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一次收到吉米一封信。我把手头的活计放下，停了几分钟，这样我就可以把信念给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干活的妇女听。每当我收到一封航空信时，她们都很兴奋，因为她们连一般的信都没收到过。当然，那是因为她们不识字。
“‘亲爱的小夫人。’”我读下去。所有的姑娘都叹了口气。小夫人！然后，我又把通常的内容读给她们听。
他多么爱我呀。大家都格格格地笑起来。
他怎样整天为我祈祷呀。她们又叹了口气。
他读书用功得头都要炸了。她们大笑起来。
在基督教青年会上乡村舞蹈课好有意思呀。我停下了，舞蹈课！
姑娘们一声不吭，回头干自己的活去了。我看看自己变粗的手指尖。我想象吉米正握住一位漂亮姑娘的纤手。他怎么能既爱我，又和别的姑娘跳舞呢？他怎么能一面闭上眼睛为我祈祷，一面又拍手又跺脚的？然后我又想，他说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或许是说他已经和别人，而不是和我结了婚呢？一下子，吉米在我脑海中跳起舞来，越跳越快──一、二、三，跳下教堂走廊，跳进一个新夫人的怀抱！
类似这样的念头爬进了我的脑袋，我被它们紧紧缠住了，不知怎么把它们赶走。我无能为力，只能等着瞧，等着瞧。我有时想，或许我是空等一场。但是随后我又赶走这个念头，回想起我和吉米度过的美好时光，他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
除了杜阿姨外，还有许多人来看我。老阿婶和新阿婶抽不出时间经常来看我。花生只来过一次，后来她和小俞的母亲马上就搬出了那屋子，失踪了。我父亲当然没有来，或许他连我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我听说他现在还在做梦，他的脑子跑到另外地方去了。他躺在床上，无论是睁眼还是闭眼，好像都无所谓了。
但有一天，三妈和五妈两个人一起来了，我很惊讶。但我随即就发现她们穿了一身白衣服，我就明白我父亲的太太们的来意了。
“死了？”我说。
三妈点点头，五妈别转脸去。然后她们就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我想起了父亲给我金条的那一天。
“他死的时候神志很清楚，”五妈说，“他到死都是很坚强的。”
我点点头。这些都是一般的客套话。我感谢她们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但三妈说，“真的，他临死前好奇怪呀。他的神志那么清醒。”
“真是个奇迹呀。”五妈说。
“兴许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骗我们，”三妈说，“假装不会说话。你父亲真能忍呀。”
“我觉得这是个奇迹。”五妈说。
“事情是这样的，”三妈说，“五天前，我像平时一样，到他房间去，想给他喂点稀饭。结果他没吃多少。每天我都得撬开他的嘴，给他灌点东西下去。真的，他比娃娃还难侍候，不肯吃，还常常尿床。那天早上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吼道，‘观音娘娘啊，让他把嘴张开来吧！’突然，他的眼睛亮起来了，盯住我。我寻思，嗯，莫非他听见我说话了？我就对他说了，‘吃一点吧，吃，吃。’他看看我，开口了，用p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就这句话，冲口而出了！因为差不多快七年了，他没说过一句话──可现在，‘那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我赶紧迈动两条老腿下楼去。”
五妈点点头，“她跟我讲了这事，我还不信哩。我说，‘你也像他一样在做梦吧。’我就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
“我跟厨娘说了，”三妈说，“文太太听说了也想去看看。于是大家全上了楼，带了馒头，包子，一大碗面条，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一进他的房间──嗯！──他已经睡着了。”
“我又说她了，”五妈说，“‘你是在做梦。’这时我发现窗子开得大大的，大风从外面吹进来了。‘干吗开窗？’我说着，走到窗前。这时他醒来说话了，‘让它开着！’”
“我们的嘴巴全像窗户那样开大了，”三妈说，“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馒头，他吃了。厨娘给他一张大饼，他也吃了。于是文太太赶紧下楼去叫她丈夫和儿子来看。他们就上来了。”
“我们全看见了，”五妈说，“你父亲看看四周，见大家都站在那儿，就皱起了眉头。他说，‘这儿出什么事了？干吗这么寒酸相？
我的画呢，我的地毯呢？’”
“他就跟以前一模一样了，”三妈说，“非常自大，主意很多。
五妈点点头，“我告诉他，‘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全没了。没那么多钱来整这些东西了。’他说，‘怎么会没有钱的？’我说，‘现在不景气，到处都一样，不光是我们。钞票不值钱，床上的破布还更值钱些哩。’”
“他说，‘我不是在说钞票。金子！金子！你这猪猡！’”
三妈拍拍手，“然后你猜怎么着？文福马上说了‘什么金子，哪里有金子？’你父亲看看文福，好像他女婿长了个榆木脑袋似的。‘就在这里！’他说，‘当然在这屋子里。全是金条，跟你手指一样粗，跟你身子一样重。’
“‘哇！这屋子里没金条呀。’文福说。
“于是你父亲咧嘴笑了，‘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藏哪了。好多年前，我就把它藏起来了。’然后你父亲拍拍脑袋。‘让我想想看──在哪堵墙壁后面？在哪块地板下面？’”
“哎哟！”五妈说，“我们马上就明白你父亲要干什么了。这种举动我们以前见过好多次，可有心计哪。他是在一点一点地吊他的胃口，而文福就像一只上钩的猫跟在后面，乱嗅乱扑！当文福问‘在哪儿？在哪儿？’的时候，你父亲就挥挥手叫他走开。他说，‘现在我累了。过几个钟头再来，我告诉你。’说完你父亲就闭上眼睛，又回到梦中去了。”
“文福又能怎么着？”五妈说，“他说，‘哇！这老头疯了！’但我们见文福和他父亲下楼去了。我们听他们在敲墙壁，敲地板，已经在找起来了。”
“过了三个钟头，”三妈用颤抖的嗓音说，“我们又上楼来了，可你父亲已经去了。真可怜啊！我摇摇他，说，‘什么？你醒了一会儿，那么快就去了，你也不为你这老伴想想啊？’”
“我们全都哭了，哭得好伤心哪。”五妈说，“而这个文福实在太可恶，可恶得叫人难以相信啊！你父亲还躺在那儿，尸骨未寒哪，文福就开始在他床边的墙上凿洞了，太可恶了！”
“过了五天，”三妈说，“你父亲房间里所有的墙壁和地板全被凿得个乱七八糟，文福还打算凿另外房间呢。”
“至于我们嘛，”五妈说，“倒不在乎另外房间怎么样，哪怕他弄个底朝天，我们也管不着。我们明天就走了，住到烟台我兄弟家去。他请我们去，我们已经答应了。”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三妈和五妈说完后望着我，看我怎么说。我心里就像打破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啊：对死去的父亲的悲痛，对文福的气愤，对即将离开的三妈和五妈的难过，──我们都是无依无靠，没有指望了。
“哎！”我说，“真是苦得难以下咽啊。你们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真是太惨了！眼看我们所有的钱财全落到这么一个坏蛋手中，太可怕了！”
三妈皱起了眉头，“这屋子里没有金子。我们刚才说的难道你没听清？我们知道你父亲，他干吗要把金子留给一个他讨厌的人？他最后一次醒来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给文福一个诅咒。”
“这么说来那屋子就这样白白地毁了？”我喊道。
“白白地？”三妈说，“你以为我们和文福住一起没吃苦头啊？
你以为就你一个被文福捏在手心啊？眼下你父亲正牵著文福的鼻子团团转呢，眼下文福正在寻你父亲的梦呢，眼下这屋子正塌下来压在他头顶呢，可不是什么白白地！”
瞧，这里有一封我给你父亲的电报，我问他我是否能去美国，做他的妻子。你瞧，他把这封电报保留下来了，他接到它时甭提有多高兴了。但他的回电不在这儿。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我老想忘了它。
第二十四章 报恩
一天，杜阿姨给我带来一个惊喜──胡兰，肚里还怀了个孩子呢！我哭了，看到她好高兴啊。她也哭了，到监狱里来与我相见，心里难受极了。这是1949年2月，这时我已经在狱中待了一年多了。
我们通过几次信，我给她写过五次，可她大概只给我写过三次。
她老是为自己找借口，说家国去世后，怕自己写不好。我想起了杜阿姨跟我讲过胡兰的痛苦，也就不怪她信来得少，写得语无伦次了。在她最近的一封信里，她说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她没说是什么事──只说她很开心，要让我也开心。
那么这就是她的新闻了：她又结婚了，嫁了个好男人，匡安。这是你亨利舅舅以前的名字，后来他才改为亨利·匡。呵，他那时的相貌和现在相比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他那会儿瘦得皮包骨头，哪像现在挺着个大肚子；一头浓黑的头发，眼镜片也没现在这么厚。他虽说不上英俊，但看上去还是蛮讨人喜欢的，说话彬彬有礼。海伦会告诉你他们是怎么相识的。当时家国去世才半年，她会告诉你这是一见钟情。或许他是这样的，可我觉得她考虑得很实际。她看准了机会，就抓住了，一点也不错过。
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知道胡兰是多么爱家国。她对他可真算得上一往情深，就像我和你父亲一样。我想她只有一点遗憾，就是家国没有同样对待她。她对他一见钟情，他对她彬彬有礼。
但匡安爱胡兰爱得神魂颠倒！无论她要什么，他马上就给办。她要他帮我出狱。他本来是个什么军官，驻扎在东北。共产党解放东北后，把所有的旧军人都赶出去了，于是他和胡兰就到了天津。后来这个城市也被攻占了，他们又跑到上海。他在上海有个同学，大有来头，是全市教育界的头。这个人跟律师、法官和警察搞得很熟。胡兰说，匡安只要跟这个教育部长说一句话，一个个传过去，最后我就能出狱了。
我相信她。我没问，匡安真有那么大能耐吗？他的朋友会听吗？
蹲监狱的时候，只要有人给你一点点希望，你就会抓住不放，不管它是哪儿来的。
我在狱中大概又待了两个月，一天，有人来叫我了，说，“江雯丽，可以出狱了。”就这么简单。我什么也没问，也没人给我作解释。我和难友一一握了手，祝她们过上好日子。我还想再说什么，她们把我嘘出来了，叫我赶快走，免得机会失掉。
出大门前，一个狱警给我一份文件，要我签字，说我自由了。在这份文件的“因何出狱”栏上，已经有人写了：“错判”。你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就因为一个错误，让我在监狱中待了一年多！终于自由了，我高兴得哭了起来，但同时心里又很气。
杜阿姨等在监狱外面，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回到我和吉米一块住过的那个套房。一路上我发现这个城市变了样子：银行、商店、学校和饭店，那么多地方全都关了门；大街上小轿车开来开去，里面挤满了人和东西，包裹塞得满满的，从车窗里挤出来了。
人们总是说，每天有十万人在逛南京路。我出狱的那天，肯定有十万人推着手拉车，车里塞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大米啦，貂皮大衣啦，诸如此类的东西。杜阿姨说，他们都是去火车站和轮船码头的，想赶在共产党来之前逃到广东和香港去。
我到家的时候，胡兰正在做饭。她冲上来，捏捏我的瘦脸说：“或许我做菜的手艺从来就比不上你，可今天，我想你的胃口会比平时更好。”她的新丈夫把我引到沙发上，叫我把头靠在靠背上，把脚搁起来舒服些。我真心地感谢他。
“匡安，”我说，“要没有你的帮助……”
他打断了我的感谢话，“不要再提起了。”
“真的，”我说，“要再在那儿待下去我连六个月都活不到了。”
“你已经出来了，”他说，“就好了嘛。一切都过去了。”
真的，他真是太客气了。于是我也很可笑地变得客气起来。“我知道这事得费多大周折呀，”我说，“说不定你还得花些钱呢。不管怎么说，我永远欠你们的情。有朝一日你用得着你们的朋友江雯丽，尽管开口。每次只要我能办到，只会增加我的快乐。”
他的脸红了。我想，他那么谦虚。
胡兰像只百舌鸟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不早告诉过你吗？
只要一句话，匡安不过说了一句话嘛。好多大人物他全认识。当然我也跟在他后面跑了好几次。我说，干吗要拖那么久呢，让她快点出来嘛。”
“不要再说话了，”杜阿姨说，“瞧这可怜的小人都瘦得什么样了，风一吹就能倒。”这倒是真的，我大概比一年前轻了十磅，后来就一直很瘦。
我回家后吃的第一顿饭很简单：菠菜炒香菇片，鸡蛋蒸肉饼，油煎黄鱼，外加一碗鱼头汤。三菜一汤，四个人吃，分量也很少。我觉得杜阿姨看到我在打量最后一个菜，明白我在惊讶没菜上来了。
“这顿饭很难得。”她解释说。
“哦！”我附和了一句，“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是的，可你该知道，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这种东西了。”
“新币又贬值了，”胡兰说，“买一袋米，要六百万新币哪。真荒唐！钱比米还重！”
“那么今晚这顿你是怎么付的呢？”我问。
“我卖掉一只小玉镯，”杜阿姨说，见我一脸愕然，她又加了一句，“只能如此了。全靠这些东西了，只有这些东西还值钱。要是他们发现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就把你毙了。国民党会对准你的脑袋开枪。”
“我们没钱了？”我问杜阿姨。
“我不能说这话。我说他们不让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我们还有一根小金条，是从你的银行户头兑出来的，还有吉米寄给我们的大约两百美元。另外还有你的金手镯、金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