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从这儿可以得出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叫门的声音一定是她所熟悉的。这个结论还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认定：即这样的案子没有内线是干不成的。必须有人事先了解阿莫索夫家的财产状况、家庭成员以及主人不在家的时间等内情。而且，犯罪分子对阿莫索夫的妻子到基辅的娘家去一个星期的情况也一清二楚。我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放到第二个要点上：凶杀是与入室抢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阿莫索夫家的许多贵重的物品被抢劫一空了。”
“他们还抢走了阿莫索夫的侄女挂在前厅里的一件新大衣，”有人插了一句，“她特地要求将它列入失物清单里去。”
“这有可能。”桑德列尔同意说，“既然如此，犯罪分子绝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大堆皮箱和包袱在街上招摇过市。因此，他们一定是用汽车把所有的东西运走的。用汽车！”他强调地重复了一句，又忽然转过身来问谢尔盖：“我讲的全部过程您都明白吗，科尔舒诺夫？请别见怪，您是新手，又是头一次碰上这种大案子。”
谢尔盖迅速地站起身来。
“正是这样，上校同志，全都明白了。”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您允许，我想说一说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它至关重要。”
许多在座的人听到这几句话时，都禁不住坦然地笑了起来。左托夫惊异地扬了扬眉毛。
一个身材不高、外表瘦弱的侦查员沃龙错夫，凑到邻座一位同志的耳边，不大友好地低声说：“好出风头的家伙，想在首长面前逞能。”
桑德列尔素来不喜欢别人作过早的猜测，可是这一次竟和蔼地点点头：“说吧。”
谢尔盖已经觉得自己失言了，但反悔已来不及了，何况心中的念头确实使他不安，要加以证实。于是，他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我认为瓦伦丁娜·阿莫索娃并不老实，她的证词和行为都需要加以检查。”
“您的意见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桑德列尔转过头问左托夫。
左托夫耸耸肩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也许，这个意见有些道理。不过不能把这种推测看成是主要线索。”
“只要抓住这一点查下去，包管会有收获！”谢尔盖大声说，“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嗬，这么说一切都迎刃而解喽。”沃龙错夫用嘲笑的口吻低声说，“你以为这案子已经破了吧。”
“科尔舒诺夫，现在随便猜测是危险的。”桑德列尔严肃地说，“每一种推测都需要加以验证。对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推测也不例外。”他指示左托夫说：“把有关阿莫索娃的侦查工作交给他。十一点以前把破案的具体计划交给我。完了，现在散会，同志们。”
第二天，谢尔盖传讯了瓦伦丁娜·阿莫索娃。
他为自己的第一次审讯作了仔细的准备工作，把应该提出的问题，以及前后的连贯性都作了郑重的考虑，竭力使问题一个衔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尖锐，同时揭示出事件的方方面面，新的重要的关键。总之，要使对方无法掩饰自己的罪行。
谢尔盖对于阿莫索娃就是罪犯这一点，几乎毫不怀疑。他幻想着一下子就把她的罪行揭穿，用一连串的问题逼得她走投无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进行审讯，第一次进行单独的、面对面的斗争。他的意志力、智慧和机敏都将受到一次严重的、异乎寻常的考验。谢尔盖的确感到极其激动不安。
起初，阿莫索娃表现得疑疑思思、信心不足，回答问题既急躁又啰嗦，她垂着覆满金发的头，不时地瞧一瞧谢尔盖的眼睛，仿佛在捉摸他对自己回话的态度，寻求他的同情。
谢尔盖提出问题的语调断续而粗鲁，他用怀疑、刺人的眼光盯着阿莫索娃。他感到她的话里掺杂着谎言，却又无法揭穿她。这样一来，他那精心准备的、条理分明的整套问题都显得流于形式而十分肤浅了。揭露阿莫索娃的希望自然也就逐渐在消失。
但是，谢尔盖不愿承认失败。他恨不得立刻对阿莫索娃大声叱责，迫使她吐露真情。他心中的愤怒妨碍他冷静地思考，妨碍他去抓住阿莫索娃所谈的事实，并把它们联系起来。谢尔盖丧失了主动，失去了审讯的思路、目的和攻势。
而谢尔盖越是生气，越是难于自我克制，阿莫索娃就越是说得凄婉、执拗，越是温柔地、甚至好像十分感激地企图对他报以微笑。
坐在对面桌子后面的格朗宁，本来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这时终于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了谢尔盖一会儿说：“科尔舒诺夫同志，好不好让这位女公民到外面走廊上去歇一会儿，我这儿有个问题要找您。”
瓦伦丁娜站起来，把衣服扯了扯，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就走出去了。
当房门被带上以后，格朗宁说道：“你审讯的方式不对头，谢尔盖。还记得桑德列尔是怎么对你说的吗？你预先就认定她是罪犯，这样是不行的。还有一点，应当让她信任你，让她自己坦白。而你却像一只发怒的火鸡似地瞪着她。”
“如果她撒谎呢！”谢尔盖暴躁地说，“她还挤眉弄眼！难道你要命令我向她献殷勤不成，嗯？”
“是的，我命令你这样做。”格朗宁坚决地说，“你说她撒谎未免为时过早了。现在结束你的审讯吧，下一次你就会变得聪明些了。”
科斯加重新埋头工作，以此示意谈话已经结束了。谢尔盖本来打算继续争论，但终于克制住了自己，让步了。
一小时以后，谢尔盖拿着审讯记录，走进了左托夫的办公室。
左托夫注意地听了他的报告，看完了记录，若有所思地说道：“嗯，坦白地说吧，审讯没有结果。不过还是了解到一些事实。这样吧，拟一份这方面的工作计划，举出一些具体措施来。”
“计划已经拟好了，少校同志。”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同时把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上，“格朗宁帮着我拟的。”
“格朗宁吗？好极了。”左托夫点点头，“让我们看看。”
他不慌不忙地用手帕擦了擦剃过的、因出汗而发亮的光头，拿出烟卷，把烟头搓了两下，津津有味地吸起来。然后，在一张纸上划掉“四”字，叹了一口气，写上一个“五”字。原来，科长对一天所吸的烟是要计数的。
左托夫和谢尔盖详细地讨论了工作计划以后，满意地说：“好，就这样，执行去吧。这是您第一次独立工作，要尽量客观些、冷静些，要反复查对每条口供，有些口供可能是不确切的。好吧，祝您成功。”
左托夫站起身来和谢尔盖握了握手。在他那宽阔的有痘痕的脸上浮现出非常和善的、慈父般的笑容。谢尔盖知道，在战争期间，这位老矿工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卡图可夫将军领导的突击部队的一名战士。而左托夫在和谢尔盖握手的时候想道：“这个小伙子总地说来是不错的，和我的辽什卡有些相像。只是，蓝色的眼睛、黝黑的面孔和漆黑的头发显得太漂亮了一些。总之，挺惹人注目的。”
星期一晚上，谢尔盖很晚才从查哥尔斯克回来。
第二天，虽然谢尔盖故作镇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后翻阅文件，但格朗宁仍然发现：谢尔盖容光焕发、面带喜色。
他怀疑地望着自己的朋友，问道：“喂，这一趟收获怎么样？看样子你挺得意的。”
“有那么一点点。”谢尔盖故弄玄虚地说，“告诉我，左托夫在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请他批准逮捕瓦伦丁娜·阿莫索娃。”谢尔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什么？”格朗宁大吃一惊。
“啊，这就是力量！”萨沙·罗巴诺夫故作赞叹而又夸张地说道，他也是本科的侦查员，过去曾是一名海军上士，是一个爱取笑逗乐，生性快活的人。
“简直像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他仍然用那种语调继续说下去，“谢尔盖·科尔舒诺夫根据纯逻辑推理，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吸了十袋烟，作了一次神秘的旅行，一举侦破了一件极其复杂的案件。同志们，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教训，应当……”
“别胡说八道了，萨沙！”格朗宁打断了他的话，又转向谢尔盖，生气地说道：“我们见首长去吧。”
左托夫严肃地接见了他们。
“报告一下头两天工作的结果吧。格朗宁，您先谈，现场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格朗宁那愁眉不展的面容马上兴奋起来。
“有一点收获，少校同志。星期六我找到了第一批见证人。我的出发点就是罪犯是乘坐汽车来的这一预测。时间也基本清楚。不过，我查问过的那些人中，管院子的也好，住户也好，都没有看见汽车，只有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孩子注意到……”
“很好的情报来源。”左托夫赞许地说，“要记住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孩子们善于观察，精力充沛，记忆力也强。”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注意地听着格朗宁的报告。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报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时，就不免有点嫉妒了。
格朗宁继续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孩子们告诉我，当时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轿车。但是汽车的号码和牌子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见那些坐车子的人。”
“真有意思。”左托夫一边说，一边把面前的一堆削得尖尖的铅笔摆好，“您说完了吗？”
“是的，说完了。”
“目前，材料掌握得太少了。必须找到这辆汽车。科尔舒诺夫，现在您说吧。”
格朗宁讥讽地瞧了瞧激动不安的谢尔盖。后者看到了他的目光，皱了皱眉头，开始报告：“我先谈谈有关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一般情况。在群众关系上和工作上，人们对她的反映都不好。她的业余时间全消磨在舞会里。她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在民警局里都有案可查。他们从前曾因各种不同的犯罪行为被判过刑，现在仍然过着形迹可疑的生活。阿莫索娃性情懒惰，收入很少，但对于服装的兴趣却非常浓厚，时常抱怨钱不够用。其次，她很羡慕她的堂妹柳芭·阿莫索娃，忌妒她的服装和她家的富有，还常常公开地这样说。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是厂里知名的工段长，老共产党员，曾数次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国。”
左托夫靠在安乐椅背上，平心静气地摆弄着自己的那些铅笔。
“不仅仅是这些吧？”当谢尔盖略微停顿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问道。
“是的。”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已经查明，阿莫索娃的口供全是一些谎话。首先，她曾声明，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一周的生产定额，所以在星期五就到莫斯科来了。这是假话。她是无故旷工，谁也没有准她的假。其次，她说她是和女友席里钦科和伊凡诺娃一道上莫斯科来的，这也是假话。那天她们两个人都照常上班，根本没有到莫斯科来。第三，阿莫索娃还隐瞒了一件事，她早在头一天，即星期四就曾到莫斯科来过一趟，当天又回查哥尔斯克去了。老工长阿莫索夫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上班去了。第四，阿莫索娃说，犯罪分子把她的新大衣也一起抢走了，这也是假话。在她头一次从莫斯科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件大衣带回去了。当她第二天重返莫斯科的时候，把这件大衣放在女友那里，还留了张便条，请她们马上把这件大衣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真见鬼！”格朗宁脱口而出。
“这些都是事实。”谢尔盖结束了他的报告。
“您的结论是什么呢？”左托夫把桌上的铅笔收起来，从容不迫地问道。
“结论只有一个：”谢尔盖用十分自信的语调回答说，“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是她做的内线，柳芭·阿莫索娃是听见她的声音才把门打开的。”
“好吧，”左托夫转向格朗宁问道，“您的意见怎么样？”
格朗宁用宽大的巴掌托住下巴颏儿，考虑了片刻说道：“我认为，材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只是暂时还不能逮捕阿莫索娃，因为还没有直接的罪证，而且间接的罪证也还很少。”
“但是，如果听凭她逍遥法外，她会回到查哥尔斯克去的！”谢尔盖急躁地反驳说，“那时她会打听到我曾上那边去过，猜测出我此行的目的，就会警告同谋者。他们会隐藏起来的。”
“等一等，科尔舒诺夫。”左托夫说，他作了个手势让谢尔盖安静下来，又说：“所有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明白，可是格朗宁是对的。今天您再把阿莫索娃传来审讯一下。要知道，她终究还是个难于捉摸的姑娘啊。好，格朗宁！我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汽车的新材料。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盖站起来，微微耸了耸肩。他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他获得了那么重要的材料，而且实质上只有他提供了有关本案的确实证据。“瞧吧，他们总会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从左托夫的办公室走出来。
对阿莫索娃的再度审讯毫无结果。“难于捉摸的姑娘”仍然是难于捉摸。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使得格朗宁也好，甚至左托夫也好，都不得不对谢尔盖的推论另眼相看了。
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请科尔舒诺夫同志接电话。
“我是果利科娃·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您记不起来了吗？我必须和您谈谈，而且越快越好。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是用公用电话和您联系的。”
二十分钟后，一位面色绯红的、满头大汗的、很胖的中年妇女跨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她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重的买菜用的提包。
“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呢，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谢尔盖问道。
“我想找您谈谈关于瓦利雅，也就是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事，”果利科娃把爱称改了过来接着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