忠实、镇定和沉静的。她就是忠实、镇定和沉静的化身。他爱她的这些品性，却也往往为此而烦恼。尤其让他痛苦的是她的忠实。因为她把这份忠实给了那波斯人好多年，而不是给他。尽管她现在对他，阿尔伯特，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但他时时担心，她和那个波斯人之间的纽带并没有完全割断。有时，特别是在晚上和入睡前，她仿佛身处遥不可及的远方，眼里蒙着一层黑沉沉的忧郁。撒丁式的，也是北非式的忧郁。或许这也是波斯人的禀性。
阿尔伯特突然对这篇文章兴致索然了。对整个旅行手册都兴致索然了。他毕竟不是来撒丁岛考察的高级参议教师。埃琳娜不是任时代变迁而不变的稳定的中心，她是抗拒时间的斯芬克斯。有时是令人迷醉的诱人的达芙妮，当他想抓住她时，她却变成了一座千年的碉堡。他自己也并不是稳定的中心。可是，谁也没有这样说过啊。他只是一个心烦意乱的普通人，喝了一肚子卡布奇诺，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正在吃陈年老醋，接下来必然会心情压抑。第四杯卡布奇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喝了。此时他的心跳已经比平时加快了。最好还是到别处去吧。可是去哪儿呢？如果他在意大利，此时他可以到教堂去。可他就在意大利呀。虽然撒丁岛人不把意大利叫意大利，而叫做“大陆”。如果他在“大陆”，他就会到罗马教堂圣路易吉·迪·弗朗西斯去，让卡拉瓦乔的《马太殉教》来安慰自己。
阿尔伯特付了账，装做不经意地把旅行手册丢在椅子上，往前走了几米，来到了尤皮姆商场，穿过男装部，来到了女装部，走到女式内衣附近，但是他没敢在内裤、长袜和胸罩当中停留太久，因为这里所有的女店员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最后，依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在男装部买了几双相当贵的袜子，就是后来作为及膝男袜出售的那种。然后他就到对面的教堂去了。
教堂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建筑，像座停车楼，大门刚刚关上，五点钟的弥撒结束了。但是身穿灰色长袍、像个铁器贩子的教堂司事允许他进去转一转，看一看。
教堂里朴素无华，摆放着浅棕色的长椅，和一张同样是浅棕色、四角包黄铜的祭台，那样式像是三十年代的。他曾在舍内贝格的一家肠胃病诊所看见一张很相像的桌子。三十年代冷峻青春风格的遗风。后面是一个耶稣受难像，十字架上却是空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应钉着基督像的螺丝钉痕。
最后几个做弥撒的人也走了，阿尔伯特还在教堂里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空荡荡的十字架。他受的是新教的洗礼，受的也是新教的教育，但是在坚信礼之后，他就不再去教堂做弥撒，然而他已经多次发现，面对教士、神父乃至未授圣职的僧侣，自己是没有抵抗力的。一看到神父的法衣、教士的长袍或是僧侣的袍子，一阵忏悔和寻求依靠的欲望就向他袭来。当然，他不允许自己顺从这种欲望，一个新教徒是不忏悔的。新教徒也不寻求依赖。新教徒不依赖神父，神父也不依赖新教徒。
“入口在教堂后面。”这是教堂司事的声音。他刚才突然不见了，现在从一问放满梯子和脚手架的厢房冒了出来。他右手拿了一个生锈的铁锤，看阿尔伯特没有反应，就用左手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第一，出去，第二，绕过教堂。阿尔伯特服从了，离开教堂，向右转，绕过教堂，看见一群年轻人，站在一个像是地下室的门前，抽着烟。看到一个牌子，他发现原来这里是教堂的电影院。他走过去排在队伍里，并不知道今天放什么电影。
这里没有收款处，只有一个很像教堂司事的男人，但没有穿灰色长袍，而是一件长几及膝的大毛衣，手里拿着一个以前电车售票员用的那种钳子。阿尔伯特没有门票。那男人跟他解释，本来也没有门票，必须成为会员才能进去。只要买一张可看十二场电影的旺季票，就自动成为会员。每星期六下午放电影。阿尔伯特忽然害怕再到广场上去，就问他能不能现在成为会员。那男人说不行。阿尔伯特必须到管理处去买前面说的旺季票，而管理处只有上午对外办公。阿尔伯特跟那男人说，他明天一定会去办。那男人说“好吧”，却没有让开。看来他以为阿尔伯特会走开的。但是阿尔伯特不想走。他想进电影院。一定要进去。说什么也要进去。如果他不能看电影，而是又到广场上去，他会昏过去的。或者哭得浑身颤抖。或者发羊角风。或者把胳膊腿上的皮一块块撕下来，撕到自己流血。阿尔伯特患上了广场恐惧症。卡波尼亚广场恐惧症。
也许那男人体会到了阿尔伯特的难处。也许他觉得这件事太麻烦，因为后面已经堆了一群人，急着进电影院。那男人往旁边跨了一步，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示意阿尔伯特进去。阿尔伯特说了声“谢谢”，又补了一句“多谢”，走进了放映厅。里面相当宽敞，还没有多少人。一些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大部分观众都是老人，也许是退休者，是靠养老金过日子的人。阿尔伯特找了个离那些年轻人稍远的座位。他还不知道放什么电影，四下看了看，向坐在身后的一个人打听放什么电影。这人好像没听懂，他有一张清癯的四方脸，穿一件黑色大衣，扣子一直扣到领口，戴一顶镶皮的便帽。一个退休的牧羊人，阿尔伯特想，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这男人向前弯了弯身子，摘下便帽，阿尔伯特又问了第三遍是什么电影。摘下了帽子，这男人似乎听明白了。但他没有回答，而是伸手到大衣袋里，摸出会员证来，仔细看看列有电影名并注明日期的单子，又把会员证贴在眼前看看，回答说：“《潜行者》。”
阿尔伯特谢过这位用意大利口音缓慢地说出“潜行者”这个词的老人，他看过这部电影。在柏林，若是你身处某类人当中，有些电影是不能不看的。在撒丁岛牧羊人当中一定不是这样。看了一遍还不够，还得多看几遍。最好衣袋里揣着剧本。这类电影中除了戈达尔（戈达尔1930一，法国电影导演）的所谓通俗易懂的《精疲力尽》之外，还有《朱尔和吉姆》、《安德烈… 卢布廖夫》、《红圈中的四》、《妈妈和野鸡》，还有《潜行者》（《朱尔和吉姆》由法国导演特吕弗1932一1984执导。《安德烈·卢布廖夫》、《潜行者》由苏联导演安德烈… 塔可夫斯基1932一1986执导。《红圈中的四》由法国导演让一皮埃尔·梅尔维尔1917—1973执导）。
偏偏放的是《潜行者》。他宁可看《罗马妈妈》或是《苦米》（《罗马妈妈》由帕索里尼执导。《苦米》由意大利导演德·桑蒂斯19l7—1997执导）。《潜行者》让他压抑，而且无聊之极。说起来，在一阵无聊过去之后，就可以将之甩掉，这是经验之谈。可是《潜行者》的无聊却是甩不掉的。《潜行者》的无聊会钻进衣服里，细胞里，让人在几天内都只好拖着它，身上闻起来都有一股子无聊味儿。
这部电影他看过两遍，都是俄语的，有英语字幕。第一遍他只感到压抑，只不过是电影刚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只有开头的紧张情节让他压抑。过了一天，他看了第二遍，就发现皮肤起了病态的变化。大腿内侧和手腕上起了圆形的小疱疹，先是渗出水来，后来就化了脓。皮肤科医生用可的松给他治，幸好见效。可的松对治《潜行者》有效。先前医生还问他有没有接触化学物品或是到过热带地区。
阿尔伯特否认了，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他没有提起《潜行者》。
拿钳子的男人走进了放映厅，向观众看看，逡巡片刻，好像是在估算观众的人数，又从放映厅右侧的门出去了。现在电影该开演了。只要把灯熄掉就行了。
可是灯没有熄掉。左侧的门反而又开了，一位神父走了进来。他身穿简朴的黑色法衣，看样子没刮过胡子，要么就是胡子长得太快。他手持一支无线话筒，通过话筒向观众问好，又说，今天放的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也是一部很难的电影。
但是，生活不也是艰难的吗？上帝本身不是也很艰难吗？
神父看着观众，他的眼光也从阿尔伯特身上掠过，一时之间，阿尔伯特觉得有义务对神父的问题做出反应，嘟囔一声“是的”，至少点点头。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反应显得傻头傻脑。神父介绍了导演塔可夫斯基，举出他执导的片子，又提到他的父亲，作家阿尔谢尼伊（指俄罗斯诗人、翻译家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1907—1989），做儿子的在电影中引用了他的诗句。神父说，这是一位尊重父亲的话的儿子，还提到了电影《乡愁》，这部片子阿尔伯特没看过。他谈到圣加尔加诺教堂（在煮大利中部城市锡耶纳）的废墟，在塔可夫斯基的童年，这座教堂像在胡桃壳里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包括父母的房子、狗和放鸭的池塘。
教士说，雪落在圣加尔加诺的圣坛上，一边向后看看，又望望天花板。但是他后面不是圣坛，而是银幕，头上只是黑色的天花板。神父好像被自己的话打动了，说得嘴角泛出了白沫，拿出一方手帕来擦嘴。
阿尔伯特看到过圣加尔加诺废墟的照片。但是他不知道这与塔可夫斯基的童年有关。这时他觉得放映厅里冷飕飕的。身后的老人倒准备充分，穿着冬大衣，还戴上了镶皮帽子。这时教士拿出一个记有笔记的纸条，转而谈起《潜行者》来，就像电影学院里的老师一样侃侃而谈。他谈到塔可夫斯基运用的电影手法，谈到连续镜头、剪辑，谈到灯光和声效。后来他又谈起封锁区来。封锁区是不准随便进入的地区，是只能容纳毫无前途的人的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希望之地。封锁区是实现愿望的地方。阿尔伯特想，在他的想象中，希望之地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潮湿肮脏、阴森破败的监牢般的所在。可是教士似乎对封锁区着了迷，在不必要的地方也使用这个词，对电影的介绍变成了对封锁区的热情召唤，变成了一曲赞歌，而且不断升温，越说越起劲儿。忽然一声短暂却尖利的哨声盖住了神父的话，他住了嘴，向几个一直很不安分的年轻人看看。但这不是那几个年轻人发出来的，因为当神父想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又响起一声更长的哨声，听得出是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看来是话筒出了问题。神父向后墙看看，放映小间就在那里。
也许不是话筒的问题，而是同时管理扩音设备的放映员的问题。也许他不耐烦了，在调节器上搞了点花样。可是看不见放映员的影子。话筒好像彻底关掉了。神父扬着脑袋，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