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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应该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理论。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的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
（陆 明摘自上海三联书店《未死的沙威》一书）
国事尽付笑谈中
●莫 及
张学良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
“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诉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这段文字可以生动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带给内地读者的这种历史表述方式，日渐风靡读书界。从他的《李宗仁自传》《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人们发现历史究可以这样口无遮拦地写，知道了深刻并不一定需要绕弯子、弄玄虚。
唐德刚笔下的张学良已九十高龄，仍性情未改。其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唐德刚为了保证口述史不流于主观而趋向信使，故意引导采访对象多说身边细故，不谈国事兴亡。通篇用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保留了张氏的东北口音。
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是决策背景就这样在美国纽约的一间公寓里慢慢流出，唐德刚就是用这样不动声色的史笔体现着自己的史实，自成一家之言。
如果我们的命运不曾因为着决策而改变，我们本可以有心饶有兴味地聆听那些传奇一个二三十岁、没有上司的少帅，怎样凭自己的勇气和鲁莽改变历史。
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这十五年，也是张氏于中国命运紧紧纠缠的15年。撰述者不想评说他笔下主人公的功过是非，只呈现真实，把分析的任务交给了读者。
书中史实告诉我们，有位青年之所以能改变国家命运，是因为他继承了奉军…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尽管那时民国已建立十余年，共和深入人心。时当中原大战之际，蒋、冯、阎的特使聚集沈阳，而身负巨万、出手豪阔的蒋介石特使许以重金，说服张学良加入他们。
这就是撰述者唐德刚一再感叹的，以中国之大，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必然曲折复杂。暴力为王、父子相承、国家事事一体，这些体现东方政治传统的必然，都偶然的集中于张少帅一身。既然如此谁又能断言，那些令人扼腕叹息的偶然不是一种必然？没有张少帅，也许还会有李少帅、王少帅。
（余 琳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4期）
新凤霞求婚
●韩斌生
新凤霞被选上了全国青联常委。一个民间艺人解放后步步登天，居然被选上了这么高的职务，这一巨大的变化，实在是新凤霞始料未及的。
会议主席团派人来通知新凤霞，说她已经是常务委员了，指定她准备一个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这下可把新凤霞难住了。在几千人的面前唱戏她不怕，可在台上发言她想起来就浑身发软。突然，她又想到吴祖光，只有吴祖光能帮这个忙。新凤霞踌躇了好半天，终于去拨电话。
“哪位？”电话里传出了吴祖光的声音。
“是我，您好！”
“您是哪位？”
“我是新凤霞。”
“是您呀，您好吗？”
“我好，您也好吧？”
两人没说正话先说了半天废话。
“您有什么事儿吧？”
“对，我有点事想求您帮忙，您能到我家来一趟吗？这件事非求您不可。”新凤霞一着急，话也说得语无伦次。
“好吧，我现在就来。”
再说这边吴祖光接了电话心里也有点忐忑，同时又有点好奇。他换了衣裳，上楼找到了黄苗子。
“苗子，我现在就得走，是新凤霞叫我去的。”
“叫你去干吗？”
“不知道干吗，而且要我马上就去，说是有急事儿。”
“急事的意思很清楚，不是好事就是坏事。绝对不会是平平常常的事。”
“嗯，我也这么想，看来凶多吉少。”
“不然，我看是吉多凶少，听老沙说，新凤霞想找个编导当丈夫，还得三十四岁，这不就是你吗？你让她给选上了。”
“不管是凶是吉，如果我在十一点没回来，你就和郁风去虎坊桥大街X号找我。如果出了事，你们就设法救我。如果出了大事，就打电报到我家里，字不用多，免得你们破费。只四个字就够了，‘祖光夭折’。”
“行。就这么办了，你快去吧。”
吴祖光这才骑着香港带来的黑色自行车直奔虎坊桥。
一路上大街商店的高音喇叭都在放着新凤霞演唱的《刘巧儿》。
新凤霞已在门口站了一刻钟，吴祖光骑着车来了，这个书生还真听话，一个电话就给召来了，新凤霞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她急跑几步迎过去，吴祖光猛一刹闸，险些儿从车上摔了下来，把新凤霞吓了一跳。
“祖光先生。”
“别叫我先生，国内称同志。”
“不管称什么。我请您来是想求您件事，成吗？”
“什么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办。我这人是写东西的，就是不大会办事。”
“我求您就为的是写东西。您听我说，我被他们请去开全国的青联大会，还选了我个常务委员。您看我哪儿会当啊，我从来也没开过这种会。如今又通知我，让我写稿儿发言，我可真不会写，请您来就是想让您给我写几句，您可千万要帮我这个忙呀。”
“这件事太容易了，你来说，我来写好了。”
“看您说的，我要是会说还让您来干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写出来的也得是您说出来的呀，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说，这些话必须代表您的观点，是您的想法，否则我写出来的变成我的发言了，人家会不相信的，况且我不是共产党员，对这种青联大会毫无所知，也弄不大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把对新社会，对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认识谈一谈，然后，我按您谈的再加以整理措词。这回明白了吧？”
吴祖光耐心地对新凤霞讲，新凤霞这才明白。两人一个说，一个记录，很快就把提纲搞了出来。
“这样吧，今天我回去就给您写好。明天早晨八点钟给您送来，好不好？”
“好，您真好！”新凤霞说完这句话脸上忽地红了个透。
吴祖光看着新凤霞，脸上也是一怔。二人愕然相向，一时间竟陷入了一个极尴尬的气氛中，彼此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我明天八点准来。”
吴祖光转身匆匆走到院子里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这一夜，新凤霞失眠了。
吴祖光既然是位性情中人，自然全都明白是什么意思。通过几次相处，也深深地喜欢新凤霞。回家之后，连夜赶着写好了发言稿。第二天早上起来，八点钟准时到了新凤霞家门口。新凤霞也早已经站在门口等了，两人又一同走进了屋。
吴祖光一字一句地念着。新凤霞认认真真听着，很像一个教书先生在给学生上课。
她是个演员，习惯于口传心授，加上聪明过人，居然很快地把全部发言稿背了个八九不离十。
“您可真聪明！”吴祖光叹服。
吴祖光发现新凤霞的脸忽然泛起一片红潮，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事，低着头下意识地玩儿起手指头，不免心中也忐忑起来。吴祖光看着新凤霞低头不语的样子，心中多少有些数，可是他不相信新凤霞能说出什么令人吃惊的话来，但这样坐着也不是事，他好半天尴尬地沉默，等待，听着旁边桌上的座钟发出有节奏的嘀答声。
“您看过我演的刘巧儿吗？”
“看过。”
“您觉得好吗？”
“很好。”
“喜欢吗？”
“喜欢。”
“我想跟您结婚。”
新凤霞单刀直入。这步棋直截了当，把个堂堂男子汉，曾经游遍天下，识多见广的吴祖光置于极其被动的境地。他站了起来犹豫片刻说道“让我考虑考虑。”
新凤霞不作声，刚才那句话说完，反倒坦然了一些。
“您考虑吧，不行就告诉我，我不求着您。”
“不是这个意思，我结过婚。”
“我知道，您离婚了。”
吴祖光又沉默了一会儿，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一圈说道“我是要向你一生负责。”
在这里吴祖光用了一个“你”字，这个“你”字用得那么亲切，新凤霞觉得心里一阵难过，她突然想哭，但没有哭出来，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您的胳膊上怎么全都是包。”吴祖光有意转移了话题。
“蚊子咬的，我这儿的房东种了好多花儿，招蚊子。”
“是啊，花儿一般都容易招蚊子，希望你不要把我当蚊子。”
新凤霞“扑哧”一下笑了。
（王雪森摘自人民出版社《吴祖光新凤霞传》一书）
开创繁华的宋太祖
●颐？祯
公元960年，正月初四。开封，这座后周的都城，却毫无新年的喜悦。人们忧心忡忡，凝视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不约而同地想：赵匡胤将军走到哪了？他把契丹人赶跑了吗？
谁会想到，赵匡胤，他根本就没有走。
他就在40里外的陈桥。下马，休整，安睡。亲信们的军队都会合了，古老的“星相”把戏又一次登场：“昨晚快要落山的太阳旁边，出现了另一轮太阳，两日相争，黑光激荡啊。”士兵们开始哗变：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小皇帝无知，我们何不立赵将军为皇帝，再去打契丹人不迟？于是，正月初四的晨曦下，赵匡胤“刚刚睡醒”，将士们就呼啦啦一拥而上，把一件耀眼的帝王黄袍“不由分说”披到他身上。他只好“满脸茫然”地率军返回开封，接受后周小皇帝柴宗训的“禅让”。
这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它用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50多年的混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北宋王朝。从此，是又一轮文明的复兴。
抠门的皇帝
赵匡胤出生时，赫赫有名的唐帝国，已经覆亡了20年，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事情不是他的独创，只要是个武夫，带了几天兵，就都敢做。所以赵将军摇身一变成为赵皇帝，这对开封百姓而言，只是打个哈欠后的麻木。
但他们很快发现，赵匡胤和那些草莽不一样。赵匡胤家道中落，少年时就游历四方、自谋出路，节俭成了自然而然的事。33岁那年，他身为后周政权的禁军统领，却依然是出了名的“穷光蛋”。一份薪水，除了糊口、救济族人，就去买和他武夫身份毫不相称的书——他要读大量的书；再加上常年争当不受贿的反腐典型，所以妻子去世后，续弦的钱都是找同僚借的。
如今，赵匡胤坐拥后周国库，终于不再为银子发愁了，便兴致勃勃地开始他的理财研究。很快，他就研究有成，生财有道。
公元964年的一个雪夜，赵匡胤敲开了宰相赵普的家门，炭炉上烤着肉、热着酒，“先南后北”的统一国策在暖洋洋的君臣促膝中敲定了。从此长年的统一战争中，南方那些富庶的割据政权，为赵匡胤“广辟财源”。灭掉后蜀时，缴获的金、帛从水陆同时运往开封，竟然10年才运完。南方小国害怕了，要进贡，赵匡胤更是通通收下毫不手软，南唐李煜就在短短14年里进贡9次，每次的金银都数以万计。
富裕起来的赵匡胤，偏偏更抠门。不光自己衣裳朴素，就连公主穿一件翠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