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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巴诺夫难受极了，他气恼地挥了挥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
大家开始发表意见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沃龙错夫。
他走上讲台，微笑着看了看到会的人们，说道：“刚才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在比赛，看谁的道德品质高尚。两个人都把过失往自己身上揽，真奇怪。俩人都不错！但请不必把科尔舒诺夫说成是小孩子。说什么他还不了解呀，不习惯呀，没受过训练呀，全都是废话！他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战士，一个侦察兵。他在军队里服务时很好，符合要求，到我们这里来却犯了错误。依我看来，问题是这样的：科尔舒诺夫一来这里就表现得骄傲自大、自命不凡。他总该从起初所犯的一些错误，一些大错误中学点儿什么，至少，也该变得谦逊些。可是，同志们，在这方面，错在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味地放任科尔舒诺夫，太纵容他，甚至可以说，过分赏识他了。请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原谅我这样说，”沃龙错夫转脸望着桑德列尔，“他从不允许任何人在会上逞能，要是换了别人，他早就打断他的发言，叫他坐下了。而对科尔舒诺夫却不是这样。于是，科尔舒诺夫就得意了，认为他可以任意行事啦。”
“住口，沃龙错夫，别挖苦人！”特维尔多赫列波夫从座位上喊道。
“可以责备，但不能讽刺！”有人支持他说。
“喊些什么呀，他说得对！”
“不，不对！应该以同志式的态度发表意见！”
“静一静！”麦任采夫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说，“我没有允许任何人发言。”
桑德列尔面色阴沉地说：“同志们，沃龙错夫是对的，基本上是对的。一般来说，干我们这行工作所需要的，不是火热的头脑，而是火热的心。”
谢尔盖坐着，握紧了拳头，太阳穴上的血管剧烈地跳动着，跳得发疼。“是呀，你这样才是活该，太对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心里充满了羞愧与痛苦。
会议开了好一阵才结束。继沃龙错夫之后，上台发言的人虽然也批评了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的行为，但都不由得把语气放缓和了一些。
最后，格朗宁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说得简短、干脆，但非常明确：
“同志们，我们不能容忍无政府现象。我们不需要空洞无意义的英雄主义和冒险行为。错误用不着掩饰。沃龙错夫的话是对的。应该提醒一句：‘干我们这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当谢尔盖看见全体共青团员的脸上显出严肃、自信的神色，一致举手通过了格朗宁“对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各记大过一次”的提议的时候，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得他震颤了一下，以致他的整个心脏都紧缩起来。
在那个多雨而寒冷的夜晚，谢尔盖在街上徘徊了很久，陷入了不愉快的沉思中。他想自己单独好好反省一下，直至走到莲娜的住宅对面的那条熟识的小巷时，他才清醒过来。他朝她的住宅的窗口望了望，窗口灯光明亮。一个轻盈的身影在窗帘后面闪过，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觉得这是莲娜。谢尔盖伫立了好一会儿，然后，终因自己的缺点而感到羞愧，走开了。他忽然感到，他非常想在这个时候见见莲娜，把一切都告诉她，向她解释清楚。难道她不会理解吗？……
谢尔盖还明白了，这个漫长而难熬的一天对他来说并没有白过，他今后再也不会这样简单地、不假思索地以匹夫之勇去对待自己的工作了。他深信，他的工作需要的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是精确的估计和冷静沉着，而更主要的是对委托给自己的任何任务，对自己采取的任何决定的巨大而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明确而坚定的想法使他的心情突然变得轻松和平静多了。
桑德列尔在早晨把左托夫和他的下属人员叫了去。
“我们以‘形形色色的案件’为代号的那个案子更加复杂化了，”他忧郁地说，“最近的一次行动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本案首犯‘老爷子’仍旧逍遥于法外，对他的追踪也毫无结果。可是这却是一个极其危险而又极其猖狂的罪犯。我们必须捉住他，必须捉住！应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吗？你先说说，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左托夫习惯地用手摸摸剃得光光的脑袋，不慌不忙地说：
“好。我是这样想的，卓娅·罗什金娜和茹布科夫仍逍遥于法外。他们和‘老爷子’有联系。但这里有一道难关。”
左托夫停下了，开始抽起烟来。谢尔盖认为应该继续监视卓娅·罗什金娜，因为不只是基特关心罗什金的命运，而且“老爷子”也很关心他的命运。大概，他也打算和卓娅取得联系。谢尔盖想到这一点时，像往常一样，感到急躁和不安，可是，他终于按捺下来了。
“是的，这难关就在于：”左托夫摇摇头说，“现在，‘老爷子’不会再和这两个人取得联系了。他是个老狐狸。他非常明白，既然罗什金被逮捕了，他的妹妹便也会受到我们的监视。而且，所有和她来往的人也不例外，其中自然包括茹布科夫了。现在对他来说，他们已经是‘嫁出门的女儿’了。”
左托夫又沉默下来，一心一意地吸着烟。
谢尔盖不能不同意他的说法。当然，监视卓娅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可是又该怎么办呢？怎样寻找这个难以捉摸的“老爷子”呢？因为追寻他的最后线索也断了。
“我为这件事绞尽脑汁，苦想了很久。”左托夫继续说，“在我看来，现在只有一个人。当然，希望并不很大。但应当试试。”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看来，感到案件面临绝境的不只是谢尔盖一个人。
“这就是和‘老爷子’一块儿上罗什金的别墅去的那个男孩子。”左托夫结束说，“他们经常会在什么地方见面的。”
“对呀！”萨沙·罗巴诺夫快活起来，“简直把这个小坏蛋忘掉了！”
“关于他的那点材料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永远对一切事物抱怀疑态度的沃龙错夫摇摇头，“我还记得。一辈子也休想找到他。”
“那一点材料的确是不顶事……”左托夫肯定地说。
“再念一下材料吧，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桑德列尔请求说。他打开一册大记事本，并拿起了铅笔。
左托夫把带来的文件夹打开，抽出了几页写着罗文斯卡娅证词的记录来，戴好眼镜，把有关的部分念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的。”桑德列尔若有所思地说，并在记事本上迅速作下了记录。“一个瘦弱的孩子。”他又着重地重复了一遍，“大体上说，当然还是毫无头绪。但是……你认为怎样，是否可以找到这个孩子呢？”
这个问题是向每个到会的人提出的，可是谢尔盖又忍住了，让其余的人发言吧，如果问起他来，他再发表意见也不迟。
“我想是可能的。”罗巴诺夫不很自信地说，“不管怎样，在每个学校里都只有一个戏剧组。”
“你知道莫斯科有多少学校吗？”沃龙错夫笑了笑，问他。“有好几百所。我邻居的一个小儿子就在‘七○三中学’念书。想想看，得搞上一个月呢。”
“应该分几个区来搞。”罗巴诺夫不甘示弱地说。
左托夫摇了摇头。
“这就是说，要让几十个人放下其它的工作。随你怎么说，花费的时间是太多了。当然，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学校发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那些靠近地下铁道环行线各个车站的学校。因为‘老爷子’曾经建议他坐地铁环行线的车，说是到那边再跑回去。”
“对，对，”桑德列尔狡黠地笑了笑，并望了谢尔盖一眼，“你有什么建议吗，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点了点头。
“说吧，如果说得中肯，就连沃龙错夫也会对你说声谢谢的。他是个有原则的人。”
大家全都笑了。谢尔盖面孔涨得绯红。
“我觉得，可以把搜索范围缩得更小一些。‘老爷子’建议那孩子坐环行路的车，说是那样要近些。可见，还有一条较远的路：换一次车，沿轴线行驶。就是说，学校应当靠近位于环行线与某个轴线交叉点上的车站。”
谢尔盖津津有味地说得很流畅、很肯定。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样的车站一共有六个，在三条轴线上。但基洛夫轴线应该除开。这个小伙子如果是坐地铁到共青团广场，或是上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坐环行路车反倒远一些。因此，还剩下四个车站：基辅站、库尔斯克站、巴维尔站和白俄罗斯站。就应该到这一带去寻找。”
“说得很对，”桑德列尔点点头，“我没有意见。你认为怎么样，沃龙错夫？”
“您怎么啦，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您为什么老是盯着问我呢？！”沃龙错夫火了。
“你是最严厉的评判员，”桑德列尔开玩笑地说。接着又换了一种语调说：“别计较，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他转身向左托夫说：“罗什金娜和茹布科夫现在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暂时只好撇下他们，让他们清醒清醒，平静下来。就是密尔察洛夫这个家伙也一样。现在应该查明那所学校。不知那孩子是在什么地点和‘老爷子’碰头的。围绕着科尔舒诺夫指出的那几个车站进行调查的工作计划最迟在明天交给我。完了！现在可以走了，同志们！”
当天便开始拟订新的行动计划了。上午就从莫斯科市教育局弄来了一份全市学校分布图。经过仔细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在图上画上了四个波浪形的圈儿。每个圈儿内都有着近十所学校。
晚上，左托夫对那幅图仔细地进行了审查，并对一个圈儿的某些地方作了修改。然后，他考虑了一下，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诊疗所吗？请找一下罗文斯卡娅同志好吗？她病了？哦，哦。她家里有电话吗？谢谢。”
左托夫挂上电话后看了谢尔盖一眼，说：“您明天早上到罗文斯卡娅家去一趟，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况。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可是罗什金娜还住在别墅里呢。”
“是。”谢尔盖沉着地答应道。
对罗文斯卡娅的访问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的确，别墅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再没有人在这儿露过面。但是，索菲亚·罗文斯卡娅生病前不久，曾在街上遇见过那个孩子。他和两个同学一道走着。长长的皮带挎过他们的肩头，系着塞得满满的军用挎包。看来，他们三个人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
谢尔盖故作镇静，甚至仿佛很淡漠地问，她究竟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们的。罗文斯卡娅回答说，是在离斯摩棱斯克广场不远的地方遇见的。这一次，谢尔盖用了极大的努力才压抑住了内心的高兴：因为他估计对了，更重要的是，现在搜索范围可以比原计划缩小四分之三。
可是在谢尔盖向左托夫作报告的时候，却讲得简短而冷静，丝毫不带从前那种急躁的神情。这种作风是他现在所极力追求的。
左托夫装着没有发现他的这种改变，说道：“我们现在接到一连串的报案信号。我只好也来搞搞别的案子。我委托你把关于这个小孩儿的事进行到底。行动要谨慎些，在学校里别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天要向我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你的意图如何也得报告。全明白了吗？”
“是，全明白了！”
谢尔盖稍微思索了一下，简短地答道：“通过区共青团委员会。”
左托夫赞许地点了点头。
谢尔盖毫不耽搁，径直上区团委会去了。他向区团委书记简略地说明来意之后，就领到了一张区团委会临时指导员的证件。他奉命了解各学校戏剧小组的工作情况。
离区团委会不远的一所学校首先引起了谢尔盖的注意。他到那所学校去时，正好刚上课。所有的团支部委员都上课去了。但他在教员休息室偶然碰见了一个文学教员——一位身材颀长、消瘦、面容秀雅、头发蓬松的青年。他忧郁地叹了一口气，告诉谢尔盖说，他们学校里根本就没有戏剧小组。
“得有熟练的领导者，这是一；很难弄到服装，而服装店里的又太贵，这是二；第三，在学生中没有有心人，没有热情和灵感，怎么行呢！缺少了这个，什么艺术都会毫无生气，戏剧也不例外。”
“您亲自动动手吧。”谢尔盖不同意地说。
“我能干什么呢……当然我能够作，但是……”年轻的教员苦恼地往桌上的厚厚一沓练习本瞟了一眼，“同时，又办不到。这就是辩证法。”他笑着说道。
谢尔盖抑制住了继续争辩下去的愿望。他在离开的时候，感到有些忧愁和烦恼，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我是来干什么的，那里有没有戏剧小组关我什么事呢？”他想道。
第二所学校里有个戏剧小组，但组长是个女孩子。谢尔盖仅仅花了十五分钟就从她那儿获得了区团委告诉过他的，作为一个指导员应该搜集的材料了。他已经打算离开了，但这时那个女孩子显然克服了某种疑虑，急促地说道：“您知道吗，我们很想排戏，简直是渴望极了。您明白吗？排一出真正的戏。可是单凭自己的力量太困难了！我们尝试过。啊，难道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吗？不，您听我说，”她激动地喊道，虽然谢尔盖根本没有想打断她的话，“我们上校长那里去过一百次了。我们也到过区委会。我们可以自己弄到一切，做好一切，整个的一切！但一定得给我们一位导演。”
“好，让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向区委会提出来。”谢尔盖不太有把握地回答说。
在这个眼睛明亮的女孩子面前，他忽然感到很惭愧。“官僚主义！”谢尔盖忿忿地想道，然后他坚决地中断了刚说了一半的话，并说道：“我们来这样约定：在三四天之后准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