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啦，好啦！”阿婷老公胆都吓破了，急得不停地跟阿婷解释说：“我不回去，我肯定不回香港，我就在这里陪你。”
我一看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跟这对老夫少妻告辞。直到这时候，我才感到身上的薄毛衣已经被冷汗打湿了，手心上也是汗，都是吓出来的！临走时，阿婷老公塞给我一张纸条说：“阿敏，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打个香港电话给秦生，就说我姓郭名冠清，是他的好朋友，叫他替我想办法跟我老婆说。”
在邮电所，我拨通了纸条上的香港电话，一位沙哑的老年人的声音传来。我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个叫郭冠清的人。对方回答说，认识。我就将下午之事说了一遍。对方叹了口气说：“我早知他会出事，搞什么鬼？北上去滚滚出一个女仔，现在好了，人家跟你拼命了。”
我千叮咛万嘱托，让他一定帮郭先生打个圆场什么的。对方说，猜都猜得到啦！现在北上包女仔，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想到连家都不要了。然后，挺有礼貌地说了声：多谢。然后收线。刚挂完电话，一阵零散的鞭炮声响起，给即将到来的有人欢乐有人愁的除夕之夜，增添了几许热闹。
初一上午，我被阿洁的拜年电话吵醒。她叫我立刻起床，去她家吃饭。我赶过去时，阿洁的老公还未起床。我在客厅里小坐片刻，建议她陪我一同去看看楼上的阿金。
三天前，我曾跟阿洁去拜访过她的同乡女友阿金，感觉上阿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精神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
我所了解的二奶，在投身做二奶之前，大都还是有职业的。我的调查统计表明，下列几种职业比较容易接触香港客，也就相对容易成为包养对象：西餐厅服务员、部长，卡拉OK的DJ女与咨客，发廊妹，桑拿女，还有就是打工妹。
对于内地来深的相当一部分打工妹来说，动荡与漂泊的生活决定了她们婚恋的不幸与无奈。在她们当中，大部分人努力在同乡中找对象，明确关系后再度联手打工，多年后有一笔钱回乡养老，这是打工妹中的“幸运一族”。有的打工妹年龄渐大，“门庭冷落”之后，不得不回乡找一个农民嫁出去。因为见过大世面，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和一个种田人独处，心中的落寞难以言诉。许多打工妹幻想在花园式的大都市深圳定居，但国内户籍制度的限制，尤其是农转非的艰难，加上深圳生活费用之高，让她们无法圆梦。于是，不少打工妹想方设法找一个港人或深圳人结婚，以便在这个她们为之付出青春的城市生存发展。这样一来，有些人会不负责任地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不负责任的男人，结下的苦果外人很难体会。就像阿金，幻想在一个港人身上找到幸福，结果成为二奶。阿洁说，大年初一上门拜年，自己结了婚，按广东的风俗，应该给阿金的女儿包一个利是。她回里屋拿出一个利是袋，在里面塞了50元钱。我问她是不是我也要如法炮制？她想了想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又说，她太可怜了，你也掏50元吧。阿金家房门紧闭。我们敲了半天，阿金才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开门，她的女儿倒是很高兴，马上转身回房拿来两双拖鞋递给我们。
阿金一晚没睡，不是守岁，用她的话来说，是在“闭门思过”。看见我们两人争着掏利是给她女儿，她的眼圈立刻就红了：“那个死鬼，不管我们，倒是朋友们一直在帮我。”
阿洁十分关心昨晚除夕之夜，在新旧交替各家各户打爆了电话拜年的那一刻，阿金她老公有没有打电话过来拜年？阿金沮丧地说没有。她天天往香港打手机留言，他死活不理，一个月电话费就花了600多元。她没有钱了，女儿要吃奶粉都舍不得，所有的钱都拿来打电话，可对方不闻不问。
隔着一条窄窄浅浅的深圳河，自己的男人啊，你在哪扇窗前？ 二奶们大都来自贫寒农村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才被人包养，造成失足之恨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二奶泥塘也要一头栽进去。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奇怪的是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
阿银，1974年生，今年27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仅仅微微一笑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囡囡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
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这是谁的？”我下巴颏指向吉他问。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
“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
“钢琴学了多久了？”我好奇，觉得这个家还是蛮有情调的嘛。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完了，599弹到十几课。”“弹一只曲子吧！囡囡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
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村庄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上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
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
“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李云迪是谁？”阿金张开茫然的眼睛。
“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远没有出名。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八，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
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当我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什么一些异端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
你分析过没有？在这个村里，“二奶”们有不少的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4个以上；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婚恋悲剧；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外出打工经历相同：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
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惟一的出路。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让国家养，有人让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我为什么不可以让男人包养？
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的，我姐姐14岁时帮人带孩子，一个月赚20元，我也从12岁开始帮人带孩子，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5）
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狠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4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她，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
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进去帮他收拾一下。你要在人家手里讨碗饭吃，人家要你帮忙你能不去吗？我随他走进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食杂店，他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我。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坏了，用脚死死地踩住他的脚，刚刚挣脱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他敢靠拢我，要过来，我肯定要戳过去的。四川妹子这么刚烈的性格，把他吓坏了，不得不跑出门去。
这以后，我又去下沙一家工厂打工。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天哪，他是老板的亲戚啊！维护尊严的代价是我再一次滚蛋。我觉得，男人对我，都是有企图的。我不知道，现在男人怎么变得这样贼心贼胆贱骨头啊！
1996年下半年，我不想再去那些烂地方打工，就在一间设在皇岗口岸附近的发廊当洗头妹。在发廊里，我觉得，很少有男人的目光像剥光我衣服那样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发廊里漂亮小姐太多了，她们一个个巴不得男人的眼光停在她们身上。她们一招一式总想勾引那些来洗头的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港客。
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
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医院。
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十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我找谁要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电话，打了一大通电话，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临走的时候，他略一停顿，将一叠人民币塞在我的手里，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元钱！
那一年除夕，孤零零的一个人，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
感激。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
阿银再次遇见那个救助她的香港佬时，已经是那年的元
宵节之后。那天，有个发廊妹在西餐厅请阿银吃饭，当她走进大堂时，只觉得眼睛一亮：原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的那颗生命中的星辰，此刻，正和一大帮子人也在西餐厅吃饭。直到这时，她才晓得他叫阿原。
萍水相逢，偶然间阿原看见她也很高兴，客气地请她坐一块吃点东西。阿原和朋友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她的餐桌旁告诉她，他们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希望她饭后也去坐坐，大家聊一聊。在那里，阿原请她喝咖啡，还让店家播放了一首麦当娜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银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英文歌，心情有些荡漾，偷偷地瞥了他一眼，阿原竟然有点害羞。其实，阿银的脸红得更加厉害。
两人聊到下午2时30分，阿银不得不去发廊上班。凌晨2时后，阿原来接阿银下班，两人去罗湖区海鲜街吃海鲜。她胃口好，心情更好，一直吃到4点钟，阿原又一次掏出1000元给阿银。阿银坚辞不受，阿原说：“记得看医生哦！年轻轻的女仔，要懂得保养自己。”
出门一年多，除了姐姐之外，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阿银当时眼眶就红了。
说起自己的生活，阿银很满足：
“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租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40
0元，水电费300多元。他每个月一般给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