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州管理就业的官吏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决定受理这宗案件，调查该人是否属于因个性问题而在就业上遭到“歧视”。
结果，上告人竟然胜诉。法庭作出两条决定，要么让停车场老板雇用该名男子，要么就要陪上一笔不匪的官司费。老板只好选择了前者，并向法院支付了上告人的诉讼费。
第三条小新闻更有意思。这是1994年闻名全美的索赔案：一位老太太在麦当劳快餐店就餐时，被热咖啡烫伤了阴部，上告法庭后，竟获得三百万元的巨额赔赏。
连《纽约时报》的记者都颇带调侃味地写道：“问题在于：店家售卖咖啡给老太太，是让她放在桌上，不是要她夹在两腿之间——烫伤了那个部位的啊。”
言外之意是，责任应由老太太自己负担。
周山岭的大脑每隔几天就要被这样的奇闻异事刺激一下。他唯一的感觉是：原来人们也可以这样生活的啊。
国内的学友和老师问他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周山岭可巴怜怜地写信说：
“我在美国找不着北！”
周山岭曾给大学的班主任老师写过这么一故事——有一天深夜，我从巴尔地摩乘夜车到纽约去。因为是末班车，整个车厢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醉鬼，横倒在椅子上，鼾声大作。一个丑女，紧捏着钱包，神经质地坐在车厢门边，似乎随时准备跳下去。一个老头，将一份皱巴巴的旧报纸倒拿着看。
车子一站站驶去，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来一位满脸横肉的胖子，脸上还有一块刀伤。他上来后左看右看，然后毅然决定要坐到我身边。
后来才知道这个人竟然是越战下来的老兵。天天被鬼魂所缠。只有靠念佛度生。
他说，如果一天没念，晚上就睡不好，鬼魂就会出现。
你真想像不到，这个让我恐惧不安的人竟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穿的衣服共有十二个口袋，他说那衣服是他特地找人按他自己的设计做的，每一个口袋代表一个伤口。而今，那口袋里装的却是一本本有关佛主的小册子。他硬是塞了六本给我。希望我认真地看看……
周山岭在这封信里的最后一句话是：“美国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是在美国。”
第五章 危机四伏家庭女医生的特殊爱好
周山岭病了。就是那种心闷得发慌的感觉，吃没味，睡不好，精神总是紧张。大学本来是有校医务室的，可一位中国老乡关心着他，建议到固定一个家庭医生，以后有什么病只管到家庭医生那里看就是了。
那老乡还给周山岭推荐一个香港来的女医生，说是因为能说国语，交流上方便得多，不然，那些医药上的名字，从洋人医生嘴里发出来，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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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山岭当然听从了这个好心的老乡的建议。就将香港来的女医生固定为自己的家庭医生。
这女医生的姓氏很怪，周山岭从来没有记住，她是在英国拿的医学博士，却到美国一家小诊所上班。
第一次去看家庭女医生，周山岭发现她其实很年轻，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初看不觉得有什么美，但细细地看去，也还有几分姿色。那一次，女医生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周山岭不记得了，但反正没过几天，他的病就好了。似乎没吃什么药。好像更多的是心理治疗。
女医生说，从大陆到美国来读书的人得的什么病，她不用看也知道。
周山岭将女医生的这一句话倒是记住了。
因了有了家庭医生，周山岭一有不舒服就往女医生那儿跑。有时女医生也主动打电话来，提醒他要去体检或做些常规化验了。周山岭总是应声而去。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大约过了半年，有一天，周山岭又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了，就打电话去预约看病。女医生在电话说，她当天太忙，要他第二天下午五点到诊所去做体格检查。
周山岭去了后，女医生问了几句话，量了量血压后，就叫他到房间去把衣服全脱掉等她。
周山岭傻傻地问，“内裤也要脱吗？”
女医生说，“不脱我能检查吗？”
周山岭遵令而行。
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女医生敲门进来，很仔细地检查了周山岭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她问：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周山岭本来又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可出口的话却成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敲门？”
女医生很自然地说，“很简单，我在提醒你，我开始动手了。”
女医生又用手指轻轻敲打了一下周山岭的敏感部位，那地方立即作了反应，弄得周山岭很发窘。可女医生毫不介意。她检查完后，对周山岭说，没有病。一切正常。特别是那个东西超正常。
周山岭说，“超正常不就是不正常么？”
女医生说，“NO！超正常比正常还正常。”
周山岭说，可他还是感觉不舒服。女医生就将打开的门重新关上，并且上了锁。她熟练地脱下自己的裤子，两人就这样在女医生的私人诊所淋漓尽致地“做了一爱”。
穿好裤子后，女医生不动声色地问周山岭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周山岭如实答道：“气是通畅多了，却又显得浑身无力起来。”
女医生说，“回去睡一觉，明天就会神清气爽。”
就这样，周山岭与家庭女医生竟然不可思异地谈起恋爱来。
人们都说，两人相爱时，男人把女人比做星辰、飞鸟、天使等等与天空有关的事物；恩断情绝时，男人把天空据为己有，把爱过的女人放回到地面上去。
可对周山岭而言，他从来没有把女医生那么比喻过，也从来没有占据过她的天空。事实上，一切主动权好像都掌握在女医生手上。
女医生从不带周山岭到她的寓所。他们的爱全部在诊所做成的。
女医生说，“我喜欢这种有着冷冷的湿气，特别是有着药水味的环境里做爱。”
周山岭却觉得那药水味将他都快要窒息了。但他又像吃了毒品一样，离不开女医生。
在随后的一年里，女医生就经常利用检查身体的机会，跟周山岭做爱。而当周山岭有时主动找上门去时，即便那里面没有一个人，女医生也不跟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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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每一次都是女医生安排。
有一回，周山岭突发奇想，女医生对自己如此放肆，她会不会跟每个顾客都是这样？
但女医生明白地告诉周山岭：“不，你是我的第二个男人；第一男人是我的前夫。”
女医生有个爱好：在开始做爱时，她不脱上衣；脱上衣总是在周山岭快要来高潮的时候了。她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能清楚地知道周山岭的感觉。
女医生说，在那个时候脱上衣，是想冷却一下周山岭，拖延高潮的来临。每一次，女医生总是自己脱衣服，她脱得很慢，完全没有做爱的人那种激动感。而周山岭其实很清楚，她很激动，很兴奋，她的欲望很强烈。可她的理性也同样十分强烈。
在国内就听朋友说，找女人千万不要找学医的，因为她们把什么都琢磨透了。天天拿着镊子，在麻醉的人体器官上摆来摆去，想起这些，你还有心情做爱吗？
不过，周山岭觉得跟女医生做爱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有一天，女医生突然跟周山岭说：我最喜欢听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三年前听张明敏来美国演唱这首歌时，我都哭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哭得一塌糊涂。现在想来还不好意思呢。
这是唯一次让周山岭感觉女医生也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也是一个会撒娇、会说低眉软语的本色女人。
女医生告诉周山岭：按摩可使身体放松，减少对免疫系统造成损害的贤上腺皮素的产生。每天做四十五分钟的按摩，一个月后，免疫细胞数目会明显增加。
同时，经常笑并参加一些艺术活动。
因为笑可减少压力荷尔蒙，刺激免疫功能，使免疫细胞变得活跃。为了笑，可以看些搞笑的喜剧片、漫画书，也可听音乐、看展览和球赛。
此外，每天做五分种的白日梦——并暗示可以梦见跟与她或别的女人做爱，让愉快的画面从脑海中漂过。这样也能增加免疫细胞的数目和活力……
这些“家庭保健”活动让周山岭受益匪浅。但在跟女医生交往的所有时间里，他们两人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诸如“爱”啊或“情”啊之类的常规话，周山岭仍然是女医生的一个病人，她对周山岭的爱就是一个女医生对男病人的爱。
所以，周山岭最终决定离开，不是忍受不了这种爱，而是忍受不了那种散发着福尔马林防腐味的气味——那气味让女医生感觉兴奋，却让周山岭感觉在“尸体”上做爱。
第五章 危机四伏柏克莱的可爱之处与伊朗文化的“病毒”
那一次，送走阿东后，周山岭立即从芝加哥大学办理好了转学到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的一切手续。
没有搬到柏克莱以前，周山岭在芝加哥城住了快四年，当时真是年轻气盛，居然孟浪地给那里的市长写信，说某处交通盲点应设立“停”车牌以免车祸。
那是刚到芝加哥大学不久，看见学校像个联合国似的，全世界各国学人都有，遂以为美国就是人人平等的代码，人人可以提意见，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放响屁。
信发出后，居然收到了市长大人的亲笔回信。
周山岭为此兴奋了好几天呢，还将信拿给阿东看，让他一起分享这份光荣。因为市长在信中称赞道：“我以有你这样的市民为荣，要是我们的市民个个都像你这样的有责任感，我们的城市成为全国楷模将不会是梦想。”
周山岭还开着车带阿东去看那个“交通死角”，并说，一个月来已经在这里发出两起车祸了。
阿东为周山岭感到高兴，只是问了一句：他们真好很好修好这个地方吗？
周山岭肯定地说：那还用问吗？言下之意是：市长都亲自回信了！
然而，十分扫兴的是，几年后，那个转角处的交通盲点，仍然是瞎的，停车牌始终没设。
周山岭曾经想再写一封信去跟市长，后来一想，瞎操什么心啊！你以为市长说你是“模范市民”，你就真的是了？要知道，你不过是一个国际学生罢了。
也许，这也是周山岭想尽早离开芝加哥的原因，因为每次上街，一想起街上有一个自己关注的盲点，心里就很不舒服。一种鱼刺鲠喉的感觉让他有一种病态的痛苦。虽然阿东早就忘记了，就像市长早就忘记了写信的事一样，可周山岭自己记得很清楚。在周山岭心里，这城市充满着危机。有些危机是看不见的，可它像刀片一样，时不时地在人最脆弱的部位轻轻地划上一刀，就像当年的“身体失控”、“情绪失控”，以及与女医生的荒唐之爱，当然还有写给市长的信，那个城市的盲点以及很多很多别的危机。
周山岭悄悄地来到了柏克莱。就像加州大学本身的静谧和安详一样。周山岭抖落了一身疲惫，也抖落了沾满灰尘的中国古老文化的碎片。
柏克莱的可爱之处在于它的内在美。
周山岭觉得这种内在美可以融解芝加哥城的交通盲点或驱逐一下女医生留在身上的药水味。他记得最后一次去看女医生时，他们没有做爱。他告诉了自己的决定。女医生望着他，一言不发，过了好一阵子，才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女医生不会伤感的，不会的。她会摆弄手术刀，她会对付许多男人，她每天都忙不赢，没有时间去伤感。再说，周山岭也不值得她去伤感。
周山岭不停地对自己这么说。
加州的阳光特别黄，黄得透明，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由高速公路直通柏克莱校园的大学街上，前有小印度，后有台湾饭店，一点都不豪华，也谈不上美观。校区主街上的流浪人和职业乞丐几乎一样的多。一到周末，农贸市场的赶集，第四街的“雅痞”们，各自心安理得，交易的交易，溜达的溜达，喝咖啡的喝咖啡。
清教徒和自由主义的开放思想汇集于这儿，就像老子打铁，庄子消遥，孔子读书，各行其是，共生共存。
这里少了芝加哥城的喧闹与浮华，却多了一份灵慧与淡泊，它恰恰能够抚摸周山岭那颗落寞骚乱的心。
周山岭想：这里或许不会有什么危机吧？然而，令周山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他就被一场“危机”轻易地给烧伤了。
原来，周山岭去台湾餐馆吃晚饭，餐馆生意好，都坐满了。只有一张小桌是空的，周山岭便兴冲冲地走了过去。他看见桌子上有一块白纱布，以为是老板留给顾客擦桌椅用的，就很自然地用它擦起来。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一个胖乎乎的女生气急败坏地冲上来，恶狠狠地抢过白纱布，见上面已弄了一点水，并被明显擦皱了，一下子竟哭了起来。
店里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吃喝，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餐馆老板赶紧跑出来，不停地对女顾客道歉。从老板的解释中，周山岭才发现自己触上了暗礁：那白纱布可不是桌布，而是这个女生的头巾。周山岭的行为严重地亵渎了真主阿拉。
正在这时，另外两个披着头巾的女生走了进来。原来这张餐床已经被哭泣的女生预订了——那个女生当时可能是上厕所或去干别的什么事去了，顺便将头巾脱下来，放在餐床上，以示这张餐桌已经有人了。
老板因为太忙，来不及向周山岭解释，结果闹出大的尴尬来：这几个女生是老板的熟客，她们是伊朗来的女学生！
那晚，三个女生没有心思再坐下来吃饭，赶紧回学生宿舍去忏悔。老板派人将饭菜打包好免费送上去，用真诚的道歉，化解了这一场危机。
不然的话，如果这三个女生一上告，说是污辱或践踏了她们的“国粹”，那么，不但老板这个店有灭顶之灾，而且，周山岭也脱不了干系——轻则受罚，重则坐牢。
后来，多去了几趟台湾餐馆，那老板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