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执著地求异觅新，其画作将中国画的韵味、意境与西方现代形式美圆满地结合起来，为海内外所瞩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吴先生画作曾以百万港元被人购藏。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吴冠中恰恰是在作品走红时开始了撕画。对他这样的大艺术家而言，撕画就意味着撕钱，那是小数目的钱吗？吴先生不是犯傻吗？对于亲友的屡屡劝阻，他始终置若罔闻，依旧潇洒地一幅一幅撕下去，毫不吝惜。一次，他这样回答记者“最近忙什么”的问询：“人老了趁现在活着，赶紧将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撕掉。”
吴冠中只喜欢艺术，别的如金钱、名气都已视作身外物了，所以撕起画来胆壮、气足，毫不手软。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2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时因为我的年龄和知识都够不上接受什么，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我的前途却有很大的关系，我之所以有今天，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功劳。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这个学校以前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但“五四”的浪潮，也冲击到这小城市了。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她们立刻成立学生会，带领我们去游街、讲演、喊口号。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我也跟在她们后边，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不能当亡国奴。”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教员很少同情她们，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杨代诚和王剑虹。可惜由于我那时班次低，年龄小，没有同她们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机会我就表示了我的态度。譬如有一次她们讲到女子剪发，同教员们做了很激烈的论争，教员讲话，我们不鼓掌；王剑虹一讲话，我们就鼓掌。会后许多人都把辫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现在剪发是太平凡了，而且成为当然的现象，但那时却是件大事。我们为着没有辫子，四处遭受冷嘲或责骂。后来她们又办了一个贫民夜校，看见我喜欢活动，叫我去教珠算，学生们看见我比讲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这一群同学当时是我的指路明灯，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后来我又随着王剑虹、杨代诚到了上海，她们把我领到广大的领域里。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传》里说到她们。现在让我纪念早死的剑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杨代诚）。
我的母亲在常德，当时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不大清楚。总之，当我暑假回到家时，我的母亲便同我谈到转学问题，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一般的师范中学的课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那里面有新思想。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一年半以后，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虹到上海去，也基于这种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后来她自己也打到了这条路，她完全同意我，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侮，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我的母亲呵！你现在生活怎样？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隔绝了，你无依无靠，但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坚强的。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牺牲了，他们的血，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母亲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的。母亲！
进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最进步的人物。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泽东同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欢喜谈论问题，反对封建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繁琐的礼节，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骄傲。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的种子，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没有进周南以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最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最喜欢的。当然那故事的情调，写普法战争，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枚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枚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陈启明因他的思想“过激”，而被解聘，我们感到很大的难受，我随着几个年长的同学又跑到一个男子中学去读书。这时这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和知识都比我较大较高，大家都感觉到在这个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她们便离开了学校，准备自修。我呢，总觉得要向一个更遥远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剑虹从上海回来了。她向我宣传陈独秀、李达他们在上海要办一个平民女子学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亲的赞助，抱着满怀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并没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道，我打过几个圈子，碰了许多壁才走上正确的路的。但从这时我却飞到了一个较广阔，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过我自己，勇敢翱翔过，飞向天，被撞下地来，又展翅飞去，风浪又把我卷回来。我尽力回旋，寻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实际。我虽没有参加“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6
我和村上君林少华
由于我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一二十年来译了三十多本，就有不少人猜想我和村上关系很“铁”，问我和村上见了几次，见时村上请我吃了多少道“料理”喝了多少瓶威士忌以及有多少艺伎作陪。我说只见了一次，见时既无“料理”又无威士忌，艺伎更是影都没见着。对方于是显得大为失望，甚至说村上“真不够哥儿们”。说实话，我也失望。我多么希望村上君请我去东京最有情调的“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吃着最考究的“怀石料理”（日本关西名菜），喝着最高档的日本清酒啊！甚至希望他陪我去箱根泡两天温泉临走再送一个250克重的日元“红包”。然而没有，真的没有，不是我得了好处就忘，或担心“愤青”朋友骂我汉奸而隐瞒不报。
也不能说中国人期望值过高。若我是村上君，村上君是林少华，且大老远跑来，敝人笃定请他去青岛最好的饭店吃满汉全席。第二天即使上午课不上下午政治学习不参加也要陪他去崂山一游。也不光我，大凡中国人都会这样。
可是村上君没这样。见面地点是在他的事务所，隔着一张餐桌大小的圆桌相对而坐，两个算不上绝代佳人的女秘书中的一个端来清茶，我一杯他一杯，边喝边谈。他谈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灵魂获得自由”，谈他写作的技术是能打开想像力世界那扇门进去又能出来，谈他对“孤独”独特的诠释及其排遣方法，谈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好感的根据，谈他不喜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缘由……他侃侃而谈，眼睛看着桌面，看着思维移行的轨道，看着“门”后面的世界。我则看着他，看着他随意拨去一侧的“男孩”发式，看着他执著的纯粹的表情，看着他身上的POLO花格衬衫，看着他肌肉隆起的手臂。仿佛看到了他一部部小说中作为男主人公的“我”，看到了《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他没有让我失望。从村上小说中走出来的村上只能是这样的村上，也只有这样的村上才能写出村上小说。此外我能要求他什么呢？
后来我看了、也译了他一些随笔，得知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少请吃，也很少吃请。或许在他看来，吃就是吃，没有更多的附加含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5
蔚蓝的王国＇俄＇屠格涅夫
呵，蔚蓝的王国！蓝色，光明，青春和幸福的王国啊！我在梦中看见了你……
我们几个人乘着一叶装饰华丽的小舟。一张白帆像鹅的胸脯，飘扬在随风招展的桅头旗下边。
我不知道我的同伴是些什么人，但我浑身都感觉得到，他们全都像我一样，是这样年轻、快活和幸福！
不错，我并没有看到他们。我眺望四周，一片茫无边际的蔚蓝的海，无数波浪闪耀着金鳞；头上，也是这样茫无边际，这样蔚蓝的海——在那儿，温柔的太阳在运行着，宛然在微笑。
我们中间不时发出爽朗、快乐的笑声，宛若群神的欢笑！
忽然，不知从哪个人嘴里，吐出了一些话语，一些充满灵感力量，极其美妙的诗句……仿佛天空也在对它们呼应——而且，周围的海，也若有同感地在颤鸣……随后又开始了幸福的寂静。
_ 我们快速的小舟，随着温柔的波浪，轻轻地起伏。没有风推动它，是我们欢腾跃动的心引导它前进。我们想要到什么地方，它便像一个活的东西那样，驯服地急速奔向什么地方。
我们来到群岛，一群半透明的仙岛，各种宝石、水晶和碧玉放射着光彩。从突起的岸边，飘来令人心醉的芬芳；一些岛屿上，白蔷薇和铃兰的落英，雨也似的飘洒在我们身上。从另一些岛屿上，突然飞起了许多彩虹色的长翼鸟。6
鸟儿在我们头上盘旋，铃兰和蔷薇消失在流过我们小舟两侧的珍珠般的浪花里。
跟着花儿，跟着鸟儿飞来的还有美妙悦耳的声音……这里边好像有女人的声音……于是周围的一切——天空，海洋，高扬的帆，船尾水流的潺潺声——一切都像在诉说着爱情，诉说着幸福的爱情！
但是她，我们每个人都钟爱的那个人，在那儿……在近旁，却看不见。再过一瞬间——瞧吧，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辉，她的脸庞将露出微笑……她的手将拉起你的手——并且把你引到千古不灭的乐土中去！
呵，蔚蓝的王国！我在梦中看见了你……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5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黄峥 执笔
梨子
那一天，二级通知我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很纳闷，我刚到延安来，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就说那枣园我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他们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读！
就这样我到了少奇那儿。。。。。。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少奇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有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而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有点动感情，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呢？
手表
l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他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儿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者。
那天，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而的情况，你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