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巧妙地瞒过了所有的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潜逃,终于当了逃兵。他弄到了别人的证件,开始了卑鄙、隐秘的两面派生活。他在乌拉尔的一座小城里定居下来。为了打掩护,还在某个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他写得一手好字,为人机敏,读过八年书。
他成年累月怀着鬼胎过日子,生怕真相被揭露。偷窃的勾当他不想再干,也看不上扒手生涯了。瓦西里发现了自己新的才干,现在急于寻找一种比较“体面”而又有利可图的工作。他幻想干一番大事,好“出人头地”。
这时,瓦西里遇见了专门在旅馆里作案的小偷约尔卡·普林茨。约尔卡衣着华丽,举止风雅,生着一对稚气的天蓝色眼睛,爱好极为广泛。这一切都正中瓦西里的下怀。他开始经常出差,旅途中便伙同约尔卡搞那种下流的营生。瓦西里很快就超过了他的师傅。
民警局相当迅速地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但瓦西里巧妙地让同伙落入法网,自己则逃之夭夭。他决定离开城市,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又接到了军事委员会的通知:顶着别人的姓名再度被征入伍。
他认为现在这对他有利,便去军事委员会报了到。这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主要的危险——前线,已不复存在。他钻营到了团军需部门文书的位置。
熟悉了新环境后,瓦西里和粮库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不久,在定期清理库存时,发现缺了很多粮食,那人伤透了脑子也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瓦西里得意地微笑着接管了那份工作,同时也接受了这项当之无愧的新任命。
过了一些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德国。
瓦西里厌恶占领部队的严格制度。现在,当他把经济报表的制度、种种秘诀都彻底摸清,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活动了,因为城里没有帮手。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女帮手,是部队雇佣人员中一个多嘴多舌的年轻德国女人。他们只是在提货单和其它单据上耍了些并不复杂的花招,便从仓库里弄出来一些食品,通过她落到了投机商的手里。
瓦西里按照这个女帮手的建议,在她家存放了一套便服,每逢有任务进城时,必然到这个名叫吉尔达的女人家去,换上衣服,同她一道上附近的饭馆去吃喝玩乐。反正他回去后总能编出一套谎话,为自己的耽搁辩解。
有一天,吉尔达提议到西柏林某区一家豪华的酒店去。诱惑实在太大了,瓦西里同意前往。地铁转瞬间就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大厅虽是半空的,但那豪华的气派,菜肴的精美,使瓦西里惊叹不已。吉尔达激动兴奋,此时此刻竟然变得美丽动人了。的确,她不知怎的有点匆忙,他们在酒店逗留的时间也比往常短一些。
两个穿便服的人突如其来地在街上把他们拘留了。他们的汽车就停在人行道边。
几分钟后,瓦西里初次会见了卡尔丹。矢口抵赖是毫无意义的。瓦西里最初只是奇怪,卡尔丹对仓库历次被盗的情况竟然一清二楚,后来他明白了:这全是吉尔达!其实,瓦西里本来也不打算拒不合作。仓库的事情越来越危险,他显然已经豁出去了,而且早就考虑过,只要有钱,他在哪儿都好过。瓦西里只有一个条件:立刻藏起来,躲开苏维埃政权。在回答这一点时,卡尔丹得意地微微一笑,随即十分内行地指出,到每月清查库存的时候,也就是说,到瓦西里被揭发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如果他想让别人帮助他逃走,那他就必须完成一项任务。卡尔丹三言两语阐明了他需要什么。瓦西里略加考虑,便同意了。
他很快就完成了卡尔丹的要求。可是,被他用诡计骗到西柏林的那个人却拒绝做叛徒。这人被杀害了,他的复员证件也落到了敌人手里。而瓦西里则到了僻静的巴德·维利斯果费尔城,进了卡尔丹所主持的学校。这样,他摇身一变,成了皮特。
学校不仅对他进行了技术训练,而且还进行了思想教育。在教他摄影、无线电操纵、通讯、发展谍报组织、化装、跳伞、使用秘密武器和毒药、爆破和纵火等本领的同时,还教了他一些别的东西。他们教导皮特如何巧妙地利用人们最小的弱点和癖好,控制他们,使之为我所用。教导他相信自己的独特性,相信自己的“福星”和前程。激发他的虚荣心,断绝酗酒,灌输他对祖国对人民的仇恨。最后,教他虚伪做作,最逼真的虚伪做作,以及冷酷无情的精打细算。
皮特学习卓有成效,极受器重。
终于到了这一天,他穿上了领边缝有毒药玻璃管的衬衫。就如卡尔丹所夸耀的,意味着皮特“跨上了征途”。他绝不能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只要轻轻地咬一下衣领的边缘,他生活中的一切恩怨便都将付之东流。
皮特预先在各项重大的任务中经受了考验,辉煌地完成了使命。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到过欧洲各国,获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意志,他终于彻底相信自己的“福星”了。
新任务涉及他过去的祖国,同时也证明着一点,即人们重视他这个有才能的间谍,准备让他去完成丰功伟业。
用不着皮特去进行破坏和收集苏联军队或军事目标的情报。也不用他去物色间谍,把苏联公民引出国境警戒线,或是进行一般性的冒险活动。不,这些事自有其他人来做。为了开张,皮特只需完成一些比较安全的任务。卡尔丹需要各种各样苏联最新式的证件,如此而已。皮特只要去偷就行,像从前那样直截了当地去偷,或是到别的小偷那儿去收买证件。让他不要挑剔:党证和房屋管理处的证明,公民证和盖有钢印和图章的工艺合作社表格,毕业文凭和死亡证明书,以至民事登记处发的离婚证明,工厂出入证和商店的提货单,军官身份证和地质协会的会员证。总而言之,一切证件,卡尔丹对一切证件都感兴趣。任何一种真正的在苏联通用的证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黄昏时分,皮特在卡尔丹的陪同下来到了飞机场。汽车在飞机旁边停了下来,没有像平常那样鸣叫。皮特注意到了这一点,微微一笑,把头向飞机那边点了一下,对卡尔丹说,不按喇叭是对的,因为“贼在潜入到别人的房子里去时,永远也不会把铃铛带在身边的”。卡尔丹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很好,这小伙子真是个罕见的人物,既然在这种时刻还能开玩笑,那就说明,他的神经像铁一般坚强。
……现在,皮特已经在苏联国土上漫游了两个月了。他口袋里放着早在柏林时就已获得的证件。带着这些证件他在任何地方都万无一失。任何地方,只是除了平扎和……莫斯科。在首都,那儿还住着一个人,能证明皮特并不是他所冒充的那个人。这人就是在柏林被杀害的那个苏联士兵的母亲。不过,皮特根本用不着到莫斯科或平扎去,就这样他的任务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这段时间以来,他已有四次把偷来的证件一厚包一厚包地交给驻列宁格勒的某外国领事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其中甚至还有三张党证。
一切都很顺利。皮特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
现在皮特再次上列宁格勒去。上级召他是为了某件紧急的,或者如通知所说,是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可能是什么事呢?”皮特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思索着。他的情绪又好了。早上的“狂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荣誉和“自白”一书的幻想恢复了皮特的信心,他又对自己的力量和“福星”深信不疑了。坐在下铺的快乐青年和姑娘已不再刺激他了。那青年显然正在追求着姑娘,皮特一面用和善、感动的目光瞧着他们,另一面却不露形迹地摸着口袋里的无声手枪和“铁的”证件。
……火车吱啦地响着,靠近了列宁格勒车站的月台。旅客们开始准备下车。
皮特决定检查一下自己的外表,于是走到镜子面前。从镜子里望着他的是个高高的、有点消瘦的男人,三十岁左右年纪,瘦削的脸上有几颗雀斑,固执、突出的下巴,浓密的、稍微有些发棕色的眉毛,棕灰色的眼睛,眼神显得安详、厚道、略有些漫不经心。他身上穿着肥大的带黑色羊毛皮领子的厚呢料冬大衣,头戴黑色的有护耳的羊皮帽,手上提着皮箱和一个磨旧了的、锁着两把锁的棕色皮包。皮特对自己的外表深感满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次上级究竟又给他准备了什么样的任务呢?真见鬼!
皮特在列宁格勒仅仅逗留了两天。出差证明帮助他在“阿斯多利亚”旅馆极好的套间里安顿下来。因为它证明了证件持有者在哈萨克斯坦某冶金工厂里的高级职位,以及这次出差的重要性。
在这两天里皮特会见了上级。
任务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它要求皮特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任务完成后,您将在特别间谍班里占有一席之地。”上级这么说。这就意味着,皮特在自己的功名前程上大大高升了一步。这一级的间谍屈指可数,他们拿着巨额津贴,受到高度重视,有最实际的机会,去攀登皮特所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地位的高峰。
临到最后,上级给了皮特两个可靠的莫斯科接头处的地址。这两处联络点从建立后从未使用过,因此被破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皮特在执行任务时应当依靠它们,这是整个行动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个人安全的保证。特别给他两处地址,是为了让他可以随机应变,掩盖自己的行踪,同时更加信心十足,万无一失。
这样,他又重新上路了。特快列车一夜之间把他送到了首都。
莫斯科以呼啸的暴风雪迎接了皮特,雪片一刹那间糊住了他的眼睛,猛扑他的胸怀。皮特站了几分钟,忿忿地用手帕揩净脸颊,竭力想透过飞旋的雪幕看清车站旁辽阔的广场。这儿充满了电车的铃声,汽车的鸣叫,以及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沙沙的脚步声。
首先要操心的自然是住宿问题。皮特在这里,在莫斯科,暂时还不敢冒险运用他那“铁的”证件,去住旅馆。因此他又急急地返回车站,经过向服务员多方的打听,轻而易举地在二楼找到了专为来往旅客开设的服务处。女值班员一边腼腆地应付着来客那诱人的微笑和快活的饶舌,一边检查了他买的到喀山的票,乐意地在登记簿上记下他的姓名,随即将皮特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去了。这儿整齐地放着几排铺好了的单人床。她当即从中给他指定了一张空铺。
此后,皮特把自己的皮箱交到寄存处,总算将一切琐事料理停当了,便立刻着手办理正事。
他走进一间最近的电话亭,拨了所需要的号码。回答他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可以找一下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吗?”皮特问。
与接头地点联系的第一步是通过约定的电话交谈来进行的。在谈话时应该说出暗号和答词。而且这暗号和答词必须适合任何一个月份,准确点说,这是一串特定的词句,甚至就连说话时的语调和情绪也都是预先定好了的。在这里,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合调,就得停止交谈。如果一切都很正常,就约好在人多热闹的地方会面。那时,当面联系的法则就要起作用了。
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能经得起这一切考验,这儿差不多根本没有乔装作假的危险。因此,皮特认为,搞好与接头地点的联系是简单而又毫无危险的事。可是,电话交谈却突然采取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另一种格调。
“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已经不住在这儿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皮特说。
“怎么会不住在这儿?他给我的就是这个号码。我是他在罗谢利斯纳布工作时的老同事。”
“他离开莫斯科已经一年了。”
“请问,他到哪里去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到别的什么城市去了。带着家眷一起走。”
“带着家眷?他是个多年的老光棍儿了。”
那女人笑了起来。
“这在你们中间还不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到底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我一点也不能帮您的忙。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地址。说是:‘不用留地址了。我要开始新生活啦。’”
“真是个怪人!好,麻烦您了,请原谅。”
皮特极其镇静地挂上了电话。
他丝毫未感到茫然、沮丧或是烦恼。久经锻炼的意志迫使他大脑清晰而冷静地估计目前的形势,从容不迫地斟酌这突然产生的困难。
这就是说,间谍跑了,显然由于过分怯懦而逃跑了。在这种时刻,这的确是一个严重损失。皮特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现在他不可能随机应变,施展手段了。那又怎么样呢,将就对付吧。只希望还有一个可靠的藏身之所,有一个可靠的接头地点就行了。
晚上,他给第二个地址打了电话。
“可以找一下伊万·彼得洛维奇吗?”
“我就是。”
“您好,伊万·彼得洛维奇。我是索波列夫·依利亚·查哈罗维奇。记得吗?”
“当然,当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一起在罗谢利斯纳布工作过的。您生活得怎么样,亲爱的?”
一场活跃的交谈开始了。皮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检查着每一句话的语调。这样,时间愈长,他就愈加相信自己的两点判断: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他所需要的那个人。可是这人心中有些不大平静,好像被什么事情弄得慌张不安。照规矩,现在不能相信他。瞧,那人一次又一次地力求把话说得正确无误,但结果却很糟糕。皮特一点儿也没有露出自己的怀疑来,为防万一起见,约定了第二天的会面。那人同意了,显得很乐意,很喜欢。实在是有些过分乐意,过分喜欢了。
谈话结束后,皮特果断地对自己说,一切决定留待明天再作,现在所必需的只是休息。这样的规劝,正像往常一样,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回到车站,津津有味地在餐厅里吃了晚饭,看看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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