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脑更具记忆优势；这种优势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强化。看来；听不同的话用不同的耳朵；不失为一个生活小窍门。
耳大是福
耳朵大些好呢；还是小一点好？这个有趣的问题如今有了答案。俄罗斯科学家一语惊天下：人的创造能力与其耳朵大小有关；那些长有一双大耳朵的人应该感到自豪与幸运。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一个人的两只耳朵大小并不相等；而是存在着差别的。尽管这种差别只有2～3毫米；但它足以能判断其大脑哪个部位最发达；进而作为观察儿童天赋所在的根据。俄罗斯的研究者穆斯塔芬分析说：那些右耳朵特别长的人将在精密科学（如数学与物理）方面取得成就；而左耳朵大的人将会在人文科学方面有所作为。
这项研究结论有什么意义呢？可以用来指导孩子对未来专业的选择。比如；在决定一个孩子学习某门知识之前；首先应该确定他是否具备这门知识的生理条件。如果一个少年的耳朵表明他将成为一位艺术家的话；那么家长就不应该强迫他去学数学：如果你非要这么干；人为地去“开发”儿童的某些能力；那么其他能力就会降低；就有可能出现“扼杀”儿童天赋的危险。
对于成年人而言；耳朵大的人寿命可能更长些；“耳大有福”的说法不仅流行于中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流传。比如古代英语中；耳大就是“贵人”的意思。佛祖释迦牟尼的“福相”之一也是“耳垂达肩”。
长寿者的耳朵之所以比一般人要大；与耳朵的特殊性有关。原来；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虽然全身肢体与内脏的生长发育速度不同；但到了成年后都停止了生长；惟有耳朵例外；耳朵的生长就会造成耳垂长度的增加；故长寿者的耳朵看上去更大一些。当然；耳大者是否一定能够长寿；目前还没有找到科学依据。
男人不愿听女人讲话吗？
在生活中；经常可听到为人妻子的抱怨；说丈夫不愿听她唠叨。其实这是冤枉了丈夫了。实际上；对于妻子的话；多数情况下丈夫不是不愿听；而是“听”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应该得到谅解。这绝非笔者为男人找借口；而是英国科学家的科研结论。
最近；英国研究人员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男性接受女性声音要难于接受其他男性的声音。资料显示；男性对女性声音的接收；主要是通过大脑中接收音乐讯号的部分来完成的；其接受与解读机制比对其他男声要复杂得多。其中主要原因是；男女在声带与喉咙的大小及形状方面存在差异。另外；女性声音更具有天然的“情绪”；故男性模仿女声比女性模仿男声更显得“惟妙惟肖”；也更容易“混淆视听”。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56
底线的失守与家园的沦落孙立平
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做“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其中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郑重其事颁发的“教师准则”内。还有“严禁用公款打麻将”。这是2004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用红头文件做出的规定。还有，“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是海关总署五条禁令里规定的。还有在山东潍坊市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出台的“三条禁令”之中，就有“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规定。还有医院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等。
像醉酒驾车、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实际上都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底线了，本应是不言自明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连这些还要特意做出规定，就有点荒谬了，就如同一个单位规定它的员工不许杀人放火一样。
但如果我们回到现实中，就会发现这些规定并不荒谬，因为破坏这些底线的事情频频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
这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社会生活的底线在频频失守，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在面临威协。可以说，社会生活底线的频频失守，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病症。这种底线的失守，关涉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病症，甚至是制度层面的病症，都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与底线失守有着关系。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
底线频频被突破，不仅在于转型期特有的变迁力度，同时也在于一个民族精神的根是否牢固。而在改革过程中被奉为圭臬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原则，其突出特征就是不择手段。在这种价值观中，没有任何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就是最高标准，为了这种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在所不惜。
然而，对社会生活底线肆无忌惮的突破，到头来必然要受到惩罚。近些年来我们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紊乱现象的发生，就是这种惩罚的开始。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40
鞑靼荒漠李修文
每天黄昏，我结束写作，对着窗外喊一声他的名字，他就会欢快地答应着，穿过二十多只孔雀，朝我住的吊脚楼狂奔过来，他不会跑进我的房间，而是怯生生地站在窗口，看着我收拾好桌子上的杂物，他的嘴唇动了几次，终于没能说出话来，最后，看我收拾好了，他才带着慌乱和一丝雀跃指着远处说：“你看！”
有时候我会看，有时候我就不看。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何况我来这被群山与大水阻隔的荒岛上已经足足一月，不用抬头我也早已熟知他一再对我指点的那些事物：无非是野猫追赶着三两只鸟雀奔入丛林，远处江面上的一只小木船在漩涡里打转；无非是，登高望远，拨云见月，孔雀开屏，豌豆开花。是啊，它们存在，甚至正在发生，但它们不会带领我离开此刻的荒岛，最终我们尚需在各自的世界里痴呆、受苦和癫狂，借我一双翅膀，我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
我更愿意和眼前的他散步，从岛上下来，下六百多级台阶，在乱石丛中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经过大大小小十几个船坞，天色黑了下来，那时我们再折回，山区之夜星光明亮，他就忍不住在星光下歌唱，刚唱了一句，便把余下的歌词硬生生吞了回去，他应该是羞涩地偷看了我一眼的，但是夜幕深重，我们都看不清对方的脸。
哪怕看不清脸，他也是我的小弟兄。尽管他瘦，他胆怯，他只有十五岁，他是来自安徽的童男子。
他的名字叫莲生。
奇迹发生在涨水之夜，我们照常散步到了很远，回来的路上，仍然一前一后地走着，耳边一直回响着江水拍打防浪堤的声音，突然，莲生大声唱了起来，我诧异地回头，但他全然不理会我，面朝江水，中了魔障一般使出全身力气，不光我受了惊，就连一艘原本在夜幕下沉静航行的机动船上也亮起了电灯，两个渔夫从灯火下现出身影朝岸边不断张望，他们说不定还以为这里要发生凶案，而我，干脆就被这突如其来但却没有理由的歌声震动得不知所以，刹那间，我手足无措，忘记了眼前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如果我没记错，上次听见这样的嗓音和歌声还是在山西，在让人怀疑一辈子也走不到头的焦渴群山之中。
我等待了一阵子，莲生终于唱完了，我们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没有说话，耳边回响的仍然只有江水的拍打声，我不曾问他突然唱起来的原因，但我知道，就在他歌唱之时，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中学操场上的荒草、电台里播放的京剧和几段难堪直至不堪的往事；最后，散步结束，在我住的吊脚楼前，看得出来，莲生是想了又想，终了，他还是告诉我：“我其实和那本书中的人也差不多。”
——《鞑靼荒漠》，繁体竖排，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带到荒岛上来的唯一一本书，意大利作家扎内第所著：一个年轻的军人接到命令，前往与敌国交界的北方荒漠等待伏击敌人，殊不料，终其一生他也没见到自己的敌人是什么样子，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他能做些什么呢？他只好迷恋上了枯燥，并且一再告诫自己要相信“等待是必要的”，就这样，年华老去，直至最后被他的同胞如此宣告死亡：“他和我们一样，都没遇到敌人，也没有遇到战争，然而，他却是死在战场上。”
莲生果然和小说里的那个年轻人差不多吗？我和他共同栖身的小岛竟然等同扎内第笔下的鞑靼荒漠？在许多寂寥的时刻，我已经听他说起过自己的来历：小学毕业之后，他从芜湖的一个小村庄里跑出来，到此地投奔做厨师的舅舅，舅舅也只够糊口而已，于是将他送到了这个岛上，据说，打清朝起这个岛的名字就叫孔雀岛，但那不过是地貌形似，别无其他原因，大概是五年前，一帮人突发奇想，要把它变成真正的孔雀岛，先建了几幢吊脚楼，再引进来非洲孔雀，以求游人光顾，结果事与愿违，从开始到结束，从来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到最后，岛又重新变回荒岛，吊脚楼的房梁上都长满了苔藓，可是，要有一个人侍侯那些当事者不知如何处置的孔雀，于是，莲生上了岛，转瞬便是两年。
两年里，他没离开过这个岛，也没有人上岛来看过他，每隔半个月，会有人托船家给他捎来吃喝的东西，每隔半年，那些看不见的雇主还会为他捎来微薄的工钱，在我来之前，他的粮草已经断了两个月，原因据说是雇主们彻底闹翻，不再过问这个荒岛的事情，如此，他和他侍侯的孔雀被遗忘了，两个月来，他的吃喝全靠过路船家施舍，幸亏那些孔雀暂无性命之忧，就在我的房间隔壁，堆满了它们的粮食，只怕吃上十年也吃不完；但是，莲生的一堆问题却不可能指望过路船家给出答案，譬如，粮草断绝之后，他是否应该为自己种上一片菜园？譬如，如果他离开，这里的孔雀会在多长时间里死去？问题还有更多：他现在的雇主究竟是谁？他在为谁侍侯那些光彩斑斓的同伴？还有，他到底会在这里呆多长时间？雇主们会有一天重新过问起这座荒岛吗？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几乎是挣扎着，用了一个月时间，小学毕业的莲生看完了一部繁体竖排的小说，并且在书里找到了自己，也就是说，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只有天知道，这对他究竟是坏是好：不是每个人都能认清并且认同自己的处境，就像个别的酒鬼，让他糊涂也好，让他执迷也好，偏偏不要叫醒他，闭上眼睛只当是睡着了，一叫醒偏偏就要发疯，可是，小弟兄莲生，却全然不作这等想，下一个黄昏，当我们散步，他一点也不似往日的怯生生，看着我，告诉我： “我想过了，我得动起来。”
于是他就动起来了。既然太阳底下无新事，他就从种菜园开始，连续一个星期，他终日蹲在防浪堤上求告过路船家，结果不错，他找他们要来了萝卜籽、红薯籽，甚至还要来了西瓜籽，每当得手，他就赶紧狂奔上岛，奔向丛林里的一小块空地，那是他的菜园，是他的小小乌托邦；岂止他的小小乌托邦，我们的沉默之岛，在他的歌声与日渐奔走中越来越显露出理想国的模样：过去的日子里，我曾给过他一些钱，现在，他用这些钱拜托船家买来了一群鹅，并且顺利地安排它们在孔雀中间招摇过市；他还买来了丝线，他说，他要织一张鱼网，这样，他就不用为自己的嘴巴发愁了；他还和自己打赌，赌自己还会不会脸红，因为他暗自定下了一个目标，希望我每天教会他认识十个繁体字，脸红怎么能行呢？
而那突出的、使我惊骇的，仍然是他的歌唱，我怀疑，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唱完了自己能唱出来的所有的歌，无论是在江水边织网，还是在孔雀与鹅群之间嬉闹，他都张开嘴巴涨红了脸，但那还算不上奇迹，奇迹发生在另外一个涨水之夜：这一晚，天降大雨，我再次被莲生的歌声惊醒，打开窗户，借着闪电，看见他正全身上下湿漉漉地守护他的乌托邦——为了菜地里的新芽不被摧毁，他将自己的被褥高悬于树木之上，而他自己，和新芽们坐在一起，放声歌唱，嗓音粗涩，曲调生硬，那些歌词就像是一块块石头般从他的胸腔里迸了出来，但它们又分明像匕首般刺破了夜幕，看上去，全似一个苦役中的小小十二月党人。
我突然感到一阵厌倦，那厌倦只针对我自身：如果我能哭，我就会哭着告诉莲生，其实，我也在漫无边际的鞑靼荒漠中，但是，当我想起荒草、京剧和往事，而你已开始张开了嘴巴，我为什么就不能告诉你，其实，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即使从荒漠逃到荒岛，我也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每日的写作，无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发呆与痴狂？
是啊，在我们眼前，或有一片荒漠，或有一座荒岛，我们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借我们一双翅膀，我们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我们到底能怎么办？卡夫卡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海德格尔说，人仅有一个世界是不够的；苏东坡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日忘却营营；耶和华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唯有你，我的小弟兄，你说：“我想过了，我要动起来。”
——就是这样，即使在风雨如磐的后半夜，你也可能遭遇自己的定数：它是命定的闪电、歌唱和新芽，它是命定的小弟兄，小弟兄会对你说，我想过了，我要动起来。什么都不要管了，走上去，抱住他，哭出来，因为他是你鞑靼荒漠上的小弟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46
把阳光加入想象感动
美国青年罗尔斯大学毕业后，开始为找工作四处奔波，但很长一段时间，罗尔斯并没有找到需要自己的职位。不久，罗尔斯的朋友邀请他一起去夏威夷旅行。一天，沐浴在夏威夷海滩阳光下的罗尔斯注意到，很多在海滩上休闲的人在用手机聊天。但是他发现这些人不一会儿就不得不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