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对于十局大赛和其他的棋赛，在心理上有什么不同没有呢？
答：在十局大赛的时候，每一局都有决定性影响，非一口气拼力为之不可；感到棋赛时好像做梦一样，因为棋赛太长，不能很快放手。因为我一直专属于〃读卖〃新闻社（按：前此，吴氏不参加一般棋赛，只参加〃读卖新闻〃所举办的十局棋赛）。如果十局赛输了，等于从〃名人〃挑战权联赛中受淘汰。所以，我的立场，比我的对手要苦。（按：非胜不可，败即退下擂台，不但影响声誉，而影响收入。）
问：生平最不能忘怀的，是哪一局棋呢？
答：与秀哉各人所下的二子局。（按：吴氏初到日本，与当时日本棋王对局，让吴二子，是考验棋力的一局棋，该局棋吴氏获胜。）这是成为职业棋士的考试棋，是决定命运的一局棋。
问：您用什么方法增进棋力呢？
答：13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与当时全国最强的高手对局，拿白棋虽然获胜，但对局的次数毕竟太少了。（按：意指当时无法在实战中增进棋力，因无相当对手），在来日本之前曾研习〃方圆新法〃、〃敲玉余韵〃（皆为日本棋书），直到现在我在许多角的棋式及布局上，仍受这些书的影响。
问：对您自己的棋技有什么感想呢？
答：我的性格太软弱，不好争夺。像宫下、？
原、木谷、藤泽（朋斋）等人，皆喜好争战，能够酣畅地争强取胜。我是另一型的人，对这方面太弱，棋风多少偏向被动。从前没有让子办法，（按：现在日本对局办法，拿黑棋的人，要让四子到五子，枰面赢七目实算赢二目，因黑棋先走，一子可占牛角，占便宜。）棋赛时拿白棋的机会多，所以采用一点一点追赶的下法，现在实行了让子办法，下法当然不同了。在心理上说，我认为从容等待时机的方法较好。
问：吴先生今后开始参加〃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王座〃赛等一般的棋赛，对热爱吴先生的棋迷说，是不是有损他们对吴先生过去光辉的怀念呢？（按：吴氏过去不参加一般棋赛，只与最强的高手例如每年各种赛棋的优胜者作十局赛，所以一般棋士皆无机会与吴氏对局，能有机会对局，则引为毕生光荣，现在吴氏开始参加一般棋赛，在身份上是一种降格低就。）
答：我还没有达到受这种拘束的地位。同时，又没有到退休的年龄，虽然已下了40年的棋。现在我的体力和脑力都有些迟钝了，青年棋士们的棋力又突飞猛进，从这两方面看，我要想保持过去的成绩，当然有困难。但是不实际下过，还不能预断结果。古时的名人输了棋，权威即失坠，因此多不再下棋；现在时代不同了。人的命运在什么时候改变，事前不能预料。
（司马长风 译）
萧芳芳：演出母亲的新剧本
题按：明星萧芳芳在不惑之年攻读儿童心理学硕士。她以幽默的口吻，畅谈母亲这门艰深的学问，并表示婆媳之道在于双方距离愈远愈好。但她认为西方的心理学分析，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人的问题。
做母亲是没人教的学问
问：在90年代的新家庭模式下，对母亲角色的要求已跟以前不同，随着现代妇女知识水平的提高，与在心理辅导学上对教养子女的重视，做母亲几乎成为一门学问。您对此有何意见？
答：如果我早知有儿童心理这回事，我可能不会生孩子！过往我从未想过在教导子女方面会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我觉得很奇怪，世上任何事情当你未尝试做之前都必须先学懂才做，好像你第一次打扫、煮饭，总可以找个人教您如何做好，但偏偏在做个好母亲这件重要事情上，就没有人可以教你怎样做。所以，在为人母亲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不少错误。如果你自知有错或可尝试改正，然而更多时候是你并不自觉的，后果也更严重。
当我有第一个孩子时，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教导，总以为上一代怎样对待我，我们便以同样的方法教导下一代，后来才觉得这种做法很不妥。我的母亲所用的完全是一种极权的教导方法，最重要的是服从听话，这明显对现在的子女并不奏效。所以，当我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我逐渐用另外一些比较民主的方法教导她。
问：您心目中有没有一个所谓理想母亲的典范，可以作为参考标准？
答：我但愿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典范，可惜现在还未找到。我想现代母亲都有自己不同的管教方式，并没有一条固定的方程式可以跟从，但要找到自己的方向，肯定要花上很多时间。
我觉得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往往不知不觉地摒弃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总以为西方心理学家对儿童心理的分析是对的。但我自从修读儿童心理学后，便懂得问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能否解释我们中国人的问题。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老套、封建。我以为，中国人讲尊敬老人家、对长辈有礼，便十分有意义。我觉得，我们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冲击下，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在美国我见过一些当地的小孩子目无尊长、行为放纵。玩得乐极忘形时在地上随处滚。我便向身边的女儿说：〃你虽然在美国读书，但千万不要染上他们的坏习惯。你学他们在地上滚来滚去，会气得我七窍生烟。〃所以，我认为在母亲扮演的多重角色中，担当一个中国人母亲的角色，教导子女应有的纪律是非常重要的。
学习接受女儿批评
问：那就换个方式问您，如果您的女儿指出您的错处，您可会接受？
答：这正是我目前要学习的地方，如果我真的有不对的地方，也要接受女儿的批评。开始时自己的内心真的感到很不舒服，后来就可以逐渐接受。
有时我希望可以对子女民主些，但问题是不知界限在哪里。毕竟我自小不是在一个民主的环境长大。虽然意识上察觉到应对儿女民主些，但有时感情上办不到。
有次我听女儿一位美国老师的意见，先征询女儿的同意才查看她的功课，以表示尊重。怎料她拒绝我的要求。当时真不知怎样反应，只好返回自己房间即时检讨，但心头的怒气始终难消。
我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绝对不能接受后辈的拒绝。我自己正在学习中，但有时确实忍得很辛苦，就觉得香港的母亲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很难自处。
问：您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母亲？您认识的朋友当中有没有您佩服的传统母亲？
答：我有些朋友的母亲很知情识趣，又很会忍耐，我不知能否学到。她们全是上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的母亲仍在彷徨摸索中，经常以电话交流心得。
有些典型中国母亲对丈夫服从，对子女服侍周到，毫无怨言。也不能说我很羡慕她们，但如果她们真的甘心乐意这样做，我会很佩服她们。新一代母亲会问很多问题，上一代母亲们却从不发出疑问。
避免重复母亲错误
问：您受您母亲的影响有多大？
答：颇大，因我自小父亲便去世，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她对我的影响自然大。她是个很传统的母亲，所以她以前教导过我的，而我认为是不对的地方，我便尽量避免用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问：您在她身上又发现哪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或美德，可以作为借鉴？
答：譬如她经常说的〃疾风知劲草〃这类教诲，我觉得还是颇实用，可令我在任何环境都能克服困难。我的母亲给我的感觉是十分坚强，或许这是上一代女性的特质。她也教我守诺言，这都是传统的美德。
不过，有些地方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好像她过分害怕老来无依，经常在我耳边提醒我要孝顺，使我感到做少一点就有罪恶感。或许这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老人家都缺乏保障。
问：有没有两代母亲对话的机会，让大家交换意见和想法？
答：没有，上一代的思想和态度很难改变。她觉得我教女儿的方法过分宽松，她要求绝对的听话，不准有意见；但我女儿偏偏对事情经常有意见，我母亲就受不了。如何处理这些事情非常伤脑筋，我只好教女儿在她面前做个〃乖乖〃的孩子了事。
离婆婆愈远愈好
问：中国人讨论现代母亲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于婆媳之争，您怎样看这个切身的问题？
答：我在婚前一直有个想法：找男朋友也好，找丈夫也好，首先要问他的母亲在哪里？哈！哈！哈！
真的，我很恐惧这个问题。我见过很多例子，媳妇受尽委屈地跑出来哭诉受到家婆的气，形容自己身处人间地狱。我不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绝对不肯在这种情况下就范。我深信自己很难处理这个问题。
婆媳间经常发生冲突，我怀疑是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受到男性的压抑，以至于产生很多抑郁。这些抑郁自然需要发泄，而发泄的对象又很自然落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最终是一代一代地发泄下去。
问：苦了女人，还苦了夹在中间的男人？
答：对，但这个问题本来就是由男人制造出来的。哈！哈！
问：您又怎样教您的女儿将来处理这事？
答：我曾以说笑的形式对她说，若她将来要出嫁，丈夫的父母住得越远，对她越有好处。由于我重复说过很多遍这个笑话，我想她一定会知道当中的道理。
及早安排晚年
问：一个母亲紧紧抓住自己的儿子不〃放手〃，甚至争夺对他的拥有权，是否可能出于一种母亲的情意结，害怕失去自己的儿女？
答：我也知道自己的子女有一天长大会离开自己，所以我现在已开始做出准备，开拓自己的事业。我修读了儿童心理临床辅导的学位，到时可以将自己转到这方面去。我跟我的子女说，我现在做的对将来双方都有好处。你们会有自己的朋友和家庭，我也有自己的〃出路〃。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的子女只不过是上大学念书，也弄得他们死去活来，痛苦不已。
问：做了母亲之后有没有改变您的自我认识？
答：面对子女的批评时，起初觉得很不舒服，但由于明白到他们是善意的，而并非是要令自己丢脸，所以在态度上渐渐转变。我觉得从子女身上才学到什么是民主。没有这样一个对象，恐怕很难体验到民主的精神。
问：有些女性认为自己一生中如果未曾做过母亲，不能亲手抚养自己的子女，是一种遗憾。您觉得做母亲是否一个女性必经的阶段？
答：或者只因为这件事属于多数女人会做，而她一个人没有做，所以她才感到遗憾吧？哈！哈！
问：也许当中有些深刻的感受是真实的？
答：不过如果你问她遗憾些什么，她也未能回答你。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未必知道。好像电脑输入资料一样，我们自小开始就有很多观念，价值进入我们的脑中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它们却经常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思想。
《明报月刊》执行编辑林志光
傅聪：演奏艺术及东西文化
日期：1992年4月18日（星期六）。
地点：香港酒店一个放备了白色大钢琴的房间。
出席：潘耀明（《明报月刊》总编辑） 方礼年（《明报月刊》执行编辑）
列席：史易堂（〃史易堂艺术工作室〃室主1992年4月21日〃傅聪钢琴演奏会〃主办人。）
颜惠贞
记录：陆离
每次有机会见到傅聪先生，总觉有点抱歉抱歉自己不是一位美人总是直觉到傅聪心里、脑里、指下、身边，应该都是〃美〃的东西。平凡如我，出现在傅聪跟前，未免要害傅聪下凡容忍了。
何况傅聪的确是一位美男子。年近60，纵然近距离细看，仍有三四十岁的神态与容貌。一口整齐雪白健康的牙齿，尤其坦荡荡。
这次访问，为求审慎，已请傅聪先生过目。
陆离识
陆：首先请傅聪先生讲一下，关于话剧《傅雷与傅聪》将来他们重演的时候，有些什么具体的问题，需要修正或者改进。譬如最好用普通话演出，不要用广东话。又譬如那几场芭蕾舞是否应该删去，之类。
傅（沉思好一会）：这个问题啊，我总是觉得我不太好加以评论。我基本上的感觉是，这个剧本，出发点是好的，想法也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品来讲，一切艺术，如果太具体地用一些真人真事，就很难真真正正成为一个艺术品。好像我曾经跟白桦说过，列宁从前有一句话，说肖邦是埋在花朵里面的一尊大炮。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大炮一定要埋在花朵里。千万不要是真真正正的大炮。
譬如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吧，他是写得如何的若即若离若虚若实，才成为艺术。
当然我的父亲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以为是值得写的。但是怎样转化成为一件艺术品，不简单。
我想《傅雷与傅聪》的作者，已经写得很不容易了。因为事实上真的要了解我爸爸，并不容易。要了解他，不光是要靠〃文革〃那一段具体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不够的。要了解他整个的人，得从他的青年时代，整个的发展。而且要真真正正了解我爸爸这个人，需要跟他很接近，懂得他很多特殊的性情，心理变化，他的嗜好，等等等等。他是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人，特殊丰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所以我说胡伟民先生编写这个剧本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过对我来讲这当然是简单化了一点，口号化了一点。尤其是关于我的那一部分，他们对我的了解，更加皮毛。但这也很难怪责他们，因为大家的背景并不一样，生活的环境和经历也并不相同。
我们发展中国音乐实在需要像谭小麟这样一位人物。他一方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一方面又掌握了西方音乐最高的技术，也对西方文化有真正的了解，是〃通〃的。
陆：大约20年前，香港有一本现已停刊的杂志《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