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迄今为止，策划“长胜轮”血案的几名主要成员都已中箭落马。天意不可违啊！那篇报道里点到了我的名字，并记述了那血淋淋的杀人经过。看了这张报纸，我有一种被剥光衣服钉在耻辱柱上的感觉，即使能活着出去，一个杀人恶魔该如何面对世人？那一个个黑色的方块字，就像一颗颗子弹穿入我的胸膛。
过去在道上混，只讲哥们义气，信奉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鼓噪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盟誓的是“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现在想想，是多么的幼稚，又是多么的可笑。海洛因是世界上公认的毒品，可我觉得比海洛因更毒的是“义气”，它不但能吞噬人的灵魂，还能吞噬人的肉体。如今到了这种地步，不都是被“义气”害的吗？
专案组的同志讲，死去的23名船员都是中国航海学院的骨干，其中17名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是大学生，是优秀的航海技术人员。听到这些，我更加感到不安，这些年轻的生命是葬送在我们手里的，这份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啊！
忏悔也好，心痛也好，内疚也好，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所能做到的是坦白交代问题，不放过一个罪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以前交代的全部是事实，让天地良心作证，让死去的冤魂为我作证。
在船上，我尽量给船员们自由，不允许打骂他们。有位船员曾经问我，会不会杀他们，我向他们保证，绝对不会。他还对我说，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他要早点回家，陪在老婆身边，看着老婆把孩子生下来，这样理解妻子心疼妻子的人，肯定是一个好丈夫。每当我想到他同我说话的表情时我就想哭。这种心情是无法用笔写出来的，我只能用心去感觉这种痛。
最后索尼作出杀人的决定，并亲自做杀人示范大开杀戒时，我已经无法改变局面，甚至连自己也身不由己。当时，很多人已经失去人性和理智，一边疯狂地杀人，一边疯狂地叫嚣着“谁不动手就把谁推到海里去”。面对这样的生死选择，我惟一能做到的是借故支开我的好朋友小李，不让他参与，给他日后留一条活路。当那帮丧心病狂的家伙要把另外一名胆小不敢杀人的同伙扔进大海时，我挺身而出，拉着他把一具尸体扔进大海，我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同伙再被杀害。上天会宽恕我吗？死去的冤魂会饶恕我吗？
下午，省公安报一位女记者前来采访我，我没有问她的姓名，只记住了她的警号牌：4801715。她虽然穿的是警官制服，可看上去感到很亲切。
女记者拿出笔记本很随和地问：“谈谈你的家庭情况好吗？”“我1974年出生在河南南阳农村，我的家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奶奶、父母亲和弟弟妹妹，父亲是党员，当过兵，母亲是教师，我从小受的是传统的良好的教育。”“听说你也曾当过兵？”
“初中没毕业我就去当兵，在同年兵中我第一个当班长，第一个入党。”
“在家里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部队你同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为什么会走到邪路上来了呢？”“现在想想，就是一个’义’字。我把索尼看成是朋友，也许索尼利用了我这个人的人性弱点，设好了圈套逼我就范，是我交友不善才误入歧途的。”“那你恨他吗？”“恨！但已经迟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立场不坚定，才被人利用。我过去是优秀党员，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受人欺骗和诱惑才走上这不归之路的。”“如果政府能给你一次再生的机会，你打算怎么做？”“我相信政府会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果给我一次再生的机会，我一定把握好，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死难者的家属和亲人，弥补我的罪过。”“从你的人生经历看，在家庭在部队你接受的都是良好的教育，是到深圳来才变坏的，当初你为什么选择来深圳？”“好奇。前几年，深圳在外地人眼里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毗邻香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听说深圳3天能盖一栋大楼，大学教授辞职到深圳打工，还听说深圳遍地是金，捡破烂都能发大财，内地有10多万人到深圳去淘金，我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定闯深圳的。还有一个原因，当兵这几年，我见了世面，外面的世界很大也很精彩，可退伍回到家以后，看到家乡还是那么的贫穷落后，人的思想观念还是那么的传统守旧，住的是土坯房，点的是煤油灯，吃饭基本靠天，耕地基本靠牛，想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日子让人实在无法忍受。”
“你是怎么和索尼这个国际犯罪分子结识的？”“到深圳后，为了谋生，我先后找过许多工作，当过修理工，跑过直销，扛过大包，最后为一家外国的公司作代理，营销红酒。做红酒生意主要在酒店和娱乐场所。深圳的娱乐场所很多，很乱也很复杂，来这里消遣的三教九流都有，后来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索尼。”“你为什么要跟索尼等人出海？”“为了一个‘义’字。通过在深圳一段时间的接触，自我感觉索尼讲义气，够朋友，特别是在我困难的时候帮
助过我，所以对他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不设防地上了贼船。”“你们为什么要杀人？”“用简单的一句话很难说清楚。”“就是要用简单的话透彻地说。”“钱！为了钱。但惟独我不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很重，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那是身外之物。可酿成这期惨案的主要原因还应该是钱，如果当时这条船上装的不是煤渣而是其他有价值的物品，能满足我们这些强盗的欲望，这起惨案也许不会发生。”“人们常说，一念之差，铸成终生大祸。从一个好人变一个坏人很容易，可从一个坏人再变为一个好人就难了，我完全能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灵魂和肉体都在生与死中痛苦地挣扎。你的人生经历并不长，可你的这段人生之路具有典型性。我建议你把这段人生的经历写出来，会给后人留下一个警示牌。” 贾宏伟生命的最后一篇日记 11月28日，星期一。
判决书下来了，我最后一线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并不感到意外，这是罪有应得。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我必须尽快完成两件事，一是完成我的忏悔书，写出“9901大案”的真实内幕，二是写一封捐赠我的遗体和眼角膜的个人申请。我的灵魂是肮脏的，可我的身躯是健康的，当那颗正义的子弹穿过我的胸膛时，我惟一能最后谢罪的就是捐出我的遗体。我将我的申请交给莫所长时，所长流泪了，那眼泪打动了我，那是给予我最后的安慰。别了，莫所长！别了，看守所！别了，人生！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1期〕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1）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 ⊙刘郁瑞
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衣食父母”的“父母官”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官帽却是领导发的。升降荣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实质。 做官要做百姓官
这是我早就想说给大家的话。
作家张平的《天网》、《法撼汾西》出版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是
轰动。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两本书刚出版，就有几十家报刊连载或选载；数十家电台连续广播，北京文艺台应听众要求，还播了第二次。紧接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话剧和连环画。电影、电视连续剧获得了“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最后吃了官司，被送上法庭，尽管最后官司赢了，却又沸沸扬扬了一年。一次接一次的轰动，使大家在关注两本书的同时，也关心着我。
期间，我先后收到1500多封信，接了数不清的电话，接待来访者300多人次，接受记者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100多人次。大家向我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深刻的；询问的情况是书外的、关切的；讨论的问题是企盼的、热望的。总之，感情是真挚的、热烈的、诚恳的，每一封信、每一次电话和来访，都曾使我激动不已。
山东省某县一名乡干部，因买不到书，便从《大众日报》上把连载的《天网》一期不短地裁剪下来，装订得整整齐齐，千里迢迢专程来找我，就为让我在上边签个名。他的淳朴，他的热诚，不允许我有半点的怀疑。想留他吃饭、住宿，他说啥也不肯，搭当天的车返回去了。河南省某县30多位中层干部到本省林州市参观，返程时绕道山西临汾，只求同我见一面，谈几个问题，合个影。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提了自己要提的问题，心思透亮，语言直截了当。看得出他们不仅都读了，而且读得很仔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不少离退休老干部，有些曾是省部级老同志的来信，更是“上纲上线”对作品主题剖析得非常深刻，读来很受教育和启发。他们不仅自己读，而且推荐给家人和同事，成了两本书的宣传者。广州军区原政治部副主任江峰将军的夫人、离休老干部苏毅大姐，自费购买《天网》500本，先赠给亲友、战友阅读，要求写出读后感，并在《广州日报》辟专栏发表，随后以74岁高龄搞了“赠书万里行”，到北京受到她的老领导、原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亲切接见，曾大姐对她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题写了“反腐倡廉万里行”条幅。她的“赠书万里行”正式更名为“反腐倡廉万里行”了。她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90高龄的孙毅将军接见了她，挥毫写下了“扬正气惩腐恶”6个大字。她途经太原时访问了作家张平，见到了正在拍摄电影《天网》的著名导演谢铁骊，向剧组捐款2000元。她到临汾同我交谈了两天一夜，到我的出生地并工作多年的洪洞县，到故事发生地汾西县进行了考察。最后她回到广州把材料整理出来，办了“迎香港回归、反腐倡廉万里行”家庭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南海潮》、《岭南松》杂志作了详细报道。我在汾西县工作时的一位年轻副书记，调行署一个经济开发部门工作，起初跑项目、搞引资难度较大，但有人得知他同我一起工作过，了解两本书的故事时，话题有了，情感热了，于是每次外出，他都带几本由我签了名的书作“敲门砖”。他自己说“一敲就灵，效果特好”。有人还托他给我带回名片、茶叶作纪念。1996年春节，我收到从四川、江苏、福建、北京、河南等地寄来的瓜子6份。附信中说从书里得知我戒烟后染上了嗑瓜子的习惯，瓜子虽小，情意深重。没想到细心的朋友们，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千里寄瓜子”我领了这份心意。
我参加了群众出版社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也单独接受了采访多次，来信来访来电话的就更多了。他们多是关心官司胜负、关心两本书的命运、关心张平的情况、关心我的身体和安全的。运城地区某县5位农民来访，说他们是村民推选出的代表，如果法院还开庭，他们将去300人声援张平。我向他们介绍了庭审情况，相信法院会依法办事。现在是法制社会，兴师动众声援代替不了法律。他们又提出捐款支援张平，说他们知道作家很穷，打官司要花很多钱，怕张平打官司打穷了，影响了写作，“我们老百姓心疼他啊！”河北省邯郸市一位农村支部书记兼村办企业董事长在电话里说：“我是个农村干部，帮不了张平什么忙，但我们村里富了，请你转告张平，如果打官司用钱，请他说话，我们可以包下来。”河南省某市一位村长兼董事长，自己开车来看我，询问了我的工作、生活情况，看了我的住房后说：“你的事，官司的事，我都说不成什么，只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对你不合适，如果你愿意的话，辞去这个局长，我会高薪聘请你当我的顾问。”驻守在雪域高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信中说，边疆哨所锻炼出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边防战士的职责，使他练出一身武艺，复员后愿意到我身边工作，保卫我的安全。有两名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要我调整好心情，锻炼好身体，不要有后顾之忧，他们学成后愿意为我提供晚年的生活费用。每逢节日，我家的电话很忙，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一声声问候，一声声祝贺，都使我暖流盈身，感激非常。
说心里话，我这个人很矛盾。做为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员，我的向往是能为老百姓办点事，不辜负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没有追求过高官厚禄，更没刻意要当什么“青天”。我一方面认为，“青天”思想是封建残余，它使人们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使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能出个好官身上。这与当今清明社会的发展里共产党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在老百姓眼里，都应该是个“清官”，是个“青天”，绝不应成为老百姓唾骂的“昏官”、“脏官”和“狗官”。
我祖籍山西洪洞，世代农民。我4岁丧父，39岁就孀居的母亲，凭着她坚韧的意志和能遭能受的性格，把我们拉扯大。虽糠菜度日，生活艰难，拼上姐姐、哥哥当文盲当农民，硬是含辛茹苦供我读书。没钱上中学，才上了两级师范。9岁上就提篮卖菜，后来卖过蒸红薯、卖过水果，担煤卖炭，割草喂猪养牛。生活的熏陶，母亲的甘苦，学校的教育，在我的骨子里深深地刻下对穷人、对弱者的同情，对坏人、恶人的憎恨，对本来是好人因为有了钱有了权就变坏的人，更是厌恶和不屑。这成了我的基本性格和对人对事的本能态度。
视老百姓为“衣食父母”，是我为官的根本观念。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过。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觉得他们不但颠倒了官民关系，还卑微、不自量，甚至是卑鄙，是无耻。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