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票员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你不想想盲人登上塔楼会干什么？”我问。
他不吱声。
“肯定不会看风景，”我说，“会不会想跳楼自杀？”
售票员张了一下嘴巴。我希望他做点什么。但是或许他的椅子太舒服了，他只好无表情地说了句：“但愿不会如此。”我交给他50块钱，匆匆往楼梯口跑去。我赶上盲人，尾随着他来到塔楼的露台。曼奇亚塔楼高102米，曾经有很多自杀者悬着从这里往下跳。我准备好随时阻止盲人的自杀行为。但盲人一会儿走到这里，一会儿走到那里，根本没有想要自杀的迹象。我终于忍不住了，朝他走过去。“对不起，”我尽可能礼貌的问道，“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到塔楼上来？”
“你猜猜看。”他说。
“肯定不是看风景。难道是要在这里呼吸冬天的清新空气？”
“不。”他说话时显得神采飞扬。
“跟我说说吧。”我说。
他笑了起来。“当你顺着楼梯快要到达露台时，你或许会注意到—当然，你不是瞎子，你也可能不会注意到—迎面而来的不只是明亮的光线，还有和煦的阳光。即使现在是寒冬腊月—阴冷的楼道忽然变得暖融融起来—但是，露台的阳光也是分层次的。你知道，露台围墙的墙头是波浪状，一起一伏的，站在墙头出的后面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阴影，而站在墙头缺口处你可以感觉到太阳的光辉。整个城市只有这个地方光和影对比如此分明。我已经不止一次到这里来了。”
他跨了一步。“阳光洒在我的身上，”他说，“前面的墙有一个缺口。”他又跨了一步。“我在阴影里，前面是高墙头。”他继续往前跨步。“光，影，光，影。。。。。。”他大声说，开心得像是一个孩子玩跳房子游戏时从一个方格跳到另一个方格。
我被他的快乐深深感染。
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此丰富，美好的东西到处都是，我们有时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是常视它们为理所当然而不加以重视，不知道感谢，不懂得欣赏，这些美好的东西不但包括自然美，也包括许多我们眼前手边随时可得东西，比如光和影，比如人和人之间的善意、亲情和友爱。
本文摘自《讀者》2007年第01期P01
哈蒂姑妈的暑假作者：马里恩 阿什
那年的夏天，我的姨妈哈蒂从佛罗里达州来到我们伊利诺斯州的时候，我们那儿的情况相当糟糕，可以说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持续了3年的干旱给我们那儿的农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人家不得不离开家园，搬到草肥水美的牧场去了。随着资源的不断枯竭，人们的收入也日渐减少，生活日复一日地艰难起来。于是，镇上到处都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就连教堂也没能幸免，教徒之间经常彼此争吵不休。有些人甚至已经停止参加教堂的集会了。“上帝会给我们带来奇迹的！”牧师总会这样对我们说，但是，这看起来就是一场必败之仗。
哈蒂姑妈的到来成了我们这个笼罩在一片阴郁中的小镇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天，我们去汽车站接她的时候，看到她戴着的是一顶非常精美漂亮的淡蓝色的系带软帽。“这种颜色和我的白头发正好相配。”她说。其实，不仅如此，这种颜色和她的那双闪闪发亮、炯炯有神的眼睛也非常相配呢。对于碰到的每一个人，哈蒂姑妈都会对他们报以善意的微笑，并且，她从来不说一句刻薄、冷酷的话语。没多久，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哈蒂姑妈”这个人了。
但是，当我们带着她来到我们当地的教堂时，她不禁为教堂里的情景而感到震惊。只见唱赞美诗的不是教堂里的唱诗班，而是一台留声机，那大管风琴则静静地摆放在那儿。
“梅布尔？肖说她的关节炎让她疼痛难忍，无法再继续演奏管风琴了。”我解释道。
“她甚至连教堂都不再来了。”我妻子补充说。
“噢，这样啊！”哈蒂姑妈说道，“其实，我也很喜欢演奏管风琴。如果可以的话，我来替她一段时间吧。”
哦，那次的礼拜会真是令人激动，令人振奋。但是，这种感觉只持续到下一个星期日的礼拜会。因为哈蒂姑妈演奏的管风琴走调严重，简直就还不如不用管风琴呢。
在哈蒂姑妈坐在管风琴前弹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教堂的牧师再也忍受不了啦，于是，他委托唱诗班的成员去请梅布尔回来。
“呃，那好吧，如果你们真的想让我回去的话，那我这个星期天就回去。”最后，梅布尔终于让步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里，梅布尔终于换下了哈蒂姑妈，重新坐在了那台管风琴的前面。对此，哈蒂姑妈一点也不觉得失望。事实上，当她看到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沉醉在梅布尔那美妙的乐曲声中的时候，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欣慰的光芒。
在那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教堂里没有出会刊。牧师只好向大家道歉。他说，为我们教堂打印会刊的琼斯夫人告诉他说她没有时间为我们打印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并不是她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教堂没有能力支付给她报酬的缘故。“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愿意义务工作一到两个小时来为我们打印的话，”牧师继续说道，“我们一定会非常感激他的。”
“我愿意，”牧师的话音刚一落地，哈蒂姑妈就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应道。
“太好了！”牧师兴奋地叫道。但是，就在这时候，我却听到有人在教堂的后面吼了一嗓子：“哦，不！”
不过，尽管如此，打印教堂会刊的工作最终还是交给哈蒂姑妈来做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哈蒂姑妈打印的会刊竟然像她弹奏的管风琴一样糟糕。她打印的会刊里不仅有许多单词拼写错了，而且还有许多地方的单词重叠在了一起，整个会刊几乎无法阅读。牧师私下里告诉我们说，教区里已经有很多人前去拜访琼斯夫人了，请她再次为我们教堂打印会刊。最后，琼斯夫人终于同意了。
接下来，哈蒂姑妈努力去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教堂管理员的工作。因为财力所限，我们的教堂一直没有聘请一位专职的管理员。谁不会使用扫帚和抹布呢？当然有人不会，哈蒂姑妈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看她扫地的时候，好像只扫最容易扫的地方，而再看她给地板打的蜡呢，却是涂了厚厚一层，以至于走起路来随时都会有滑倒的危险！见此情景，于是立刻就有人自愿提出要换下哈蒂姑妈。她们是路易丝？威尔逊太太和玛格丽特？布朗太太。见是她们两人，我们不禁都感到大吃一惊。因为她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一年没有说过话了。这次，究竟是什么使得她们如此默契的呢？
那年暑假，在我们这儿，哈蒂姑妈几乎尝试了她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尽管人们对她所做事情的结果褒贬不一。可以这么说，你无法确切地说出她做的哪一件事情是成功的，也无法说出哪一件是失败的。总之，她使人们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也使他们重新回到教堂做礼拜。“我们全都学会了去爱您的哈蒂姑妈！”一位女士这样对我说。尽管这听起来不容易，看起来也不容易，但是，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哪里有需要，哈蒂姑妈都会前去主动地、无偿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短暂的暑假里，她赢得了大家的心。当然，如果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令大家非常满意的话，那将是多么完美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所做的一切毕竟都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哈蒂姑妈即将离开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起前往教堂去做礼拜。
“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到了教堂，她突然对我们说。
闻听此言，我和妻子同时睁大了眼睛不解地注视着她。
教堂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做礼拜的信徒，既有很多熟悉的老面孔，也有很多未曾谋面的新面孔。牧师静静地坐在讲道坛的旁边，欣慰地看着那逐渐壮大的信徒人群。
当看到哈蒂姑妈走进来的时候，梅布尔？肖便从管风琴前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听众席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这时，哈蒂姑妈告诉我们说，她马上将为她的离去向大家发表一番临别讲话。说完，她走到讲道坛前，面对着台下前来做礼拜的人群。“你们拥有一座这么美丽的教堂，”她说，“而且，不仅如此，你们大家也都像这座教堂一样美丽。我一定会永远记着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现在，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要给大家弹奏一曲《在花园中》。我非常喜欢这首赞美诗，因为它让我觉得耶稣离我们是那么地近，那么地近……”
此刻，整座教堂里除了哈蒂姑妈的声音之外，四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们教堂的集会如此地让人关注，也从来都没有发现大家会如此专心地聆听，尽管我怀疑有些人可能更希望哈蒂姑妈把管风琴让给梅布尔来演奏。这时，我不禁想，这也许就是我们过去所急于表现的那种所谓的宽容吧。当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干旱不仅仅给大地带来了灾难，也给我们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我们沉默而安静地坐在那里，就好像是刚刚才下过一场大雨一样。
这时，哈蒂姑妈走到管风琴前坐了下来，然后，抬起头微笑着环顾了我们一眼。接着，她开始弹奏起来。在她弹奏的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单调乏味或者拖泥带水的音符。那音乐就好像是天使的歌声一般，在她的指间流淌，在天空中滑翔。圣歌中那熟悉的歌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着：“他和我一起同行，和我一起谈心，他告诉我我是他的子嗣……”
哦，这是哈蒂姑妈弹奏的吗？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一首圣歌被演奏得如此美妙、如此动听呢。哈蒂姑妈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难道为了让我们这儿的人们能够再次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她专门钻研过管风琴的演奏以及她所做过的每一项工作？我知道，哈蒂姑妈永远都不会告诉我答案的。
当她弹奏完那首《在花园中》后，台下的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时候，牧师走上了讲道坛，环视了一下台下的人群，说道：“过去，我们曾经祈祷过一个奇迹，今年暑假，上帝终于回应了我们，他给我们派来了哈蒂姑妈！”
本文摘自《讀者》2007年第01期P04
红色殉道者——珍藏在子女记忆中的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作者：贾永 曹国强 白瑞雪
他们没有参加长征，但他们的死都与长征有关。
当他们的战友们还在北上抗日的漫漫长路上艰难远征时，他们的生命征程却在长征的出发地走到了尽头。
他们没有分享到长征胜利的喜悦，更没有盼来他们曾描绘过无数次的美丽的新中国。
然而，每当我们唱起《国际歌》，每当我们读到《可爱的中国》和《带镣行》，总会想起那些永远年轻的名字：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他们，是未曾长征的长征殉道者。
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上刑场
分别5年，当父亲的面容再次出现在眼前，竟是绝照。
1935年的一个夏日，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张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牺牲的消息。
瞿独伊哭得休克过去。她不懂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父亲为何牺牲，她只知道，她的“好爸爸”从此没有了。
从女儿记事的那天起，母亲杨之华就让独伊在对瞿秋白的称呼前面加上个“好”字，虽然秋白并不是女儿的生父。
将自己和爱人合誉为“秋之白华”的瞿秋白，像珍爱他们的爱情一样，爱着这惟一的女儿。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前夕，瞿秋白一家来到了莫斯科。此后的两年间，父母在共产国际上班，瞿独伊则先后被送入孤儿院、森林学校和儿童院。
与“好爸爸”并不多的相聚，在独伊的童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野花烂漫的季节，父亲带她到树林里采花，把花瓣夹在书里作书签；大雪中，父亲带着她去莫斯科郊外滑雪，还不时假装摔跤，逗得女儿咯咯地笑；每次来孤儿院探望女儿，父亲总要带来她最爱吃的牛奶渣，每次离开，独伊总是送出很远，直到父母的背影看不见……
1930年，瞿秋白夫妇秘密回国。临行前，他们对女儿说，爸爸妈妈有事要去南俄，很快就回来。
善意的谎言让匆忙的分别更加匆忙。独伊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甚至在回国前一天当杨之华去医院看正在发烧的女儿时，这个胸前别着“十月革命者”红星的小小革命者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探视时间。三口之家的团圆，从此不再。
直到40多年后，瞿独伊才从当年见证人的回忆中还原了父亲生命的最后片断——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在向闽西突围的途中被俘。起初，他自称只是医生，并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希望设法保释，不料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真实身份。
当年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白露苍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自己于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就义。
瞿秋白留在世间最后的影像，是就义前在中山公园中山亭前的留照。照片上身着黑衣白裤、神态安然的瞿秋白，与瞿独伊记忆里身材消瘦、面色苍白的“好爸爸”形象，今天仍常常重叠在她的梦里。
儿时的独伊并不知道，父亲从20岁起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无力奔跑，瞿秋白也许能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给了“左”倾领导者以留下的借口，他也许能够同红色大军一起走上险难重重却又充满希望的长征路。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被王明等人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已两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