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公交部门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事。然而，夏任凡连这块利益也不愿意放弃，把这也当成了发财的机会。1999年夏季的一天，在前一段协商的基础上，沈阳靓马集团王董事长来到客运集团公司夏任凡的办公室，进一步商量开辟4327路中巴线路的问题。在交谈中，夏任凡突然提出：“老弟，你们荷兰村有不少大棚吧？有空给我们整两个，我想在我老家建两个大棚养些花，种些蔬菜什么的。”
王董事长微微一怔，但很快反应过来：“大哥，这事没有问题，包在我们身上。”他嘴里答应挺快，其实心里挺难受的，因为两个大棚造价并不低，最少也得20万元。但是，靓马集团正在向沈阳客运集团公司申请组建沈阳靓马集团分公司，开辟北起靓马新村南至浑河市场的营运线路。夏任凡是客运集团的总经理，他一手遮天，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成立分公司和开辟线路的事，就可能“泡汤”。他明明知道这是敲竹杠，也只好乖乖在当年10月，派人用车拉着两个大棚的材料、钢骨架和铝合金材料，由孙忠带路，按夏任凡指定的地点，送到他老家的山上。后来，王董事长又派去十几个工人，帮助支起了这两个大棚。
2000年4月20日，夏任凡批准靓马集团开通了全长15公里的4327路中巴公共汽车线路。
就这样，夏任凡就像穿上了红舞鞋，身不由己地对待每个客户，不用狂舞、不用暗示、不用操心，只要点点头同意买车，那回扣款就会源源不断地送上来。而他付款的方式是，只要掌握好“挤牙膏”的“火候”，每挤一次还可以收回扣钱。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笔者不知道夏任凡当时心情如何，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次都把握好了时机，如果是那样，那可真是“日进斗金，源源不断”了。
经办案机关核实，夏任凡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犯罪8起，数额66。8万元。
腐败至昏，公交硕鼠飞蛾扑火。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还清清楚楚记载着夏任凡贪污的一些罪状，虽然这些罪过比起他前边的罪恶，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不值得一提，但是笔者把它摘下来，却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夏任凡的腐败与贪婪，已经到了令人发指、不可救药的地步。
比如李官度假村成了烂尾工程，可是夏任凡个人庄园的工程款，却是他以支付李官度假村工程款之名，从农行贷款中提取后付给洪富集团的。夏任凡此举，用的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手段。1999年9月下旬的一天，夏任凡将副总经理徐某、秘书长孙忠叫到他的办公室。夏任凡对徐某说：“农行贷款下来了，我们集团欠丹东客车厂的车款，是大连洪富集团替我们垫的，现在我们还给洪富集团。”徐某问：“还多少？”
夏任凡说：“750万元。”
原来，9月29日农行给沈阳客运集团公司的贷款刚下来，夏任凡经不住曲洪富的催要，就打起了这笔贷款的主意。曲洪富的工程队在李官度假村干的先期完工部分工程款200多万元。客运集团公司只要支付这个数目就够了。可是，由于有夏任凡的个人庄园工程款200万元，夏任凡以前还为他人向曲洪富借600万元，这次也要还一半。所以，他从农行贷款中一下子给曲洪富转去750万元，而且是授意孙忠等人假借所谓“购车款”之名转去的。
法院认定：这多付的200万元公款，就是夏任凡鲸吞的赃款。2000年7月，夏任凡采取重复支出的手段，指令客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某，以“付李官度假村设计费”为名义，从客运集团基建处付给沈阳华成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转账支票30万元，用于支付他的庄园的土建工程设计费；同年9月，夏任凡以“付工程款”的名义，指令基建处王处长付给华成设计公司转账支票50万元，用于他的个人庄园1号别墅的装修和购买家具、装饰品、生活用品；同年10月，夏任凡再次指令张某以“付黄河二公司路面工程款”的名义，从所属物业公司房产处支付给华成公司30万元，用于装修庄园2号别墅，这3笔为他的别墅支付的费用共计110万元。
庄园建起来后，到了冬季，豪华的别墅和碧绿如春的大棚都需要用煤供暖。既然客运集团公司的供煤一直都由夏任凡指定的“铁哥们儿”董志顺承担的，那么，庄园的供煤就不会成问题，自然也不用花夏任凡一分钱。1999年春季的一天，董志顺和孙忠、物资公司副经理高某等人在夏任凡家中吃饭。席间，夏任凡对这三个人说，金德胜“山上”用煤，在客运集团公司物资公司算账。
夏任凡与董志顺的关系前边已经交代清楚，这里就无须细说了。可身为客运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兼秘书长的孙忠，现在说他当时是夏任凡的部下，很多事情都是夏任凡向他交代的，他对夏任凡只有遵命执行，没有二话。夏任凡用公款建庄园，他开始时没有意识到是夏任凡自己要搞庄园。后来夏任凡通过他给董志顺转了大量的款项，他才渐渐地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一次，孙忠问董志顺那些钱是怎么回事，董志顺诡秘而又世故地说：“你就别问了，知道多了不好。”后来，董志顺向孙忠发牢骚：“老夏太黑了，把转到我账上的钱全拿走了。”孙忠心知肚明，夏任凡是在占公家的便宜，自己用公款修建庄园。但身为集团公司的秘书长，在夏任凡身边工作的负责人，他不敢也没有阻止夏任凡，反而对夏任凡交办的事情无条件地服从与执行。
而高某与夏任凡的关系也不一般。高某知道，他能担任物资公司的副经理，主持工作，是受夏任凡恩惠提拔的；后来，他又被去“副”转“正”，当上了物资公司的一把手，也是夏任凡一句话；再后来，他又被任命为集团公司总经理兼“绿霸”公司经理。如此明显的步步高升，他知道夏任凡对他的器重与恩赐的结果。为了感谢夏任凡，他先后两次借春节拜年之机，到家中送给夏任凡4万元现金。“过节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每一次夏任凡都从从容容地把钱收下了，连一点客套都没有。他们两人之间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心有灵犀，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所以，高某更不可能对用公款为庄园买煤的事提出异议。
董志顺得到夏任凡的指示后，立即照办。他借给客运集团公司供煤之机，便为夏任凡山上的庄园“带”出煤来。1999年5月的一天，夏任凡问董志顺1998～1999年度冬季煤送完没有，董志顺说送完了，送了1。2万多吨，准备按实际数开发票给物资公司送去。夏任凡说：“你按照客运集团公司用煤计划开，开1。9万吨，每吨325元。”于是，董志顺便按照夏任凡定的煤价开了1。9万吨的发票。从1999年10月起，到2001年4月，董志顺按夏任凡的指示，给庄园运进了两个采暖期的煤，共约8000吨。
经办案机关查明，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在董志顺为沈阳客运集团公司购买煤炭过程中，夏任凡指使董志顺采取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公款297。5万元。除了在建庄园上侵吞公款以外，夏任凡“发财有道”，还采取其他手段大肆进行贪污。
夏任凡为谋取私利，在1997年7月购买10辆“依卡露丝”旧大客车，用于更换集团公司下属南站长途客运分公司沈阳至铁岭长途客运线路报废车辆。他谎称这些是集团公司买的车，指令南站分公司修车，费用进该公司的账，共计46。2万元。车修好后，卖给了这条承包路线的承包车主。卖车钱210万元被夏任凡指派董志顺取走。46。2万元修车费本应由夏任凡个人承担，却摊了南站客运分公司的成本。
夏任凡买了一辆“奔驰”560型轿车，但这辆车一直由他女婿周岩使用。夏任凡让集团公司小车车队刘队长送到维修厂维修，花了9。4万元钱。后经夏任凡签字，将这笔修车费在集团公司财务处报销了。
2000年1月，常州长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派人来到客运
集团公司，给公司领导班子送来礼金2万元，以此“表示表示”，希望偿付该公司的购车欠款。客人走后，集团公司秘书长孙忠将2万元交给了夏任凡，夏任凡独吞了。
1999年、2000年这两年的中秋节，客运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决定，给职工每人买2斤月饼。每年食品厂都给拿1万元“回扣款”。这连续两年的月饼“回扣”款共计2万元，也被夏任凡装进了腰包。当这个公司的职工吃着月饼感谢公司领导的关怀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总经理夏任凡却是这项“福利”的最大受益者。只要有钱可贪，他点滴不漏，悉数装入他的腰包。夏任凡的经济犯罪是多方面的，五毒俱全。他不仅挪用公款，行贿，而且贪污受贿。经过有关部门查实，仅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一项，就贪污公款800多万元。夏任凡是公交领域的一只硕鼠。他虽然至今不承认，但是法律宣告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10）
敲响警钟，谁来监督国企一把手
2001年2月16日，伴随着慕绥新被查处，有人举报、揭发夏任凡与慕绥新有经济问题，夏任凡因此被市纪委“双规”，送到辽宁武警招待所。
4月16日，案情发生重大转折，专案组开始对夏任凡的犯罪问题进行调查，他被宣布刑事拘留。
4月29日专案组办理了逮捕手续，将夏任凡关押在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看守所。他的监号与沈阳黑社会大哥大刘涌及其打手“四大金刚”等要犯的监舍，只有一墙之隔，他也享受单独看押昼夜监护的特殊待遇，可见其案情之重大。他被抓一个月左右，其妻携幼子出境，投奔德国法兰克福的女儿、女婿，其后，小保姆兼情妇也携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使本案又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为此，刚开始时专案组找他，他还抱着一线幻想，因为前边有沈阳的“天”，他最崇敬的“慕大哥”顶着；后院也不会起火了，他最亲近的人都隐藏起来了。因此，他干脆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每逢专案组找他调查老慕的问题时，他不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发挥他的演讲天才滔滔不绝，情绪激昂地为老慕评功买好：“我与老慕关系不错，是哥们，他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一点与我不谋而合。你们可不知道，过去的沈阳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现代模样，他来沈阳没几年，整个变了样，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欣赏我，可能就是推荐我当交通局长的原因吧。”那时，他心中只坚守一个阵地———不能出卖“慕大哥”。因为慕大哥没事，他也没有事。他出去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慕大哥会倒台，更没有想到慕大哥会把他一次次行贿的情况，全部交代出来。由此，形势急转直下，鉴于他认罪态度不好，可能隐瞒重大腐败，中纪委开始追查他的问题。
在追查他问题时，开始他也没有惊慌。只是一个人像只困兽被关在屋里，有些烦躁、有些气愤。不过，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等待，他一直坚信新闻界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说法。虽然这次他一被捕，就引起了“新闻地震”，报道他被捕的消息铺天盖地。但作为一个新闻人物，作为一个比较了解中国新闻现状走势并能驾驭新闻的高手，他并没有太在意。他知道在当今中国一个新闻事件出现后，有一些反应是正常的，何况他这样重量级的新闻人物呢？但是最后总是会有一些新闻“大腕”，从时代、历史的高度来透视这个事件，写出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就像地震，小震闹大震到。也像唱京剧，先出来的都是“跑龙套”打旗的，最后那些左右乾坤的“大将”才能出现。他坚信那些铁肩担道义、妙笔写文章的记者朋友们，会像第一次他“遇难”时一样，“维护正义”站出来救他。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令他失望的是围绕他刮起的三次“新闻风暴”，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深入，但没有按他的意愿与想法出现，而向相反的方向迅速滑去。一个是他刚被捕时，省内的一些新闻单位都发了消息，这在他看来是正常的；第二次是9月27日～2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似乎“墙倒众人推”，在案情不清楚，处于侦查诉讼阶段，一些媒体就给他定性、定罪了。说他如何如何腐败，甚至把他与赖昌新连在一起，什么“南有红楼、北有夏宫”，还说他要买直升飞机等等。尤其是他被判为死刑前后，一些记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不顾事实，一味猎奇，严重侵犯人格、人权的东西也出现了。比方一个记者说他爸有两个老婆，他是小老婆生的；再比方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杂志，制造了一些离奇情节，说他为了传宗接代，与小保姆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后来小保姆觉醒了，检举揭发了他，这是无中生有。更使他感到悲哀的是当初他困难重重时，那个敢于仗义执言，又没少得他好处的老记者，也不顾事实往他身上泼污水。那些日子他非常悲哀，他觉得他被新闻界、被社会抛弃了。
当然，他怀有最后一点希望，寄托于那些朴实而略感陌生的老工人。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些为他“鸣不平”，为他写上访信，为他静坐的老工人了。
当记者来到他的“领地”，眼前已一片萧条。公司的一位老工人说：“咱找谁去呀，现在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家搬了’、‘地卖了’、‘企业变穷了’。”这无疑是他们对夏任凡“主政期间”的愤怒控诉。
几年来，夏任凡以沈阳城市改造为借口，以利用地皮差价为集团赢利当“挡箭牌”，将原来地处市区繁华地段的客运集团的几大公司动迁到了郊区，大片的土地被卖，没有了停车场的公共汽车、电车，像一个个可怜“乞丐”，无论春夏秋冬、酷日寒潮，它们都别无选择地流落街头。而失去了工作场地的工人们更惨，他们似乎成了没娘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