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品质。古人曾经说过：“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是经济发展之本。
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所以人人都要从自身做起。培养好自己的诚信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成为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纠来都在强调“诚信”二字，“人无信不立”。信用在一个人的品质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有失诚信，也许是一个企业的失范行为。不过，稍做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和民族的道德失范。以及一个民族的悲哀。
政协委员周晋峰对于已经危及我们每个人正常生活的“诚信危机”感慨万分，并提醒大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提醒大家应该树立诚信，因为那已经是一种稀缺资源。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曾说过：“一个国家信用体系的崩溃，不仅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害，还会对整个社会体系形成深远的影响。而重建信用体系将会使交易活动正常化，使一些违背信用体制的行为和个人受到抵制，使人们在投资和消费中，变得更有信心，同时也将极大地维护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信用是建立在诚实可信的基础上的，而心理承诺和契约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信誉是诚实品德的社会评判，信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都是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应该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来讲，弘扬以守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道德，消除道德秩序的混乱，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36
我和橘皮的往事●梁晓声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42
我的一个春天●顾 城
在木窗外
平放着我的耕地
我的小耗牛
我的单铧梨
一队小太阳
沿着篱笆走来
天蓝色的花瓣
开始弯曲
露水害怕了
打湿了一片回忆
受惊的蜡嘴雀
望着天极
我要干活了
要选梦中的种子
让它们在手心闪耀
又全部撒落水里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32
外滩；生生不息●陈丹燕
收集角度大致相近的外滩图片，将它们按照年代一一排列，是件有趣的事。这时，外滩就像一个人的一生那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
“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传奇
那是1840年被迫开埠前夕，上海一派处女宁静的港湾。在清静本分的水墨画上，能看到城墙上，望江亭里，有人凭窗而坐。桌前长面的江南男子，也许在饮酒赋诗，也许在凭楼远望。浦江水鳞波滟滟，扑打着刷了桐油的沙船，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沙船的末日，要等开埠以后欧洲快船到来以后。1998年，我在上海偶尔与一个美国来的政治学教授一起吃晚饭，席间，他说到自己的家世。他出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家里当年拥有庞大的沙船船队。他家传说中的花团锦簇，不仅要越过解放后的五十年，还要越过开埠的一百年。烟波万里都远远不止。那前世又前世的团团自在和蔼蔼安分，是一个佚名的江南画师无意中为处女的上海留下的影像。此刻看去，令人想起出嫁前的女孩，去照相店为自己留下的纪念照。出嫁以后，人还是同样的那一个，但神情毕竟是不同了。何况这个上海，面临的是一场将要众叛亲离，脱胎换骨的婚姻。从此一去，再没有归途。
那是1860年的外滩，已经从一片泥滩，成为一字排开的东印度公司式的三层楼房的堤岸。最初来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们记录了在木制房子宽大的弮廊里，下午喝茶，会友，看江面欧洲快船缓缓进港的情形。那时外滩的树都还很瘦小，欧洲带来的马车是最体面的交通工具，洋行的码头就造在房子前面的滩地上，毫无景观可言。那样的情形让当时工部局的总董金能亨大为恼火，他极力限制和清除外滩堤岸上各洋行的码头和货栈，将外滩从利物浦般贪婪粗鄙的堤岸景色中拯救出来，使它最终成为一处可以让外滩居民呼吸新鲜空气，散步和社交的场所。他为外滩的一草一木与洋行大班的一砖一石进行的战斗，始终统一在外滩自相矛盾的气质里。
那是1880年往后的外滩，靠鸦片和地皮终于暴富的各家洋行一遍又一遍在外滩翻新自家的办公楼。他们在内心深处汹涌的那种对暴富无法默默承受，不得不惊叫和炫耀的惊喜，使外滩成为远东最大的建筑秀场。从砖木结构的房子，到钢铁结构的房子，从东印度公司式样的殖民地式样，到欧洲最时髦的芝加哥风格的摩天楼，暴发户对建筑的渴望是不可遏制的。跟随东印度公司发迹的渣打银行，从意大利教堂买来了整扇铜大门，作为自己的大门。海关大楼的英国大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钟，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伦敦大本钟的曲调。汇丰银行从世界各国采买最时髦和昂贵的建筑材料，将自己的新楼建造成“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一线最讲究的建筑”，而沙逊大厦则一开始就抱着成为亚洲最豪华建筑的雄心，它的契丹风格，拉力克玻璃的身价，芝加哥镀金时代的混杂口味，给外滩带来几代暴发以后，粗俗放纵与颓废挑剔并举的奇妙的狂欢风格。这几十年来的照片，我们只看到那里的楼房，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转眼便长高了，马车转眼换成了美国的雪佛莱，黄包车如搬家的蚂蚁一样连成一线。
外滩终于成为一座“万国建筑博览会”。它正一心一意追求着现代性，它与之比较的对象，从来不是中国各省，或亚洲各国，而是世界。世界主义是它对自己身份的安顿，也是自豪。庆祝租界五十周年时，外滩更是拉出大标语，上面写着“这世界有谁不知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外滩，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的心脏，它的传奇四处传扬。
对新到上海来的人来说，上海比传说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站在黄浦江边上，那是条扬子江的支流。邮轮就停靠在外滩，那是上海最重要的大街，也是城市的中心。当你来到岸上，上海混杂了豪华和大蒜的独特气味就一举将你淹没。一打不同的语言同时攻击你的耳朵。乞儿吊在你的衣服上不肯离去，美国产的汽车正对着你的黄包车夫狂按喇叭。有轨电车摇晃着经过街道。在你头上，外滩的外国建筑物直冲云天，在你脚边，中国乞丐们用手指戳弄着他们自己身上的痛处，力争让行人因为不忍或者恶心而施舍。在街道的一边，一个中年俄国女人正和一个青春年少的中国女孩争夺一名水手。人行道上，中国式的银手推车剑一般地戳向正从俱乐部大门里步出的正装英国人。在路上，一个包了红头巾的锡克巡捕对两个中国女孩狂吹哨子，她们正穿着极高的高跟鞋奔过马路，她们身上的两片旗袍随着奔跑而翻开，几乎连屁股都露出来了。就是被蒙着眼睛，你也能感觉到上海有彻底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能量。
你还能买到从每个西方国家来的奢侈品。从日式婚礼和服，到由中国小男孩手工缝制的镶边丝绸内衣一应俱全。
这是英国作家哈瑞特？萨金特《上海》一书中对当时外滩的描写。她如我一样，也是没有见识过外滩的年轻一代，靠四处的访问，查考保存在英国和美国以及上海的档案和一厘米一厘米地考证照片，来还原大战前后的疯狂。当我一字一句地翻译她书中这两个段落时，我曾翻检过的照片，旧报纸，多年没有人碰触的纸张变脆的档案一一浮上眼前，我有时能判断出她的意象出自哪里。又有哪些是结合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那是经历了海事时代的想象，不管我们属于那个时代两个正好对应的民族——心路竟是相似的。按照卢卡斯的说法（CHRISTOPHER J。LUCAS），这是将“认真的事实与无限的幻想的混合”。
外滩渐旧，魅力依然不可估量
1958年的外滩，过于清洁的街道，穿深色衣裤举止拘谨的行人和突然变得半空的停车场，以及出现在汇丰银行对面的伏尔加牌苏制小汽车，还有组成了“令人不能忘记的天际线”的楼群，从无数紧闭的窗户里传达出来的敛声静气，以及莫名的威严，恼怒与茫然。不要忽略从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法国人镜头里流泻出来的那个年代外滩的茫然，那是英租界的外滩成为上海人的外滩后，欢笑，国旗和阳光都无法掩饰的真情。从1880年代开始，上海人从一个15英亩的小公园开始，为自己在外滩享受公民的权利争取了超过半个世纪，这是第一次，它终于属于了中国人。
从1949年，到1958年，外滩的洋行全部撤出了原先的大楼，上海市政府和各大局接管了那些大楼。外滩成为上海政府主要办公地点，怡和洋行成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招商局成为上海海运局，渣打银行成为中波海运公司，但海关还在原来的大楼里，而且，从赫德时代制定的各项基本规章仍旧沿用下来，并且成为全国各海关的统一规章。而英国领事馆里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