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虽行，亦必不至于败。”然则孔明亦以伐吴为失
计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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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直言策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
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
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
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
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之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
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
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十数，歌舞饮酒，忧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
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
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
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
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
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
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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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
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
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秦之
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
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
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於燕、
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
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
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
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
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夫韩、魏不能
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借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
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安于其
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以二国委秦而
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
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场尺寸之地，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
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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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论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
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
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
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
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字，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
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
外重。外重之弊，诸候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
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
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
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
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
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
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
乃大封候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
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
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
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
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去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
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
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
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
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
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
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
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
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
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予制之也。贞观之际，
大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朝
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
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
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忠。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
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而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
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
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
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
本末，猥以成败之遗纵，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
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
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
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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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
十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自以为威振四方，然刘从
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
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
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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