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卑微、不自量，甚至是卑鄙，是无耻。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衣食父母”的“父母官”呢？
我不能理解的是当了共产党的官，为啥害怕老百姓，为啥嫌恶老百姓，对老百姓摆架子，颐指气使。他们深居简出，不愿意见老百姓，下基层前呼后拥，沿途戒严，警车开道，甚至防暴队护卫。名曰视察，视而不察；形似深入，却入而不深。鲜花锣鼓，夹道欢迎，即笑逐颜开，对这里工作就满意，于是就一切都好了；如遇群众上访，恳求反映情况（冤情）甚至堵门、拦车，仿佛大敌当前，或驱散、或拖开，这里的工作就算出了大问题。每当及此，下边的官们怎不吓得胆颤心惊，面如土色？以后哪敢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呢？我们的伟大导师曾谆谆教导，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哪有共产党的干部害怕群众的道理。老百姓也知道见官特别是见大官是要冒风险的。大凡如此，不是有重要情况，就是有极大冤情。倾诉几句，送份材料，认为对你说、送给你顶事，能解决问题。这是老百姓对你的信任，他有什么错呢？包拯遇到这种情况，是这样处理的：“半夜三更，大雨倾盆，拦轿告状，必有冤情。”喝令左右：“落轿，听诉。”我们为啥就不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官帽却是领导发的。升降荣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实质。有鉴于此，便有了“约法三章”；便有了常委定期轮班接待群众；便有了提前出“布告”，定时定点到边远山区接待群众。在成百上千的来访群众中，就有了陈培基（李荣才原形）、曹建祥（刘黑娃原形）、赵水龙（李水淼原形）以及李大娘、郭秀荣等等。是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吗？不是。是给别人难堪吗？不是。是效法封建社会的“青天大老爷”，自己要当“青天”吗？更不是。只是觉得我们是共产党，执掌一方百姓，应使他们“安居乐业”。“安居”是乐业的前提，“乐业”是“安居”的归宿。作为一级党委和政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还谈什么改造贫困，发展经济呢？
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党的方针、政策要依托这个环节去落实，许多工作要依托这个环节去具体操作。要抓的事很多。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开发、教育振兴、扶贫帮穷、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这无疑都是有益于老百姓的大事。但具体到每个老百姓身上还有他们的大事，比如承包土地、建房子、娶媳妇、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生命财产要有保障等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你认为我修路让你方便
，让你脱贫致富，这是大事。他认为有人欺侮我，我连日子都无法过，这还不是大事？根本的矛盾往往从这里产生。官们眼里的大事，老百姓从来不说是小事；老百姓的大事，官们不仅认为是小事，而且可以说成是“鸡毛蒜皮”、“陈谷子烂芝麻”。“大事都忙不过来，哪还顾得这些小事。”不接见，是因为忙大事；推和拖，是因为事情小；找多了，斥之为“纠缠”；下跪、哭诉、拦驾，那就是“无理取闹”，“不稳定因素”，而要采取必要措施了。甚至当着老百姓的面能说出“我不管”、“我管不了”的话。老百姓咋能不凉心，不绝望呢？县委书记绝不仅仅是个具体的人，它是个位子，是个形象。党的方针，国家的政策、法令，老百姓都从县委书记身上看。很难想象当官不理民事，不把老百姓的事当做大事，会在老百姓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老百姓从我们手里连个公道也讨不到，求个“安居乐业”也不行，他们会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怎么看？
说实在的，我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县委书记，家有妻儿老少，也具七情六欲。同样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一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也深谙官场的滋味。我何尝不想仕途顺畅，前程远大呢？何尝不知道惹恼领导，得罪同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的至亲挚友曾好心地劝慰告诫说：“所以能为老百姓办点事，是因为有现在这个位子。如果连自己也保护不了，连这个位子也保不住，还能为老百姓办事吗？如果有个更高的位子，不就能在更大的范围里为更多的老百姓办事吗？”这话说得对，但我怎么也做不到。我总觉得做官是为做事，而不能做事为了做官。做官不做事，做一点事就是为了做更大的官，我是不会取的。你要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吗？一边是基层组织的书记，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强占集体和群众的财产，凌辱群众的人格，践踏公民的权利；一边是受欺压的百姓，家破人亡的孤老，他们只求有个安生日子过而不能。这样的现状摆着不去抓，还说什么党建呢？是维护党纪国法，维护党的威望和形象呢？还是迁就放纵同僚，照顾后台的面子呢？泾渭分明，我必须做出选择。你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普及法律常识，用法律规范干部
群众的行为吗？一边是法盲遍地，因不懂法而犯法，甚至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一边是执法犯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徇情枉法，贪赃卖法。执法者自己不学法、不懂法，还怕老百姓懂法。“干部学法是为了执法，群众学法是为了守法。”百姓犯法是一人，执法者犯法是一片。要抓就得抓执法者犯法。而我们的现行法律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如果不拿出共产党的“杀手锏”，打出党委这块金字招牌，还有谁能管得了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抓不抓，敢不敢抓，同样要做出选择……还有那场官司，事先曾有人找我，说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作家有些地方用词不当，只是状告张平，绝对不牵涉你刘书记。欺骗干部签名也是说此事绝对同刘书记无关（就这绝大多数还是代签的）。官司打起来了，一边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财政拨款、有工作班子、有大人物支持、有雇用媒体的强大的原告集团；一边是身单力薄，靠稿费养家糊口，正在创作《孤儿泪》，毫无准备但敢于直面现实、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的年轻正直的张平。我要不要站出来，要不要揭露真相，要不要维护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做出选择。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2）
所有这些，我必须也只能是毫不含糊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接踵而来的就是因“工作需要”我被免职调离，在家“待业”14个月，被“平行位移”安排到地区商业局。1997年初，以“档案年龄”到龄退下。我要欣慰地告诉朋友们，这个商业局长我还真当得不错。虽然不懂业务，却正好抓了商业改革，有关国有商业改革的论文还拿了全国优秀论文奖。退下来之后，门庭虽冷，倒有了难得的清静，车马稀疏，免去了许多庸俗的应酬。在洪洞工作近30年，曾业余研究过明朝初年古大槐树移民的史料，还创立了“古槐文化”，因而被“三晋文化研究会”推选为常务理事。有生之年能在这方面做点事，也是一件乐事。有这么多朋友关心着我，我心情坦荡，活得潇洒，自然无怨无悔！
党性就是良心
小说《天网》中主人公李荣才的原型叫陈培基。
我与陈培基老汉相遇相识，是在县城贴出接待群众上访“布告”的第3天。
上任伊始，来访群众接踵而来。房门一开便“顾客盈门”，真可谓“生意兴隆”。走路有人跟，开会有人等，下乡有人拦。办公室的同志“关心领导”，设法阻拦推脱。我在偏说不在，开会说是下乡，下乡说是出差。发现这些“好心的假话”后，我制定了约法三章：一是不准挡驾，凡是找我的人，不得阻挡；二是不得撒谎，要向找我的人如实告知真实去向；三是不要推脱，有人反映情况，热情接待，做好记录，如实告我。接着订了常委“逢一逢十轮流接待群众”制度。第一个接待日轮我，事先拟好“布告”，宣示大街，通晓群众。大概因为这事儿新鲜，一时十里八乡来了不少人。第三天下午从招待所回机关，半路碰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拉着根木棍，艰难地走着，一闪而过，并没在意。
约摸半个小时，办公室主任慌慌张张跑进来：“快，快，专业户，专业户。”他由于跑得急，上气不接下气。我让他别着急慢慢说，才知道是本县加楼公社陈家垣有个人，告了几十年状，人叫他“告状专业户”。他要见我，办公室主任说我正开会。他不信，要到我办公室看看。办公室主任让两名干事按住，跑来给我“告急”。
“不是说过不让挡驾吗？”才订了“约法三章”，就碰上这事，我有点奇怪。
“这个人同别人不一样，他死缠住不放，让你啥事也干不成。历任领导都怯他。”他说得很邪乎。
“你的意见呢？”我显然对他的邪乎劲不满意。
“你出去躲一下，他看你不在就走了。”看来他的这种“妙法”用过不止一次。
“你是说让我躲起来，或者是逃跑是不是。他今天见不到我，明天还会来。我再躲再逃，他后天再来呢？我是来当县委书记的，不是来捉迷藏的。躲过端午躲得了端六？”我当过多年办公室主任，是接来送往的第一道关。经验告诉我，这样做往往给领导帮倒忙。
“他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话使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只得缓和一下气氛。
“他的问题很复杂，我也说不清，他去过地区，到过省里，还告到中央。光派人往回接就有好几次。派过调查组，住过学习班，公安局还扣过，就是解决不了，就是还要告，咋也治不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那就让他来吧。”
“那你可得注意，这人可怕哩。”“他会打我？”我哈哈大笑。
“那倒不至于，不过你还是注意点。”
这人来了，就是我在街上碰到的那个衣衫褴褛、拄根木棍的老汉。他中等个子，70来岁，胡子不多，却很杂乱。脸盘大，但很瘦。前额因谢顶更显宽阔。两眼浮肿，走路一瘸一拐，看得出他的一条腿有毛病。
只见他满脸怒气，不说话嘴唇也不停地动着。拄着的木棒足有一虎口粗，同他的个子一般高，脖子里挂着破旧布兜。他倚放了木棒，卸下布兜，拍了拍手上的土尘，双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偶尔瞟我一眼，怒气凝固在脸上纵横交错的深深的沟壕里，不见半点变化。我给他面前递了一杯茶水，他看也没看一眼，长叹一声说：“我叫陈培基，加楼公社陈家垣人，72岁。听说县里来了新书记，也不知是个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前日听说城里出了布告，书记接待老百姓，寻思着还许有门，来了又误了日子。”
“没关系，以后我们的常委逢一逢十接待群众，误了这回有那回。”
“我的事谁都知道，我就找你书记。”
“你老人家来一回不容易，既然来了就说说吧！”
他却不说话了，嘴张得很大，没有声音，吸气很粗。我才发现他是在哭，却不见有泪。真是哭无声眼无泪。
我怕出了什么问题，抓住他的手摇了摇：“老人家喝口水，慢慢说。”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又双手抹了一把脸，颤巍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的事说简单也简单，我揭发别人贪污，人家反定了我贪污286块钱，我不服，就告状，结果戴了个贪污分子的帽子。说来复杂：我告了几十年，下过临汾，上过太原，去过北京，游过街，挨过斗，住过学习班，坐过牢，封过门，抄过家，老伴被吓死了，儿子招了亲。越告越冤枉，当了个告状专业户。”
我惊叹他的概括能力，一听就是个老上访。因为他的事不知复述过多少遍了，听者每次都要他简单明了，这种能力是练出来的。
他打开布兜，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有他的告状材料，有上边的批示信件，有法律书籍，也有县纪委的红头文件。取一件简略介绍几句，满满摆了一桌子。说到上级机关某领导批示让调查解决时，说：“这人不赖，是个真共产党。”说到有人不接待他，不理睬他，要他回来找县里时，说：“上边机关也有假共产党。”说到用调查解决的名义整他时，说：“尽一伙子假共产党。我就不信找不到真共产党。”
我边听边看，凭多年接待来访的经验，总算初步听懂了事情的大体脉络。
他念过小学，粗通文字。高级社时任副业队会计。“四清”前揭发大队会计有贪污问题，工作组里有大队会计的亲戚，大队会计反说他有贪污，最后以286元定案，强行退赔，被撤了副业队会计职务。他不服就上告，“四清”中以有“翻案行为”，戴上了贪污分子帽子大队会计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他戴上帽子还不服，还告状，“文革”中又贴了揭发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自然是“阶级敌人捣乱，扭转运动大方向”。怎么批他、斗他都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了。“文革”后期，机关刚刚恢复工作，他又告上了。这个人还真有他的，人家说他“告共产党的状”。他就说：“我不是告共产党的状，是找共产党告状。找真共产党告假共产党。”上级机关有人说：“你的问题得找下边解决，不要找上边。”他就说：“下边能解决，要你们上边干啥？”他要见领导，接待干部说：“领导忙大事，你这点小事也麻烦领导？”他说：“这事在我就是天大的事，领导为百姓办事，连百姓天大的事都不管，那他办啥事？”这个上访者，真叫接待人员头疼，就说他“无理纠缠”，他则非要人家说他怎么“无理”，“纠缠”还不解决，不“纠缠”还有人找我给解决？接待人员撵他不走，哄他不回，只有打电话让县信访局派人去接。接的时候什么愿都许，说回去一定解决。回来了又说他“无理取闹”，让村里监督劳动，把他管住。于是上水库劳动有他，外出修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