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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溪水，几片白云，柳梢月色，板桥残霜，都令程砚秋感怀不尽。他自己做饭，从早忙到晚。有朋友来探望，也是自己做饭，请吃窝窝头。夫人来青龙桥代洗衣服，程砚秋将初学乍练的贴饼子奉上，还一个劲儿地问：“好吃吗？”他学着耕地，耕了一亩，铧破了一块，又耕一亩，又破一块。损失虽大心情颇佳。人家说，他的样子“有冯玉祥之势”，他说：“冯玉祥焉有我精神！”种地需要浇水，他请人装辘轳。安装好了，程砚秋兴致勃勃地一边浇水，一边唱歌，还与安装工人一起，喝酒吃肉。
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却又是他在日记里反复咏叹的话语。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吃着棒子面的窝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面对粗茶淡饭、土屋绳床，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50
我小时候什么都不会郑渊洁
看到今天的孩子从没上学开始就会很多技能，比如弹钢琴，比如英语，比如书法，比如学前认识很多字，比如会背很多首古诗，我就打心眼里羡慕他们，甚至埋怨父母将我生早了。倘若我是00后，也就是2000年后出生，我现在能上多少培训班？英语、音乐、奥数、电脑等等，家里来了客人，我张口就能讲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为父母脸上平添无数光芒。
回想我的儿时，除了撒尿和泥巴，什么也不会。说来惭愧，《咏鹅》我到40多岁才知道。英语的26个字母至今不能认全。假如我小时候像今天的孩子那样什么都会，恐怕诺贝尔文学奖早被我拿得都懒得拿了。
我曾经在开一辆新车时，在高速上速度经常保持在每小时 120公里，后来汽车进入中年时，速度反而跟不上。专家告诉我，新车初驶时要中速行驶，这样才能保证它在中青年高速行进。如果在汽车的儿时就提速，它到了中青年就跑不动了。
人生的童年相当于汽车的初驶。现在我有点儿庆幸父母早生了我。如果我在4岁就知道《咏鹅》，今天能写出千万字的作品？答案不乐观。
我这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7
我们为什么感到社会不公平卢周来 毛春初
社会公平状况
世界银行对社会公平总结出两条原则：第一是机会公平。我们原来有一个说法，机会公平就是把所有人都放在一条起跑线上，比如说老人和小孩，如果是跟青壮年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或者是残疾人和正常人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想结果还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公共政策应该本能地照顾社会中的弱者，而掌握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否则，泛泛地说同一条起跑线，最后的结果就是赢者通吃。
第二项原则就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的财富获得也具备正当性，但如果政府没有给穷人的基本生活与医疗保障，即使贫富差距并不特别突出，穷人仍然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老百姓的感觉来得比我们更加真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的公平在恶化。首先是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已经跟发达国家大都市没有多大区别了，但是中国最穷的地方呢，我刚刚到过西宁，去了一个贫困的地方，在村头有一家小店，我们把一切东西买光才花了370元。
其次，发展起点的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表达意愿与参与权力的不平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全国人大中，城市人口是每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农村人口是每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而且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
第三个表现就是社会排斥。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套合体的西服、合脚的皮鞋，就感到没有脸面进入到公共场所。我原来调研过一些农民工，他们每天吃完饭之后，就在马路旁几个人一起砸开一个西瓜就在那儿吃，他们感觉到城市没有办法容纳他们，他们不能进入到城市里任何一个公共场所。
如果公平状况继续恶化的话，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短期看，会危及社会稳定，中期看可能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长期看可能会导致经济转型被锁定，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合法性的危机。
比如说，在浙江发生了一起简单事件，就是当地的农民对污染治理不力去找政府，本来当地农民去找政府大概就十来个人，后来就扩大到酿成了1万多人的围攻事件。小平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出现闹革命的问题。？
这几年有一个词叫“改革冷漠症”，工人阶级说我现在穷得都到菜市场捡菜梆子吃了。富人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变得保守起来。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动改革，普通老百姓也不愿意推动改革，“改革冷漠症”就是这样产生的。
原 因
社会公平状况恶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五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还有就是制度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都具有震荡性。还有可以避免的三点，公共政策存在失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政府的职能错位。
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贫富分化，这是在现代经济学上有说法的。我们知道农业社会很简单，一把锄头、一条扁担，如果有一头水牛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人均占有的资本量大了，就要给资本更大的利润，那么你就要不得不压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所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差距会拉大。
第二个因素就是制度转型。这可以从改革动力论上来理解，你要让改革能够推进下去，首先你就要让改革的参与者有改革的积极性，就是给他更高的收入，比如说我们的沿海，民营部门、三资企业，他们是中国增量改革的参与者，要让他们有积极性，只能给他们相对高的收入。如果改革越改越穷他们还会有积极性吗？
但是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造成了收入差距，还不能完全解释公平恶化的问题，这只能由后面的几个因素来解释。第一个是公共政策存在失误，公共政策主要包括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按照道理我们交了钱给政府，政府就应该给我们保障，但是政府是失职的。比如说教育，这是典型的半公共产品，或者是混合公共产品，但是最后都是老百姓自己掏钱。
由于医疗走向市场，所以现在出现了“创造病人”的现象。像我的一个邻居，孩子感冒了送到儿童医院，花了2000块钱。这还不算，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跟家长说，你的孩子还有一点不正常，为什么，说是有点性早熟，就这样又花了1万多块钱，小孩还治得焉焉的。
第二就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像官员弥散性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都属于此类。商务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外逃官员是4000人，携带资金约5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100多亿。我去年承接这个课题进行大型调查，将官员腐败视为社会公平感的首要原因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63％。
第三个原因是发展主义压力下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本来政府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行宏观调控、创造法制环境，但是现在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成为一家大公司，省长就是董事长，在这样的发展下，政府就有本能的亲善资本的冲动，造成不公平。
解决之道
中央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最好的选择就是在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推动制度转型，这个时候我们说促进社会公平不仅仅是解决不公平问题，而且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动力的问题。
必须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改革大体分两步走，先有经济绩效的总体改进，后有对改革成本承担者的及时补偿。比如说，一个单位有100人，现在有一个决策，如果决策通过的话，可以为这100个人中的某一个特定人带来300元的收益，而给另外99个人每人带来1元钱的损失。？如果这个决策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付诸表决，结果一定是以99票反对对一票赞成而无法通过。但是从总福利改进的角度看，决策通过会给单位增加300元的福利，带来99元损失。所以改革是允许的，净收益是201元，这个时候政府就来协调，怎么的协调，改革的收益者给受损者补偿，做这么一个承诺就可以了。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受益者从增加的 300元中拿出198元，给其他99个人每人补偿2块钱。所以这样的话，改革一定会得到100％的支持。
小平晚年在想什么，一个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实际上就是分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三农问题。而现在我们恰恰忽略了小平关于改革设计的后半段的有关补偿阶段。
政府现在急需承担一些基本的保障责任，这就是兜底，像基本的救助，还有教育资助政策，不能以任何理由妨碍失业者临时性就业，还有就是法律援助。
长远点必须要惩治腐败，提高政府的效率，降低政府运行的费用，完善监管与法制，堵塞非法致富的渠道，建立劳资谈判的机制，还有就是司法公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2
我的日本朋友北岛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他个儿矮，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自嘲，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说到自己的导师他满脸景仰，似乎让别人也分享这阳光雨露般的恩泽。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到北京留学的银两。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像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以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我就怕。”他说。
说到日本人的鞠躬，我算服了。前几年去日本参加活动，我到哪儿都赶紧握手，就想免去鞠躬这一繁文缛节。可发现握了白握，日本人民握完手后退一步，然后深鞠躬。入乡随俗，我只好握完手再鞠躬，或先鞠躬后握手，后来索性放弃握手。鞠躬这门学问博大精深，其弯曲程度取决于社会等级贫富辈分性别等种种差异，且一次到位，不能找补。在日本，据说，某些公司在培训雇员时，准备可调节角度的三角型板架，仅鞠躬这一项就得苦练三个月。要不怎么成了魔症，若是在日本看见有人在电话亭边打电话边鞠躬，电话线另一头肯定是他的老板。
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纱幕代替铁幕，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正是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勇斗狠的中国老愤青往一块掺和，等于是让羊与狼共处。AD是人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老乡，也被捎了进来。先是草地上的交谊舞，野餐，赛歌，最后一道节目是诗朗诵。晓阳把一个胖乎乎的日本女留学生的诗结结巴巴翻成瘦瘦的中文，非逼着我当众朗诵，再把我那瘦瘦的诗翻成胖乎乎的日文。
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被甩了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正赶上他手头拮据，积蓄快花完了，还得缴学费，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一准儿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离婚携子，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得又稳又准才行。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有戚戚焉。没有电话倒省事儿，她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