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李自成结局的研究还会继续，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许会发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向人揭示这一谜案的真相。
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的窖藏珠宝流落何处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珠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
1864年7月，作为太平天国首都11年的天京（南京）失陷。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目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横财，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财宝都藏在此地。湘军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们捞尽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几万名女俘虏，一并作为胜利品带回去。但是，他们远不满足，“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而认为还有更多财宝埋藏在地下各处。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为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却始终未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事宜。
天京确实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城破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则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 ：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多处寻掘，仍毫无收获。
这种事情，20世纪初多有传闻，众说纷纭，成为疑案。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只有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见旧时面貌，据介绍，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洪秀全窖金的事，将园中湖水放干，但也一无所获。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传闻很多，却没有证据。曾国藩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然而《能静居士日记》中却说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国藩兄弟俩当然所获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这时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确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可能。
对于如此巨额的窖藏珠宝，当然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因此会众说纷纭，但这些珠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
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畔信函之谜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军四川，打算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上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在写《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是用翼王所遗之柬贴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按照萧一山的说法，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但是，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遣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以为真品”，因此，他的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这件事十分怀疑。他认为是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他的意图是要为父亲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唐鸿学知此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在信中怎么会称唐友耕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修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抄本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没有经过唐鸿学篡改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旧只是推测，为什么日期不对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将领流亡海外有多少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其将士流落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逃避到海外去了。
那么究竟有哪些人出奔、安居海外呢？这里说的海外，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这些地方都在清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外。
毗连广东的香港是太平军将士逃亡海外理想的落脚点和桥头堡。早在天京内讧后，能文善武的赖汉英目睹同室操戈，所以对太平天国失去了信心，从南京溜出，在香港寄居多年后于20世纪初始返回家乡。此说有传奇色彩，不足为信。但实际上，天京沦陷后，确实有些太平天国人物匿居香港。现在有记录的是曾担任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他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明里则开设金成泰店，后来和另一个匿居香港的人先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
据简又文调查，到香港避难的还有洪秀全的三个本家侄子：琅王洪魁元以磨剪刀掩护 ；后来当上警察的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最后又在九龙红开设广济堂药店；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后改名为洪和，自卖身为猪仔赴古巴充任挖鸟粪劳工，后返香港悬壶行医，后来辛亥革命前夕，策划建立“大明顺天国”的洪全福就是他。
上述仅是能够列举名字的头面人物，随着岁月流逝，其他流亡海外的人因缺乏文字和口头传说，其事迹就不得而知了。
不少的太平军成员赴美国，这与美国要开垦西部时需要大量劳工有关，19世纪中期是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工。英国少校、“常胜军”领队戈登在攻陷苏州后，将太平军俘虏充作猪仔，用兵轮装到海外圭亚那等英国殖民地当苦工，可见美洲也是需要劳工的。那么这些太平军成员为什么要横渡太平洋跑向美洲呢？像洪仁长子、能以英文会话的洪葵元，在天京失陷后出逃到广东浮海，后来到美国哥朗帮工，后就寄住南美洲英属圭亚那。据广东花县纪念馆调查称，洪仁的后代在美国是确有其人的，流落南美洲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的太平军将领中还有国民党元老陈友仁的父亲。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已不再是封闭世界了。在此大背景下，太平军将士在失败后在大陆不能安身时，是懂得出奔海外的，所以就产生上述的真真假假的多种说法。囿于时空因素的限制，这里所举的每种说法，即使是言之凿凿，也还是事隔多年，后人的调查和追记，至于臆测、推理和编造那就在所难免，为什么对太平军将士流亡海外有这么多种说法，而匿居在香港和海外的太平军究竟有多少？看来还得随着今后文化学术的频繁交流，方能有较多的资料证实。
第四部分：军事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吗
《李秀成自述》据传是李秀成自己作的，这对评价他的功过及考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但自1864年《李秀成自述》的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
呤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就提出了质疑：“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李秀成自述》各种不同版本又陆续出现，人们围绕其真伪问题，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944年，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部分照片，从内容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作出仔细的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1956年，有人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又先后发表了。
1979年和1984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
陈旭麓针对荣孟源的看法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字句的款讳问题可能仅仅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然后他又提出疑问：《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
还有人认为，《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1978年4月8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