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郊区租一间房。”
（摘自《了望东方周刊》第37期）
对CPI指数的疑惑
●汪伟
2007年以来，肉价带动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带动CPI上涨，而中央政府正严令各部门注意防止涨价效应扩散，导致“全面涨价”。
所有的讨论都频频引用中国的CPI数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上月CPI数据的时候，总会受到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
熟悉宏观经济语汇的人知道，“经济过热”在中国的政策语境里，往往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思路里，已经在考虑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来对经济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政策性调控。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否认中国经济过热，也否认物价将会全面上涨．用他的话说，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主要由食品推动，而且是由供应短缺而非需求加大造成的。
这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意见。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说，按照所谓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核心CPI，也即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的消费价格指数衡量，2007年1月至6月我国核心CPI仅增长了0。9％，远远够不上什么通货膨胀。
之所以要在CPI里扣除掉食品和能源，是因为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容易出现异常波动（如粮食生产受到气候影响或原油价格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因此可能歪曲一时一地的价格的真实面貌。
与CPI一样，核心CPI的确是衡量物价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但在衡量中国眼下的物价状况时，撇开高涨的CPI不谈，只谈涨势平稳的核心CPI是否恰当呢
至少有人认为不恰当。在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看来，食品、交通、房租和教育价格的上涨正使城市里最贫困的群体受到沉重的打击。根据核心CPI还很平稳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就会无视继续高涨的食品价格，使这一部分人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汪丁丁说，中国最富有的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正在将自己的储蓄及时转移到房产和股市上去，显然。这一轮物价上涨将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现行CPI体系无从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因为住房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被低估了。
购置一套住房要耗尽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积蓄，使他们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改变了其中很多家庭的生活方式。他们缩减了其他方面的开支，全力供房。对等待购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涨等同于他们存在银行里的货币在急速贬值。但这些都不能在CPI中反映出来。
从2003年以来，房价已经经历了多轮高涨，这肯定是10年以来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而另一个人们肯定难以忘怀的事实是，2005年以来股市的复苏。几乎是从900点触底反弹的那一刻起，股价的涨幅就让许多老股民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资产价格上涨已经成了经济学界异口同声的说法。
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商品目前供求平衡甚至供大于求，国家统计局据此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些商品中显然不包括房产和股票。但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式通货膨胀不是由消费品短缺推动的，它是由资产短缺推动的。
截至2007年7月央行今年已经连续加息4次。最近两次加息的间隔之短，也像7月份的CPI数据一样，刷新了10年来的纪录。但是，银行利率仍然低于CPI。货币在贬值，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来，投资到房产和股市中去保值增值。
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仍在升值。许多外资还在谋求进入中国，通过购置人民币资产套利，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这些外币都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使用。由于外币和人民币的这一进一出，造成了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过多。过多的人民币除了要推高房价，还要推高其他商品的价格，比如说，股票价格。
这一现实已经颠覆了中国生活的经验，却再次证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供求关系。房产和股票比猪肉更加紧俏，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中国式通货膨胀压力下的现实。
（摘自《半月选读》2007年第18期）
可敬的小贩
◎于坚
在中国城市中，上海率先对流动摊贩解除了一点禁令，准许他们在某些街道存在了。
“流动摊贩”，现在说得这么难听，含有贬义，就像“城中村”一样声名狼藉。其实到了20世纪，传统的中国世界才成为城市化的眼中钉。那些所谓的“流动摊贩”也一样，他们就是过去的“货郎”，就是诗人陆游著名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歌咏过的卖花姑娘，就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些人物。
后起的现代化世界包围了大地上那些古老的事物，令那些先前的事物，丧失了存在的道理。忽然间它们统统被宣布为非法的、丑陋的、落后的“脏乱差”了。一方面，古代文学赞美这种生活的文字继续作为经典在学校里向一年级的新生讲授；另一方面，这些文字所描绘的世界正在成为城市化改造消灭的对象。语言与世界分裂，我们学到的文字说的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过去说的所谓书本与现实脱节，名不副实，意思是书呆子脱离了现实生活，而现在的尴尬是，书本上的诗意世界，为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在逐渐消失。按照西方的设计，这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西方本没有唐诗、宋词、山水画、书法、苏州园林，它如此设计它的世界情有可原。而中国的“拿来”，无法直接照抄，它得先把已有的搞掉，把五千年搞掉，把“货郎”搞掉，把“深巷明朝卖杏花”搞掉，一张白纸，才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搞掉了实的，名却搞不掉，如果名也搞掉了，汉语世界就无名，也许只有用拼音取代了。这么多年过去．终于又发现，传统的“实”也是不能彻底搞掉的。“货郎”还是需要的。这不是意识形态，没有这些“流动摊贩”，日子过不顺啊。我最近去日本，日本的现代化比较彻底，到处于千净净，整整齐齐，完全对现代化循规蹈矩了，许多城市看不到一丁点泥土，已经整治得像一个巨大的医院，非常卫生。他们的生活就是：工作然后购物，购物然后工作，已经非常到位了，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生活的趣味。许多人在地铁站台边站着，忽然一阵绝望，就纵身一跃。这样的人多了，地铁站不得不在铁轨边修起栏杆，以防自杀。
上海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意义。我总担心这些小贩有朝一日彻底销声匿迹，没有他们的叫卖之声的城市固然合乎卫生秩序、开会观摩、迎接检查团的需要，但也诗意全无，一点也不好玩了。“千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迎接什么”，一年中只需要几天，而大部分时间，我们是要过日子。过日子千差万别，脏乱差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有“邋遢鬼”这个词，汉语为之丰富。用一种生活标准来规范所有生活，世界只会枯燥乏味。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它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越剪越没有人气。看看，现在是不是越规范有序、越有洁癖的地方越没有人气，越古老传统的地方人气越旺，乐趣越多在中国，人生不只是活着，随便吃几片三明治麦当劳，为来世进入天堂而努力工作。人生在世要好玩：要蹲茶馆、要养兰花、要听戏、要摆弄文房四宝、要把玩石头，要有可以闲逛的大街小巷，不担心汽车、不屏住呼吸，不购物，只是看看走江湖耍猴、卖狗皮膏药、做面人、卖丁丁糖、糊风筝的……也会心情大好，释然。中国人的天堂就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世界里面，“何似在人间”城市里的街道、集市、庙会、寺院、茶馆、菜市……都是玩场，不仅仅是西方发明的目的清楚然而枯燥乏味冷漠的购物中心、车行道以及教堂。现在的城市管理，更强调“管住”，而往往无视最基本的东西：城市是一个“生活”的寓所，它必须是“活泼泼的”，好玩的。中国现在的城市化非常危险，它在发展生活世界的沙漠，只要与20年前的城市比比，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聚集着人气的玩场：庙会、集市、摊贩、传统节日、街道上的生活，甚至小吃店都逐渐消失了。完全无节制的无序固然不行，但在过去，部分的无序都完全不予考虑。上海的妥协其实就是意识到对部分无序的容忍对有序非常重要，是之才可谓和谐社会。
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近乎于一场革命的改变是谁促成的就是那些不屈不挠的流动摊贩。至少在2006年上海关于“流动摊贩”管理方式的修改上，这些“流动摊贩”功不可没。正是这些“货郎”和“卖花姑娘”无与伦比的坚持与抗争，才有现在这个结果。那是怎样默默无闻而又悲壮的抗争啊，我们都曾经亲眼目睹他们如何被粗暴对待。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描写这些场面：卖棉花糖的小伙子把单车支稳当，欢乐地蹬着脚踏板，舀勺白糖放进圆盘里去，白云就一朵朵从他手上飘起来，立即被中学生牵着走掉了。这小伙子聪明，做棉花糖的工序之一是要快速转动轮扭，一般都是手动，他用自行车的动力来代替，做棉花糖的速度快了许多。他旁边是个卖荷花的大婶，说荷花是自家荷塘里的，“从小板桥坐车到昆明，又从大东门走过来呢！”大婶说。她旁边还有卖西瓜的、卖小日用品的……还有一个青年在弹吉他，前面放个盒子，已经有不少零钱……其乐融融的样子。我正准备买把荷花，忽然间，风云突变，大婶挑起担子就狂飙起来，疯了似的，连我拿了的荷花没给钱也不顾了。那卖棉花糖的、卖水果的、流浪歌手，统统不见了。一些鲜黄的东西滚得满地灿烂；是一个小贩的黄果。我愣愣地站着，怎么回事原来是城管局的同志们，怒吼着，车子里面已经硕果累累，白菜、西红柿、水果，都是没收的。（没收的东西是如何处理的谁来监督）之后，扬长而去。有个卖荔枝的骑着三轮车逃跑，车子翻了，荔枝滚了一地，一对衣冠楚楚的男女顺便捡了两把溜掉，那女的说：“省得我们再去买了，谁叫他们犯法，回家喽！”
这一幕已经上演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每次看见都要血冲脑门，之后心情郁闷。每一次扫荡打击对小贩们都意味着一次倾家荡产啊，谁支撑得住啊。但过几天，他们又来了，高举着美丽的鲜花、水果、蔬菜、冰糖葫芦、棉花糖……奏着流传了千年的叫卖之声，已经成为民间音乐……出现在街头，就像海浪的边缘，顽固地抵抗着，扑向那坚硬的大陆，粉身碎骨，然后再次涌来。
说小点，他们只是为了活着，谋点蝇头小利，钻钻城管的空子。说大点，他们是在为百姓服务，人们需要他们存在，他们须臾不可或缺。深刻点，他们是在为传统中国而抗争，为其乐融融的“清明上河”而抗争。草根不懂大道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货郎和卖花姑娘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些诗篇的存在，却在维系着古老的文明。一年又一年，直到文件被修改。
中国的脊梁也包括他们。
（舒晴摘自《南方都市报》2m7年9月6日）
包龙图打坐开封府
◎傅谨
历史土的包拯在中央政府担任过监察御史，对贪官污吏的行径多有揭露，与他后来的公众形象颇有联系。但终其一生，多数时间他只是担任地县州一级的地方官。他50岁左右终于被提拔进京，不过，在京城期间，也多是以任闲职为主，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学士”两个职务，就是典型的赐给文人的可有可无的虚职。看似地位很高，但是实际的权限却像牛皮筋一样忽大忽小，完全掌控于皇帝手中。
包公从元杂剧时代开始逐渐被偶像化，成为“清官”的符号。明清年间的包公戏为这位“清官”出的难题，显然更甚于元代。流传甚广、颇具代表性的是《铡美案》。包公审理这些案件时的困难不在于案情扑朔迷离或是非难断。陈世美得中状元，并且被招了驸马，贪图富贵背弃发妻。秦香莲携两个幼子千辛万苦地来到京城，他拒不相认不说，更恶劣的是他为绝后患居然派手下去追杀妻儿。侥幸逃过一劫的秦香莲怒而投告到开封府，对于包公而言，案情的真相一目了然。
男性地位改变后停妻再娶，这既是家务事又不止于此。包公审理这桩案子，重心不在于陈世美在婚姻上对秦香莲的背弃，而是陈世美贪图富贵且道德沦丧，不仅德性有亏，且悖于宗法。所以秦香莲明知陈世美成了驸马仍然来求“公道”。主持“公道”本是“青天大老爷”的职责所在，但是在这个案子里，有“包青天”犯怵的地方。
在《铡美案》里包龙图面对的是皇家的绝对权力，正是包公在陈世美与秦香莲的讼案中执法公正，才体现出明清年间比元杂剧时代更显伟大的包公形象。
君权天授，不受世间的法律约束。陈世美深信娶了公主，有皇权荫庇，就能超越伦理道德，甚至可以超越法律。因此他明知被告到了执法如山的开封府，依然轻蔑地对包公说：“纵然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的驸马怎开销！”
细读《铡美案》，我们会对传统社会中法律的限度有更深刻的理解。表面上看比《铡美案》更极端的悬《打龙袍》，在这里包公连不守法度的皇帝本人也敢于惩罚，但恰恰悬《打龙袍》为包公设计了一条退路，且不说剧中皇帝所犯的并非真的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国太对皇帝的控诉大半是用公理包裹着的私怨，就算皇帝真的不忠不孝不仁藏义，包龙图也只能用皇帝的龙袍代替皇帝挨板子以示惩戒。可见普通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是有限度的，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微妙但却十分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民众始终承认皇权的至高无上。承认皇帝有置身于法律制裁之外的特权。
既然如此，老百姓对“第一家庭”也会有最大限度的宽容，所以观众很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