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P27
两个红包侯发山
我上午诊治的病人当中有两个是患乳腺癌的，一个是城里女人，一个是乡下女人。我奇怪，她们的家属怎么都没来？城里女人似乎很自豪地说，她老公在单位开会，走不开；乡下女人红着脸，低眉顺眼地说，男人在家里收庄稼，她没让他来。为了进一步观察病情，我安排两个女人住了院，而且是同一个病房。
乡下女人苦着脸，不停地掉着眼泪。是啊，摊上这种病，谁心里能好受？
城里女人不屑地看了乡下女人一眼，颐指气使地对我说：“医生，有什么进口药尽管开，我老公有钱。”
我一听这话挺反感的，不卑不亢地说：“我是对症下药，药不是随便开的，再说进口药不一定对症。”
城里女人说：“我的意思是我老公有钱，有什么好药，有什么先进仪器，请放心用好了，我不怕花钱。”
我冷冷地说：“该怎么治疗我心里有数。”说罢转身给乡下女人作检查。乡下女人怯怯地说：“医生，俺知道自个儿的病……别给俺治了。”
我不解地说：“为什么不治疗？你要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乡下女人嗫嚅着说：“俺男人挣点钱不容易，俺不想拖累他……要不，给俺开点止疼药就成。”
我叹口气，解释说：“要配合治疗。”乡下女人又说：“等俺男人来了，你就说俺的病没治了，让他断了心思。”
我被她说糊涂了。乡下女人解释说：“俺男人要知道俺的病还有希望，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俺看。”
我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到了下午，乡下女人的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模样憨厚，有点猥琐。详细地询问了他女人的病情后，他一脸愁容地说：“医生，俺女人的病要不要紧？”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说：“这种病要抓紧治疗，再拖下去会危及生命。”
他就焦急地说：“医生，您可要救救她呀……俺求您了。”说着颤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
我接过红包装进了口袋说：“老乡放心，我会尽力的。”如果我现在不收下红包，病人和家属的心里会有想法，我只好先收下，过后再打到他们在医院里的账单上，这是我一贯的做法。
他似乎松了口气，带着一脸谦卑的笑说：“医生，你放心给俺媳妇看吧，咱医院里有啥好药尽管用，俺会想办法的，就是把房子卖了也要给她治病。”
我心里一阵温暖，说：“这个你放心，该用什么药我心里清楚。”
他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医生，俺求您一件事，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说：“没问题，只要我能帮上忙。”
他说：“您就给她说她的病不是啥大毛病，吃点药就好了，花不了几个钱的……”
我心头一颤，鼻子一酸，点头答应了他的请求。他这才急不可耐地去病房看他女人了。乡下女人的男人刚走，随后进来一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通过一番介绍，我才知道他是城里女人的丈夫。
他也详细地询问了他女人的病情，最后，他诡秘地问我说：“她的病有生命危险吗？”我说：“当然有危险了，现在已是晚期了，如不采取措施任其发展下去，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我发现，他的脸上竟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点点头，说：“好好好，我明白了。”
我倒不明白了，心说他女人的病已到了晚期，有什么好的？
他转身掩上门，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塞给我，我还是假意推辞了一番就装进了口袋。我说：“这个请你放心，我会用心给你妻子治疗的。”
不料，他摆了摆手，然后悄声说道：“不，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不要用啥好药，给她开一般的止疼药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要告诉她；你可以告诉她，说她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说：“你说什么？”
他附到我耳边低声说：“跟你说实话，我巴不得她早死呢，还花那冤枉钱干吗？”
我一下子目瞪口呆，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P26
来自阿米西人的慰问沈湘 编译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里，每天过着优越生活的我们，觉得自己有理由去关心一下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于是，我们一群人决定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郡体验一下生活。因为那里住着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属于阿米西族，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他们却过着极度简单的生活。
事先，我们通过旅游局，联系了一名叫克里斯的当地导游，他非常愉快地答应，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临行前，我们决定给克里斯和他的族人们带去一些大都市里的好东西：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还有各种肉罐头、水果罐头和一些其他的我们在都市里生活的必需用品，我们觉得他们应该最需要这些东西了。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那里的落后。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实在太贫穷了。那里没有电，他们从来没看过电视、没有听过收音机，更加不知道电脑和mp3是怎么回事，生活用水只能从水井里吊上来；他们住的房子是石头和木头建成的，并且，他们从来没有用过洗发水、沐浴露和化妆品，也从来没有吃过都市里装在各种罐头里的美味；因为没有煤气，他们劈柴生火做饭。
我们怀着十分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们用树叶搓揉出的绿色液体洗头发。因为他们不化妆，也用不着化妆品，所以惟一能够用的就是树叶。我们想，我们真得该为生活条件这么艰难的他们做点什么，好在我们带来了都市里的各种好东西。我们将自己带来的好东西一一分给他们，他们无以为报，在我们临走的时候，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大袋树叶和干果。
走时，热情的阿米西人将我们送出了好远，我们知道，他们生活得实在太艰难了，看着他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我们表示，以后一定会再来看他们的，并会呼吁更多的好心人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还尽量多给他们寄来一些比如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之类的日用品。
回到城里，我们不知道那些树叶有什么用，也不敢吃那些干果，害怕有毒。本来我们都是不想收这些东西的，但又不好意思拒绝热情的阿米西人。现在到了城里，将这些东西丢掉吧，还要多收垃圾费。于是，我打电话问同伴，他们也都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每个人都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竟然是我们送给阿米西人的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后来我才从克里斯那里打听到，他们根本就不敢用我们送的东西，他们说，我们送的那些东西都含有化学物质，害怕中毒。克里斯还说，他代表他的族人向我们表示慰问：他们觉得我们实在太可怜了，每天都被那些化学制品包围着，逃都没处逃，每当他们想起，我们在他们那里砍柴时弱不禁风的样子，他们便会伤心不已，他们为我们的健康担忧。他们希望以后能够多为我们做些事情，比如经常寄一些树叶给我们……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38
快乐藏在自己的内心池莉
经常有记者问我：“请问你有什么个人爱好？”早年我经常被这样的提问堵在那里。后来我有经验了，接口就回答：“没什么。”其实，怎么会没有什么爱好呢？只是因为说不清。个人爱好既不是大众爱好，也并非流行时尚，这一点许多人不懂。很多记者希望你回答是“登山”、“网球”或者是“开车”、“时装”等等。其实我个人爱好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甩手闲逛。
一般都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出门，两手空空，神态超然好似出家。每次的路线不一样，但有一个基本规律：首先在我们生活区转悠一圈，之后出大门，步伐矫健地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行走。这一趟下来，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结果是血液循环良好，全身温暖通透，心平气和，神清气爽。
一路上，我看见家家户户的电视都开着，有的还是大屏幕，我就很快活。因为我既没有花钱买这么大的电视机，又不花电费，还不怕静电、辐射，以及久坐不动肚腩长肉，还不用经常后悔为一些格调不高的节目浪费宝贵的时间。我看见人家围坐客厅打麻将，心里也快活，因为我不会打麻将且不喜聚众热闹，又少了一份应酬多了一份自己的时间。
在路边，我看见一个中年女子在拍照，背景是原野、夕阳、国道与时髦登山车。只见她搔首弄姿，一再匀粉拍脸，却把灰尘扑满旅行鞋，大约这是要发到网上去的，大约主题要叫骑自行车穿越中原吧！我很快活，为自己对于当代社会状态窥一斑见全豹。也为我自己一向不爱照相也不爱以照片示人感到满意：多不矫情啊，多不虚荣啊，多省钱啊，多省表情和精力啊。
再看大路那边，川流不息的车又出事故了，追尾、碰撞、吵架，狼烟升腾，气急败坏，交警呜呜地鸣笛赶来。我真是非常同情驾车人，尤其同情女性，刚才还洋洋得意，转眼斯文扫地。不过抱歉的是我依然很快活，因为我没有车，也从来不曾想要车。因此我就不会遭遇有车的危险和麻烦了。少花多少钱，少操多少心，少着多少急啊！
天渐渐黑去，我逐渐远离人烟与城市灯火，沿路遇上蟾蜍、多脚蛇和小虫虫们。我不怕。我不伤害它们，我敬畏它们，我的脚步声和气息都在传达我的心意，它们都懂。小时候也曾害怕荒野，长大了却害怕闹市。尤其现在，银行和抢银行的，打劫和被打劫的，都集中在闹市，至少也是在公园。我行走的荒野没有任何物质，是富人与穷人都不可能存在的地方。我自己也身无分文，无任何金银首饰，还不佩手机戴手表，真是一干二净心里宽啊！快活！
原来樟树是春天换季，几科是一夜落尽枯叶，枝头却先孕花蕾。是那种含蓄的花蕾，摸摸，一手的樟木香，捡起地上的黄叶，闻闻依旧充满樟木香，遂拾得一捧，装进口袋，好生晒晒，岂不也是很好的天然熏香吗？快活！却可怜的竹子，换季是这样地难，叶片要一点点地枯黄，难怪潇汀馆的林妹妹，最难消受的正是春了。看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雅士生活原则，也是要因人而异的。几日不见，樱桃已经结出小果子，野苇子春风吹又生了。看大堆栈的建筑垃圾也有趣味，只要它们堆积得时间久一些，便有野草野藤悄然攀爬，默默展开怀抱，大有呵护的意味，便觉得草木真是有情意的东西啊！
就这样，我每次甩手闲逛，都是快活的。回到家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太好了！”是什么太好？我要说：是一切！是眼睛看到的，是手摸到的，是鼻子闻到的，是心里想到的。学会放弃身外之物，这就是好。一个人身外之物越少，精神空间就越大；物质越少，累赘就越小。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P6
凯沃尔基安：是仁慈医生还是连环杀手罗 昶
“他是天使！”“他是魔鬼！”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指向的却是同一个人——6月1日刚从监狱中获得假释的美国人杰克？凯沃尔基安。这位被美国媒体称作“死亡医生”、“死亡代名词”的人，自称曾协助大约130名病人实施自杀。
当他走出监狱的那一刻，有人举着“杰克，我们很高兴你出来了”的牌子，但也有宗教团体继续将他称作“连环杀手”，对他的假释表示抗议。
8年前，当凯沃尔基安被判二级谋杀罪入狱时，他白发苍苍，一脸慈祥。8年后，当他出狱，依旧是白发苍苍，一脸慈祥。没有变的，还有他在安乐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为宣扬安乐死而失业
今年79岁的凯沃尔基安是密歇根人，小时候常常被伙伴们称为“最聪明的人”。虽然他是在传统的东正教教育下成长的，但很快他就发现，传统的宗教里充满了欺骗：“我意识到我并不相信他们所宣扬的奇迹，比如在水上行走之类的。”之后，他退出了教会学校。
当他还在底特律医院当住院医师，研究濒死病人的角膜变化时，护工们就叫他“死亡医生”。“在那个医院，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别人的笑柄”，凯沃尔基安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回忆起当初的研究，他说首要原因就是好奇，其次是因为那项研究挑战了某种禁忌。
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做实习医生时的一幕。一天，一个中年女癌症病人深深刺激了他：“她用那双深陷在眼窝中暗黄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她的一口黄牙被她干裂的嘴唇包裹着，这张嘴就像是在对死亡发出带有讽刺的微笑。她的样子，仿佛是在同时恳求别人给她帮助和死亡。我暗自想象着自己帮助她心满意足地死去。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论别人怎么说，医生协助下的安乐死或自杀，都是关系到道德和伦理的。”
1953年，凯沃尔基安去了朝鲜战场，作为军医在美军服役15个月。从战场回来后，他开始发表一些关于安乐死的激进言论。1958年，30岁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对死刑犯人执行安乐死，并提议取出他们的体内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两年后，凯沃尔基安又建议囚犯被行刑前进行医学实验。由于他激进的思想总是与其他医师格格不入，1966年，他不得不从单位离职。
发明自杀机器
离开医院后，凯沃尔基安曾尝试做过商业投资，但最终以失败告终。20世纪80年代，当他再度回到医学界时，已成为一位高调的安乐死支持者。他极力赞成无痛苦地结束晚期重症病人的生命，并开始从实践上为病人选择安乐死提供帮助。
1989年，凯沃尔基安发明了一台名为“Thanatron”的自杀机器，“Thanatron”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 “死亡工具”。这台自杀机器的机械原理非常简单，操作者通过机械控制将生理盐水、麻醉药、毒剂先后注射进自己体内，整个机器造价不足30美元。
整个20世纪90年代，凯沃尔基安一直试图推动辅助自杀的合法化。为此，他与司法部门进行了多次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