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20万人），每人将获得15000马克赔偿金，以示为二战时的德国谢罪。
看！历任德国政府的政要，对战争罪恶的态度多么鲜明！世界媒体对德国的评论，都认为德国不单纯是形式上的表态，而是出于对二战中德国所作所为的严格自审。据传媒报道，在前两年的6月7日，德国众多著名科学家，又对二战期间纳粹科学家参与“人体实验”的屠杀行为进行了清查。主持这个会议的科学家胡贝特？马克尔在会上以十分沉重的心情，首先向被杀戮的受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然后对当时一些德国的顶尖科学家与纳粹沆瀣一气，丧失人性地沦为纳粹杀人工具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并因他们的行为而感到“悔恨、悲恸和羞耻”。
我们以德国为镜，扫描一下我们的邻邦日本，就会发现与德国大相径庭的奇观了。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为发动世界大战的轴心国的三大成员国之一，它与德国勾肩搭背发动了“大东亚圣战”，除了使中国饱尝战火劫难之外，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受到了它的铁蹄蹂躏，这是写进世界史，全球人人皆知的事情。可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尽管东南亚各国强烈呼吁他们反省侵略战争的罪恶，但日本却从没有自审之后的真诚悔罪。恰恰相反，二战之后的历任首相很少有自照其历史，并向世界做出交代的智者。尽管日本政坛像走马灯一般，不断更换首相，但是能认识战争罪恶并拒绝到靖国神社叩拜战犯亡灵者，可谓寥寥无几。德国政要在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下跪，而日本多数政要却永远不忘超度战争亡灵。这种鲜明的对比，只要不是痴呆茶傻的弱智，都能洞察出日本政要今日之所想。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现在，历史已然过去了整整62年。日本那些政要不断去参拜战争亡灵的同时，还不忘千方百计地美化当年的侵略战争，用以愚弄欺骗国内的新生代。比如，对那场世人皆知的南京大屠杀，面对几十万人头落地的事实，包括昔日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内，出于良心的忏悔，向世界披露了他亲眼目睹的血腥屠杀记录之时，还到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面壁忏悔；可是那些日本政要们，却躲在政坛的大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他们并没有闲着，而是挖空心思寻找盾牌。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大东亚圣战”的历史教科书不断改头换面，就是在他们的锣鼓点中，上演一出黑白颠倒的戏。但是不管怎么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淡化侵略战争的种种罪行。2007年6月，他们否决了韩国提出的“慰安妇”问题，就是佐证。
何故？又意欲何为？
这里，我们翻开日本档案和有关书刊，就不难管窥出其狼子野心。日本档案里有这样一桩记载：早在1927年田中义一任日本首相时，就曾向日本天皇密呈奏折，文内写道：“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之后，自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火车爆炸事件始，继而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直到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与同年12月13日发生的南京大屠杀，都是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结出的恶果。日本当今的政要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档案，写进教科书．反而还在那儿玩偷梁换柱的把戏，为血腥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说穿了，不外是在演绎昔日那些战争狂人的梦呓罢了。
如果说，那是陈年旧账，我们不妨把历史镜头的焦距拉近一些：君大概不会忘记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表演吧，那事件发生在1970年11月25日。据日本出版的《自卫队的影子部队——杀害三岛由纪夫的真实告白》一书中记载，三岛曾在日本接受过特务训练，当1968年日本爆发反战的学生示威时，他曾接受自卫队的命令，混进学生队伍打探情报。这个狂热的武士道分子，叫嚣“对天皇的信仰高于人道主义”，因而在1970年，上演了一出“勤王”闹剧。并在发表了“勤王”演说之后，拿起他手中的日本战刀，剖腹身亡。笔者直译其剖腹自杀的目的，不外是为昔日的战争招魂，意在使日本继承军国主义的“慷慨捐躯精神”。不同于田中义一手段的是，田中义一是以文谏日本天皇，为日本侵略战争出谋，而三岛由纪夫则是以武士道之死血谏东瀛。其共同的目的，都不外是铸造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特别意味深长的是，此书作者山本舜胜，过去曾是个侵华老兵，但他不同于东史郎，至今仍然是个侵略战争的吹鼓手。战后他在特务队做过“三岛”的教官——此次他公开声言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三岛”招魂，并令其精神在日本发扬光大。至此，这些人究竟意欲何为，已然自供于天下了。这种自供，能使我们一通百通：那些口头上把和平当招牌，而在行动工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政要们的诡秘心机，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特别是近年日本右翼战争狂人石原，叫嚣“该到对中国说‘不’的时候了”，就更让我们不得不睁大警觉的眼睛。
（冯国涛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8月13日）
两句台词
万奇
1858年，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剧《私生于》问世。剧中主角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全剧结尾时，私生子终于明白了叔叔原来是自己的生父。剧本最后的台词是：
父：当我俩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允许我叫你“儿子”的。
子：是，叔叔！
儿子的回答冷峻、辛辣。短短的一个称呼，蕴藏着多年累积的巨大的愤懑。原来小仲马本人也是私生于，直到他7岁时，大仲马才认他为儿子。这句台词显然也寄寓着作家本人的人生感慨。
谁知在决定上演时，巴黎大剧院的老板蒙提格纳提出了异议。他从生意人的角度，要求改动剧本的结尾。他提出的方案是：父子俩激动异常，热烈拥抱，涕泪横流……全剧在大团圆中结束。
小仲马不想违背自己的创作良心，去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他给蒙提格纳的答复是：“对不起，先生！我就是为了这两句台词，才写这个剧本的。”
（刘晓梅摘自《智慧》2007年第11期）
张光半：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张严平 李江涛 卫敏丽 吴晶
95岁的张光斗对自己头顶上的光环总感到不适。“我不仅不是什么‘泰斗’‘大师’，也不是科学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他认为：“我们过去一直有个毛病，重科学、轻技术。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是工程师，他很不高兴；你说他是科学家，他便很高兴。”
张光斗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是中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
2002年之前，作为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一连几年每年都要去几趟三峡工程现场。
“我很想去三峡工程再看看，但可能去不了了。”今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为他从事水利水电事业7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道出了心中的遗憾，“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为军工生产建设——批小型水电站，到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张光斗的身影伴随着当代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
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张光斗1912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的一个贫寒家庭，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
1936年，他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系硕士学位；1937年．又获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得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同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光斗坐不住了，他说：“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辞谢了导师、国际力学大师威斯托伽特教授的挽留回国参加抗战。威斯托伽特深感惋惜，但对张光斗的爱国之举表示理解和敬重，他说：“哈佛大学工学院的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回到中国的张光斗成为一名水电工程师，他在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中国第一批小型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
1945年，张光斗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任命为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
1947年底，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张光斗同意，还可在美国合办工程顾问公司。可张光斗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
19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资源委员会要求张光斗把所有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都装箱转运台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协助下，张光斗把资料装了满满20箱，秘密转移保存下来，同时将20箱假资料上缴至资源委员会。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执数十水利工程设计之牛耳
1949年底，张光斗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北上清华大学任教。
1951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黄河人民胜利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几千年来中国人在黄河破堤取水的梦想得以实现。
1958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周恩来称赞它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先后参与了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咨询，他对这些工程提出的诸多建议，在中国水利界被传为经典。
1963年、1982年张光斗先后两次率团参加国际大坝会议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通过努力，中国取得了在国际大坝委员会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国地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张光斗自该校毕业后在水利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特授予他1981年度“哈兹（haas）国际奖”。
张光斗说：“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国家用得上。”水利部长的泪水夺眶而出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库，大坝保护层发生局部坍塌。身处“文革”逆境、在黄河小浪底接受劳动改造的张光斗半夜被叫醒，要他火速赶回北京。
已是64岁的他连夜上路，次日深夜赶到北京西直门时，去清华大学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他只好一个人背着三件行李艰难步行。一位好心的大货车司机顺路把他捎到了中关村。从中关村步行至清华园需半个多小时，他就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把三件行李一件一件分三次从一根电线杆下搬到另一根电线杆下，如此循环往复，一直搬到清华的小西门。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天一亮他便搭公共汽车去了密云。
密云水库的险情让他心急如焚，可急匆匆赶到的他接到的指令是：“这次抗震加固设计方案你要负责，但不能在图纸上签字。”那时正值“四人帮”猖獗之时，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张光斗依然不顾一切地全身心投入工作。“我是为人民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他说。
有人说张光斗命大，因为他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去水库的路上翻过车；在山里遭遇过泥石流；在二滩水利工地上被山石袭击过，遇难的一位工程师当场倒在他的怀里……
几十年来，无论负责哪一个工程，他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现场。工程的关键部位，再艰难危险，他也要去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七八十岁的老人早该安享天年了，可张光斗还在钻千米坑道，爬几百米深的竖井。
当年在葛洲坝工地，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
2000年4月，年近九旬的张光斗教授在三峡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往水下钻！”
正在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的他，突然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的噩耗——他37岁的长子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去世。
打开儿子的抽屉，看到十几张没有上交的病假条，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
最大梦想的实现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面对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的报告，他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光斗，每年至少跑两趟三峡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2002年4月，90岁的张光斗第21次来到三峡大坝工地。和往常一样，他脚穿水靴、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布衣，顺着脚手架往大坝上缘的导流底孔登去。这是工程的一处要害部位，混凝土表面哪怕有一点点不平整，都将是大坝安全的隐患，所以，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