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勒顺从地转过身子，重新坐在圈椅上——现在他俨然象主人似的，沉甸甸地坐了下来，然后和好地说：“说实在的，来一杯咖啡才好呢。”
盖伦控制住自己，答道：“我可以请您喝咖啡，但您似乎也不妨派一个班的秘密警察驻进您的公馆。因为您也有夫人和儿子。不是吗？”
“家倒有过一个，”缪勒回答说。“儿子已经在东线殉国了，但我准备豁出老婆来。您拦住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您为什么要‘红色圣经’呢？”
“想请您入伙。”
“什么意思？”
“一切都很简单：我打通了一条与莫斯科联系的渠道；如果把您的‘红色圣经’向克里姆林宫抛出，就会在那里引起剧烈的风暴、极度的恐慌与疯狂的猜疑，其后果是难以预言的。西方将为莫斯科爆发的事件感到万分震惊。我听说，你们炮制了朱可夫、戈沃诺夫、罗科索夫斯基和航空人民委员沙胡林的材料，我们将把这些材料用适当方式奉献给对方。弗拉索夫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普通人易忘的事情，叛徒却记得清清楚楚，这才是逻辑和情感的真正融合，是一种让所有纯洁的人都给肮脏的自己垫背的尝试，背叛是个异乎寻常的范畴，卖国贼往往想当一名第三者——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他时时在寻找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替身……您要是害怕，附带说一句，您怕是有道理的，您要是怕您的‘圣经’被我拿走会落到卡尔登勃鲁纳或希姆莱的保险柜里，那我就在这里——在您的办公室里用一用它……”
“一句话，您是在家我允许您参预那件我为之而献身的事业了？”
“哦！您的表述完全正确，将军，您说得太确切了！”
“既然如此，您必须助不幸的卡纳里斯一臂之力。”
“卡尔登勃鲁纳在亲自过问他的案情。”
“是的，然而在真正的德国的爱国者……和热爱元首的人备受折磨的那座集中营里，”盖伦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补充了一句，“就有您的人呀。要知道，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好一个逻辑啊，将军！您的逻辑到哪里去了？刚才您还说现在军队的势力无比强大，而我们，可怜的秘密警察，不屑为人一顾，怎么又突然自相矛盾地说我们的人无所不能呢？”
缪勒看了盖伦一眼，明白自己说走了嘴——对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蛮干一通。这个出自普鲁士门阀和军队帮派的家伙，见他的鬼……
“好吧，”他说，“让我们这样商定：我保证已被处决的维茨勒本元帅和特莱斯科夫将军的亲属不会接元首的命令被杀害……我保证，根据元首命令而自尽的隆美尔元帅的家属不会照希姆莱的决定被送进集中营……至于不幸的卡纳里斯的命运，我将尽力搞清将来会如何处置他。我想试试看能否了解到为什么他至今未被处死，是谁拦住了刽子手，这样做对谁有好处。这样的协议能使您满意吗？”
盖伦拿起话筒，要副官送来两杯咖啡，然后打开保险柜，默默地、有点厌恶但又心疼地把书送给了缪勒。
缪勒翻阅了前面几页，微笑着说道：“这不是商品吗？！简直是件商品！”
“这不是商品，而是前途……”
当副官送上咖啡后，缪勒问道：“哪几页可以照相复制呢？”
“复制几页可以，整本材料可不行。”
“ 占多大比例？”
“四分之一。”
“就这样说定了。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有。”
“请讲。”
盖伦哼了一声，说道：“您以后肯定会发狂似地爱上一位女士，在您这样的年纪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对她的关心，将决不下于您对我家庭安全的关心……”
缪勒摇了摇头：“我经常读点马克思的著作，将军。他那‘商品——货币’的公式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成年男子们的慰籍，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掺杂任何情感……”
“您的咖啡要冷了……”
“我根本不喝咖啡，只不过是使自己能应应景儿罢了，同时也愿意周围的人都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矩……”
……当缪勒回到普林查波列王子大街自己的家中后，吩咐绍利茨煮点浓茶，并问他有什么新闻。听完副官的回答后：他有点莫明其妙地耸了耸肩，然后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疲倦，他微笑了一下，便喂起小鱼来了。
令他困惑英解和高兴的是；施季里茨竟然要回到柏林来了，虽然他曾断定，施季里茨多半不可能回来；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他的私人观察站自瑞士发来的消息不是向别人，而正是向他确切地证实：施季里茨与俄国秘密机关有联系。
第二章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施季里茨从铺满赤褐色橡树叶的地上站了起来。有的地方，鲜艳得仿佛碧玉似的绿苗正破土出，他不知为什么竟为它担惊受怕起来——活象怕一个小姑娘回蒙受不幸一样，玛丽卡。罗克在唱着四月里十七个瞬间那一首歌的最后一段。歌中唱道：树木将旋转着跳起华尔兹。一只被湍急的浪花掀起的海燕行将溺死，可是谁也无法搭救。罗克的声音稍微有点嘶哑，因而听来显得特别柔情脉脉，充满了对人的信任感，这声音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一个谐音，片刻的寂静；播音员开始播出前线的战况；语调高吭而自豪：“坦克手的英勇，突击队勇士们的胜利，战无不胜的党卫队的凶猛反击……”
施季里茨走近车旁，关上了收音机，坐在方向盘后，向柏林驶去……
他现在不急于赶路，似乎在设法延长眼下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静谧与孤独感。
与其说他不愿急不如说他不能够设想再过三小时，当他返回柏林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驱车缓慢地行驶着，竭力使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他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但他越是倔强地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头脑里越是顽强地冒出了一些问号，而问题往往是思想的动因、行动的开端和行为的前奏。
这时施季里茨决定对自己使个花招，他强制自己回忆萨申卡的面庞；这张脸从遥远的1922年开始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中。可是，这样的回忆现在却如此令人焦虑不安，又使人觉得是那样无可挽回地遥远，施季里茨甚至眯了一会儿眼睛，漏着了一根路标，但他自语道：
“这已是第213公里了，别开得太快，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得更确切点，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公正的遭遇，而你却不应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公正难道是一个上面刻有‘应得者’印记的范畴吗？不公正是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往往正是落在那些不应得到它而又努力按不成文的善行规范生活的人们身上……你看，你把自己吹捧得有多高闻！”施季里茨冷笑了一声，“虽然不太露骨，但涵义却是一样……当一个人受到表彰时，他是很有些激情的。但如果没有人表彰呢？那就会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了——或许，元首在青年时期就不时地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听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德国人能否接受让经神病医生给他们的领袖做一次病理分析的决议呢？医生们会说：是的，陛下，您是个精神病患者，您不能管理人民，而应该在疗养院休养，以便使您的神经系统强健起来；您可以作画，水彩画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您可以练习作诗，向群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同样也会听到欢呼声——姑娘们喜欢甜言蜜语的韵律……但实际并不如此，虽然赋诗是件高尚的事情，精神病患者却是不许写诗的……“不许写诗”——这是多么可伯的一句话呀……惭愧得很，伊萨耶夫，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贴切，因为赋诗这件事本身就把一切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拒之门外了……”
他回想起1937年秋自己遇到的一桩可喜的事。当时，指挥部经过精心筹划，向柏林打出“必须同打入共和西班牙保安机关内的特工人员接头”的烟幕后，批准他在瓜达拉哈拉附近越过了战线。在“窗口”迎接他的是格里沙·瑟罗耶什金——1921年捷尔任斯基派伊萨耶夫去塔林办国库宝石盗窃案时，他们就结下了交情，那时格里沙同他和爱沙尼亚的契卡领导人小舍列赫斯联系。
……瑟罗耶什金将他带到瓦伦亚里近郊一处小私宅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米哈依尔·科利佐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哈吉·穆拉特·马姆苏罗夫、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和罗曼。卡尔缅等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早在革命时期那些美好的岁月里，马克西姆·伊萨耶夫就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那时安东诺夫常到捷尔任斯基那里去；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就住在曾把伊萨耶夫送到海参崴的那位瓦西里·布柳赫尔处。他那时和现任共和国空军团问的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的行迹遍及中国，当时布柳赫尔和米哈依尔·鲍罗庭也在中国——资助中国人建立革命的红军。
他在朋友们那儿总共只待了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的朋友：巴维尔·波斯蒂舍夫、雅科夫·彼得斯、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米哈依尔·克德罗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克雷连科、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然后，伊萨耶夫从那里搬出来，同安东诺夫——奥弗先科共住一个小房间——他是驻西班牙负责一切事务的总领事。
“马克西姆，”安东诺夫——奥弗先科不时地吸着烟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写报告请求调回祖国，我也知道你的精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但是我不会把你的报告转交给中央，因为法西斯的面目象多面人一样变化无常，同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审视了一下伊萨耶夫，然后吁了口气，具明其炒地微笑道：“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1905年的准尉，已有三十二年的军龄，因此我懂得所有的军事命令……但在条令中就是没有‘命令你活下去’这样一条，你明白吗？”
‘
“我明白，”伊萨耶夫当时答道。“但是，在那里，就是说在家里，都能意识到……”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打断了他的话：“那里对一切心中都有数。马克西姆，明白吗？对一切。”
“命令你活下去”，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遍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的话。但是只能凭良知来办事，否则就应该死去。用丧失人格的代价换来的生命不是什么生命，而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
他想起1927年在上海按到缅任斯基的命令打入国家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往事。当时他越是深入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就越觉得中央认为这个狂人很危险并迟早一定会执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是到1933年，他才明白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六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那时他就预料到纳粹党上台的可怕事情，这在现在终于实现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施季里茨怎样统尽脑汁思索元首上台的原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桩怪事。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不睦，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不促成极右分子获胜，但为什么是希特勒上台呢？三十年代站在保守与反共立场上的力量在德国是强大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钢盔党”和“德国民族党”。但为什么这个联盟未能执政，而希特勒却上了台呢？是因为玩弄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吗？是因为利用了它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吗？是因为在高减“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同时，又提出了他那个民族高人一等的论调吗？就是说，共产国际和人人幸福的说法不是同莫斯科，而是同一个优秀的老爷人种——日尔曼民族作对吗？难道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一味的自我祟拜，在一开始就那么强大和自发，以致能遮住历史的眼睛吗？任何一个建立在人种优越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运动，从来没有，也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么，希特勒究竟使用什么手法蒙蔽了哥德、瓦格纳、黑格尔、海涅、贝多芬和巴赫的人民呢？难道人民，全体人民，都乐意把国内没有面包和人造奶油的罪过都推到犹太人、茨岗人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上去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现存弊端的罪过推诿给他人？推到能救命的无辜羔羊的身上？就是说，希特勒利用人身上——尤其是意志薄弱和文化水准低下的人身上最卑劣、最阴险的一面，打出了这张最低劣的牌！但是要知道，在卑劣与软弱上下赌注是件极大的罪恶；这样做只能在一开始得到一些好处，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全面的失败，民族的屈尊和国家的崩溃……
“可是，元首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呢？”施季里茨想道，“他就靠那么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实体过日子；他确实不时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和连续呼喊着他的名字的嚷叫声……不，对于一个政治家的检验，还应当看他先天具有多少善良的品质，因为善良的人总是先考虑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
施季里茨感到疲倦——极度的、使人难耐的疲倦。远处，柏林已经在望，他看见晴空中飘荡着悲哀的、象征着死亡的烟雾，便猜出那就是帝国的首都，因为英美空军的轰炸现在昼夜不息。
“假如我再次停止前进，”施季里茨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假如我走下车子，然后坐在地上（他机械地觉察到，此处往北，路边还没有一点绿意，森林中挂在树上的雪还覆盖着一层烟黑，因为风能把从大火中升起的烟灰吹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就可能坚持不住，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转去；我将到巴塞尔，然后越过边境，在第一家旅馆里躺下睡上一觉。这家旅馆距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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