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还需要证明。”
“我们能证明。”左托夫沉着地回答说，“你知道检验是怎么一回事吗？看，就像这样。它能证明，挂在衣橱里钉子上的线正好是这只手套上的，这是一点；其次，你的血型和衣橱里血斑的血型是相同的。明白吗？”
“明白倒是明白。可是，最主要的还是东西哟。偏偏它们就是没有。”罗什金挑衅说。
“我们找得到的。请放心吧。”
“等你们找到了，”罗什金断然宣布说，“那个时候，见你们的鬼，我就会彻底坦白。但是现在请不要麻烦我。”
左托夫考虑了一会儿，突然命令他：“把凉鞋脱下来！”
“这是怕我跑吗？”罗什金撇着嘴冷冷一笑，“好吧，如果必要的话，我赤着脚也能跑。”
他脱下鞋，左托夫吩咐把凉鞋拿到另一个房间去。他在那儿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了鞋底。
“找一找有红色粘土和石灰的地方。这家伙不久前又到那里去过。”他对侦查员们说。
……
谢尔盖和萨沙·罗巴诺夫拿着铲子走遍了别墅的整个地段，已经说不清有多少次了。
“这个坏蛋，给我们找的好事！”谢尔盖气恼地说，“可是他能把东西藏到哪儿去呢？”
“应当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想一想。”罗巴诺夫笑了起来，“懂吗？总有这么一个舒服、温暖的好地方。”
他们一边沿着围墙慢慢地向前走，一边研究着泥土。谢尔盖的眼光无意之中落到了邻家的地段上。一个新挖的坑和从坑里挖出来的高高的土堆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萨沙，那边是什么？”
“那边？那是人家的地段。”
“不是，我说那个坑是怎么回事？”
“这得去问问主人。”
“可是你看，这坑很奇怪。”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
“有什么奇怪的？人会挖坑——这一点很奇怪吗？”
“不是，这个坑挖得很奇怪。你想一想，”谢尔盖目不转睛地望着坑，兴奋地说，“凡是挖这种大坑的时候，坑里的土总是向四面扔出去的。这里也是这么挖的。你看，那不是印迹吗？可是后来把挖出来的土堆成了一个高土堆。这是为什么？”
“而且粘土是红色的！”萨沙喊了起来，“周围撒满了石灰！围墙上还有一个洞呢，真是太方便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向邻家的地段爬了过去。
谢尔盖紧跟着他。他们拿起铲子用力挖了十分钟。一只用草席包得很好的舒宾斯基的箱子，从地下发掘出来了。紧随其后的是其它物件。
“我们成了掘宝人了。”罗巴诺夫拭去额上的汗，笑着说，“总算找到了。祝贺你，科尔舒诺夫同志。好，去报告吧。我先在这儿看守着。”
这时候，格朗宁正当着左托夫的面，对别墅的女主人进行审讯。这是一个面颊红红的中年妇女，小小的鼻子上架着角框眼镜。斑白的头发在后脑勺上马马虎虎地梳成一个不大的蒜头似的发髻。她穿着旧式的花睡衣，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抽着烟。
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罗文斯卡娅是一个内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已在战场上牺牲了。每年夏天她的女儿就同丈夫、孩子住在这个别墅里。不过现在他们到乌克兰的亲戚家去了，所以罗文斯卡娅也就第一次决定把别墅的楼下租出去。她自己很少在别墅里过夜，因为诊疗所的工作很忙，罗文斯卡娅常常直到深夜还在自己的区里巡视。她在这儿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人认识她，都期望得到她的劝告和帮助。有时还天真地认为，医生不仅能治疗肉体的病痛，还有办法医治一切其它不幸。因此，罗文斯卡娅也就经常向社会救济部、向工会中央委员会、向地方工厂职工委员会写信，向他们的漠不关心和官僚习气提出申诉或表示抗议。很可能，在信末的签名——一个主治医生——真的加速了对事情的处理。
的确，她碰上了坏房客。老实讲，她只把别墅租给了卓娅·罗什金娜一个人，但是以后她的哥哥来了。从此楼下就开始了醉汉们的吆喝、狂歌。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人聚到这儿来。
“什么人常到他们这儿来呢？您还记得谁吗，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格朗宁尊重而又耐心地听完了她那没有头绪、甚至是多余的详情细节之后终于问道。
“您知道，什么样的人都有。例如，不久前有一个男孩使我非常不安。”罗文斯卡娅皱起眉头说，“他大概只有十六岁，起初好像还有些害臊和胆怯，后来就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玩牌、喝酒了。当然是赌输了，我听见他们逼他，跟他要钱，但是他一无所有。于是大家都嫌恶地骂他、威吓他。以后有个人出来替他说情。而他的父母却绝对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消磨时光的。”
“他叫什么名字？和谁一起来的？是在什么时候？”
“他好像叫依果尔。是上个星期天和一个老头儿一起来的，我记得也就是这个老头儿替他说的情。”
“您能说说，这个依果尔长得什么样子吗？”
“他是这么一种典型的瘦弱少年，懂吗？高个子，胸部很窄，一双纤细的手，淡黄色头发。至于性格吗，显然很急躁。毫无疑问，是一个很神经质的、容易受刺激的人。”
“好，这么说，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头儿来过。还有谁呢？”
“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年纪大一点，他们好像叫他基特。是个讨厌的家伙。你们看，我还发现他有些退化的特征。”
“是些什么样的特征呢？”左托夫发生了兴趣。
“例如，收缩的下颌，狭窄的前额。同时，他的齿缝也相当大。”
“这很有意思。”左托夫点点头说，“您说得出这老头儿的长相吗？他们怎么称呼他？”
“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个老头儿。但是大家都听他的。我记得这个罗什金就对他发过牢骚。那时我正好在厨房里忙着，就听见罗什金说，有人妨碍他解决别象街的事情，可是他还弄不清那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我当时曾想：他们莫非是投机商？而那个老头儿就用这么一种油腔滑调的声音对罗什金说：‘没有关系，敬爱的，走吧，照我说的去做吧，一切都会妥贴的。’我对他那个刺耳的称呼——‘敬爱的’，记得非常清楚。噢，等一等，我想起来啦！”她一下子兴奋起来，“罗什金把老头儿叫做‘老爷子’。”
“老爷子！”格朗宁不由得脱口而出，他看了左托夫一眼。
左托夫却仍然不动声色地抽着烟。格朗宁猛地醒悟过来，连忙岔开说：“这实在是有些刺耳。那么，还有谁来过这儿呢？”
“真的，再也想不起什么人了。”罗文斯卡娅深思地说。
“您还有问题吗，少校同志？”格朗宁转身问左托夫。
“只有两个问题。我们也不再多耽搁您了，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
“不，没什么，您这是哪儿的话？您随便问吧。我看事情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左托夫点点头，“是这样的，前天他们用汽车运来了许多东西。您没有注意到，他们把东西藏到哪儿去了吗？”
“没有，您瞧，我没有看见。”罗文斯卡娅惋惜地摇了摇头，考虑了一下，又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惜！第二个问题：您没有听说那个孩子——依果尔住在哪里吗？哪怕只知道在哪个区也行。”
罗文斯卡娅不慌不忙地熄掉烟蒂，然后又拿出一支，把它用手指捻松。
“他住在哪儿？”她慢吞吞地说，“可惜他们谁也没有说到这一点。不过，老实说，我曾经偷听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甚至想通知他的父母或者学校。”
“您怎么知道他是在学校里学习呢？也许他已经工作了。”
“不，他们曾谈过关于学校的什么事。”
“什么事呢？”
“现在让我想一想……噢，依果尔说，他那天必须到学校里去，好像戏剧组要开会，他还是组长呢。所有的人起初都嘲笑他，说是找到了一个演员。老头儿又替他辩护，还说这样很好，应该这样。说要让学校里的人尊敬他。懂吗？这个老混蛋！”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教小孩耍两面派，到后来还催他走，告诉他从车站到学校怎么走最快。”
“对，对，”左托夫插嘴说，“这点很重要。怎么走？”
“他说，坐地铁沿着环形路要近得多，到那边再跑过去。”
“就是这些吗？”
“很可惜，就是这些。”
“太少了点儿。”左托夫毫不掩饰地叹了一口气说，“打扰您了，再一次请您原谅吧。有什么办法呢？”他微笑着摊开双手又说：“我们做的就是这么一种令人不安的工作。”
“我明白。”罗文斯卡娅点点头，又颇为忧虑地说：“能找到这个孩子就好了。要知道，你们的工作和我们医务工作一样，预防特别重要。”
就在这一刻，门开了。门口出现了满身是泥、兴奋无比的谢尔盖。
……
一小时以后，第一辆汽车载着被捕的人向莫斯科驰去，紧随其后的是第二辆，最后是根据左托夫的要求，在夜里开来的第三辆汽车。
别墅里设下了埋伏，专门等候基特。
在载着罪犯的汽车里，大家都默不作声。甚至侦查员互相之间的谈话也是被禁止的。
但在第三辆汽车里，人们却非常起劲儿地谈论着这次出击。虽然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但是一路上大家都在争论着，笑着。
“对了，伊万·华西里耶维奇，”科斯加忽然想起一件事，“想问问您，什么叫……哎哟，这个字又忘了。嗯，是罗文斯卡娅谈基特时谈起的，关于他牙齿的事。”
“关于齿缝吗？”左托夫笑了起来。
“对，对。”
“这是说，牙齿之间有很大的缝隙。非常重要的特征。对了，同志们，你们必须熟悉很多医学上的特征和术语。”
“哦，老天爷，”罗巴诺夫滑稽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有一个聪明人说过，本来抱不住的东西，你就别勉强去抱它。例如，我记得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
“你可知道，”谢尔盖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那个聪明人还说了什么？”
“什么？”萨沙感到他这话里有话，变得小心起来。
“如果你家里有喷水池，就把它给堵住：好让喷水池也休息一下。”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真叫人惊奇，罗巴诺夫知道那么多生活中的事例，”科斯加嘲弄地说，“简直可以应付生活中的一切变故了。”
“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萨沙，早就写出一本回忆录来了。”谢尔盖诙谐地说。
“就叫做《往事与思考》吧。”科斯加又嘲弄地插嘴。
“笑吧，笑吧，”萨沙一点儿也不生气地回答，“不过说真的，为什么关于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人写点儿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儿倒是来过一位作家。”左托夫笑了笑说，“可是他收集呀，收集呀，收集了半天材料，后来全扔了。”
“这是为什么呢？”谢尔盖饶有兴味地问。
“说是，主题既不符合目前的迫切需要，现象又不是那么典型。”
“这该怎么说呢？”萨沙不以为然地说，“我看要抓住像罗什金这样的人，任务是相当紧迫的。”
“但是，现象自然不是典型的。”科斯加颇有分析地指出。
“现象吗，可能不是很典型的，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极有教育意义的。”萨沙摹仿着他的神气说。
“现在问题不在罗什金身上。”左托夫深思熟虑地说，“问题在那些逍遥法外的人身上。”
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已将近中午十二点了。左托夫决定，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工作人员，都立刻回家休息两个小时。
休息一下是极其必要的，因为面前还有巨大的工作等着要做。很显然，罗什金虽然被捕，本案却远未结束。恰恰相反，直到现在该案件的真正规模才展示出来。正如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被案件吸引住了。因此，大家都十分勉强地去执行左托夫有关休息的命令。
当天晚上，沙伏龙·罗什金在左托夫的办公室里受到了审讯。
在问了一般的履历以后，左托夫说：“您干这一行的历史很悠久呀，罗什金。您头一次受审是在一九三二年。那是为了什么事情？”
“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儿，我们抢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大教堂。打了一个神父。”罗什金很痛快地回答，又冷冷地一笑，“这是和宗教欺骗作斗争嘛。”
“那么，第二次在一九三九年，又是为了什么？”
“也是为了抢教堂，这是在莫斯科附近，杀了一个牧师。”
“根据从您家里搜出来的信件文体看，从前您自己也是这个阶层的人吧？”
罗什金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在自己村子里当过两年撞钟人。宗教文体我是后来才研究的。反正在那些年代里总共抢了有十个教堂。不过，人总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可是您一直在撒谎呀。”左托夫从容不迫地反驳说，“无论是第一次判罪，还是关于撞钟人的事，都是假话。您是因为和父亲一起纵火而第一次被判刑的。想起来了吗？没有？好吧，我来提醒您。那一年你们村里建立了集体农庄。你们打死了看守人，放火烧了仓库。因为庄员们把全村的马和牛都关在了那里。你们烧得很巧妙，以致所有的牲口都烧死了。而且您也不是撞钟人，是富农，是村里排首位的富农家庭出身。教堂您也的确搞过，但那是后来的事了。是这样吧？”
“你们那儿摆着帐本哪。”罗什金歪嘴一笑，“好吧，就算是这样吧。”
“不是算这样，而是事实。”左托夫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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