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倔强而又好强的孩子，任性的我这么多年来，又惹过父母多少次伤心呢？而父母自始至终，宽容地包纳一切。曾经有同学说，我们对父母来说，我们只是一种责任。对这种观念我至今仍深深抵触着，我想，责任是可以剔除的，但爱是永恒的。当爱成为一种习惯时，责任就升华得无影无踪了。我爱我的父母，所以我能体会父母是非常爱我的。
不用海誓山盟，不用承诺，我愿意永远陪着他们慢慢地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3期P03
消逝的钟声●史铁生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琢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象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叮玲铛琅叮玲铛琅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象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象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祈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06
我们离“诚信中国”有多远●且 东
诚信，是炎黄子孙的祖训。到了今天，子孙们对这个词还能挺起胸膛，问心无愧吗？
在1992年到1998年6年间，全国发生的重大劣质酒中毒案，一共是8起，死亡人数是751人。2001年全年，关于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不足、欺诈骗销等和厂商失信有关的行为投诉就有二十多万件，而经济合同竟然有50％都带有欺诈性。每年，中国因为诚信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是5855亿人民币。轰动一时的四川綦江彩虹桥在刚刚投入使用时就塌陷，并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事件，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医就是因为使用了劣质钢材。
如今，每逢中秋佳节，当人们想买月饼的时候，条件反射的就会想起南京的“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
1918年，广东人冼冠生白手起家开创了冠生园这个品牌，到了20世纪30年代该品牌已经名噪一时。当时，公司请了著名的影星胡蝶女士，担任品牌形象代言人，还打出了“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的广告。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国上下有几百家企业希望能和冠生园联营，就算被冠生园吞并也在所不惜。冠生园很快成为了拥有百余家企业的大集团公司，公司的品牌资产甚至要以亿来计算。
然而，在南京的“冠生园”事件发生后，冠生园就成了假冒伪劣、坑蒙百姓的代名词了。不仅如此。国内整个月饼市场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人们质疑的不仅仅是冠生园集团所属所有公司，全国从事经营月饼的商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河南，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品牌，像“莲花味精”、“双汇火腿肠”、“新飞电器”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品牌，都是由河南人创出的。但是，当河南尉氏县的“棉花掺假”案和“有毒大米”这两起震惊全国的造假案件出现后，它曾经的功绩似乎也抵不过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过错。之后，河南方面“—假再假”的报道开始陆续传出。从此，在大家的潜意识里，提起河南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南假货多”。
而更令人伤心的是。在2000年“郑百文”发布年度假报表，欺骗千万股民的事件还未平息，就紧接着传出了“基金黑幕”背后的缘由。这让河南的商品甚至河南人的形象，更加无以复加地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接二连三的关于“假”危机的披露，使人们纷纷感到，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商品的质量却越来越没有保障了。例如：山西的假酒事件使得山西的百年企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甚至殃及了整个山西的酒业市场。如今，跟股民提起琼民源、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厦、猴王股份等一些造假的公司，相信出现在股民脸上的表情只有忧愁和愤恨。还有，牟其中从中国首富到中国首骗，其结果不仅使得南德关门倒闭，牟本人也身陷囹圊，成为阶下囚。厦门远华案、广东增值税案，给中国经济蒙羞。安达信和中天勤事件让世界会计事务所遭到信任危机。
这些造候事件，就是在“3．15”维权日益深入民心，“天天3．15”的口号频频出现的环境下，愈演愈烈的。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而制假售假的商家也开始变本加厉，他们的行为给消费者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纪世瀛曾经说过，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信用危机。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令人震惊的，而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成为了招商引资，国际合作的重大隐患。纪世瀛还把当前中国企业的信用危机归分为五类：商业信用危机、金融信用危机、产品信用危机、科学技术信用危机、官员信用危机。
目前，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意识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在现实的生活中，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欺诈等等，一些有损诚信原则的事件正在不断上演。正是由于这种互相不信任的环境，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的消费和公司的投资。最直接的体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事事小心谨慎。买东西的时侯得时时警惕，是不是自己的现金被别人换成了假币，还得担心假冒伪劣或是缺斤少两，“小心驶得万年船”已经是人们心底的不二法则。可悲呀！
面对社会的诚信危机，那些通过放贷手段经营的银行，也不得不“惜贷”。一些企业更是不敢轻易的投资，引进外资也是疑虑重重。为了尽量不被骗，一些企业和商家在市场的交往中，只好步步为营，如履薄冰，甚至有些交易开始采取原始的办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市场秩序被破坏，公民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成为了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悲剧，这也是中国人的道德悲剧，同时还是中国整个社会的一大公害。失去信用带来的危害足以证明，诚信正在进一步考验着中国市场的经济秩序，而诚信的缺失，也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秩序带来恶劣的影响。
南方的一家新闻媒体，曾经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在问卷中有这样两个问题：
“如今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树立的风气是什么？”
“如今人们最缺乏的品德是什么？”
最后调查的结果显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居然是一样的，那就是：“诚信！”
信用已经成为了个^和企业的“第二个身份证明”，如果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了诚信，那么就不会再有人愿意与其合作。而如果商家失去了诚信，它也不能再在市场上立足。国家如果失去信用，那么社会的稳定与政治局面将会受到影响。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国民也不可能富强。而一个缺乏诚信意识的民族，也绝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当今社会，信用才是道德的核心。诚信意识就是信用意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经济，就是以诚为本，诚以信为基，信以德为源。
现在，一说起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就会有很多人拿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相比。他们会说在国外人们是怎样遵守公德，如何的文明，而反过来看中国人的素质，实在是无法相比。
中国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是崇洋媚外，主要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逼迫而成的。身为礼仪之邦的国民，中国人自己都不讲诚信实在是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具备遵守诚信的素质，而是因为缺乏一个诚信的大环境，缺乏建立和维系诚信的保障和力量。
诚信在社会伦理体系中，是基于最底层的，它的建立、维系和普及，必须通过四种力量来实现：良好的职业道德，广泛的舆论监督，健全的法制及严厉的监督。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各种事实都说明市场经济是靠竞争来配置资源的。但在自觉重信誉、守信用的制约环境里，人们就不会感受到法律的强制力。于是，重塑诚信，亟须重典，加大对失信者的法律制裁力度。但是直到现在，在中国依然还没有完整的—套行之有效的对失信者的惩戒制度。
宣传诚信，不仅要靠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要靠法律来进行约束。
第一，要减少诚实守信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不能使讲信用重信誉的人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
第二，坚决不能让背信弃义、欺诈制假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例如，不能让假话、假数字成为提高政绩的帮凶；不能让假合同、假冒伪劣产品成为可以牟取暴利的工具……这样下去必然会形成一种负面的映射。
每当这种事情发生，国家的惩治机制一定要及时启动，使那些假冒伪劣的产品不能代替真的产品，使不恪守诚信者不但不能从中受益，而且还要加大成本，并受到严厉的惩处、罚款，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这样，重塑诚信才可以得到保证。
在中国，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品质。古人曾经说过：“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