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不管怎么说，这种对“男子汉”的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就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自然、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苟如此，岂非北京的男人，也要“女性化”了？
也许，这种担心并无必要。因为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那么，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又如何呢？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骑士并不等于侠客，体育并不等于武术，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在国与国之间距离逐渐缩小，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已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挡的事情。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现代中国的男子汉可不该是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都以既全然不同于旧江湖武侠，又全然不同于旧才子佳人的崭新面目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只要是作者所欲肯定者，都差不多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词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当时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就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其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寻找男子汉”或“重塑男子汉”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不少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的名字，我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见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要言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只会压迫女人的男人当然不算男人。其结果，宋以后的男人并未因其对女人的压迫而更像男人，反倒是，作为现实的“镜像”，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我们打算留到本书最后一章去讨论。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呢？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一）贤妻良母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而在这些类型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型。
贤妻良母传统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女人们（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
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希望一个女人是“贤妻良母”，正如希望一个男人是“贤夫良父”的要求。至少是，“良父”的要求或许是有的，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什么的。但下面要紧接着又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最多，也不过要求他在道德方面，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楷模作用罢了。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决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决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违背女子天性的。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但其实际内容却往往是“好媳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贤妻的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孝敬公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往往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连饮食，也要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媳妇，首先要由公婆来裁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这些人虽非最高裁判官，但多半也有评委的资格，而且目光的挑剔，也未必亚于婆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要做“好媳妇”的，便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压抑自己的天性，扼杀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灵，努力去讨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阂的，甚至可能会是敌意的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干，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
除了“孝敬公婆”外，一个贤妻还必须“顺从丈夫”，也就是以丈夫的好恶为好恶，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换言之，无论在公婆面前，还是在丈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