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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左右，绿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仁举行了婚礼。和一位反对日本政府侵略的中国留学生结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绿川无疑给家中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1936年3月，绿川离开日本随丈夫来到上海。后来，她就参加了上海群众要求释放“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史料记载，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外国人。她开始在上海世界语协会的会刊《世界》上发表文章，其《日本妇女状况》、《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等作品，对于社会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观察与分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侨民都匆匆离去，绿川却相反，她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孤独。
“往何处去？”是绿川《在战斗的中国？在上海》文章的一节，表明了她生活在异国的心情。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日本女子突然闯入绿川和刘仁在上海法租界的临时住处。很显然，她是来找绿川的，说想一起结伴回日本。绿川到上海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穿着打扮尽量和中国妇女一样。在中国同事的掩护下，绿川的身份才未被识破。之后，绿川记下了与那陌生女子的对话和她的感触：
“‘别撒谎，我知道。'这女人提高了嗓音，但又立刻压了下去。‘几乎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已回国了，听说明天还有最后一班轮船开往日本。我想搭乘这条船，但一个人又不敢。你不跟我一块走吗？'这嗓音已露出请求的声调。您白讲了这许多，太太，很遗憾。这儿并没有日本女人。您自个儿搭乘这轮船也许没有关系……”
“那女人没敢再讲什么。我没有看见她的身影，但可以想象到，她走时低着头，心情沉郁……祖国多么迷人悦耳的字眼！人们可以断言，她们比我幸福，因为她们有国可回，而我既无国可回，也不能进入丈夫的国土，就像一只双方都要捕捉的弱小野兔，漂泊在'中立地带'。”
绿川和中国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处境不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绿川这样的日本反战作家的正义之举无暇顾及。她要用始终不渝的真诚和长时间的努力，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同时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日本军部的仇视、攻击，面对来自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怀疑。
“悲壮剧”的主角
1937年底，绿川和丈夫刘仁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绿川表达了渴望投身到抗日战争中的愿望。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难以自由行动，随时可能受到仇恨日本入侵者的中国民众的误伤。在日本过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更理解绿川此时的心境和她面临的难题。
绿川夫妇与郭沫若见面时，还有一位“U先生”。绿川曾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个军官，也有一个日本妻子。最近有人在报上看到他俩离婚的消息。难道他不再爱她了？”
这位“U先生”是吴履逊，郭沫若在日本结识的朋友，1931年担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团长。“一？二八”事变中，向前来寻衅的日本军舰射出第一炮的中国军人就是他，郭沫若称他“一？二八炮手”。然而军人的职责是神圣的，吴履逊后来毅然和妻子离了婚，出征到华北前线，他的三个孩子都由日本妻子抚养。郭沫若在《在轰炸中来去》中，记下日本妻子和吴履逊分手时的话：“你是军人，国难当头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继承着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郭沫若和吴履逊、刘仁一样，都和一个日本女性共同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家。无论是对郭沫若的毁家纾难给予理解的安娜夫人，还是用离婚把“一？二八炮手”送上抗日前线的那位日本女子，她们都以宽厚的胸怀支援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剧”。现在，绿川和刘仁这对年轻夫妇，不同样是这场“悲壮剧”中的主人公吗？
不久，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三厅的组建，是国共合作、全民族共同抗战的产物。通过郭沫若的推荐，绿川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台，担任日语广播员。在这之前，绿川曾经因为是日本人，被官方从广州强行遣送至香港。现在，她和刘仁终于结束了那段充满危险的颠沛流离的日子。
与周总理的会面
武汉失守以后，三厅迁往重庆。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组建了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41年7月27日，周恩来、邓颖超特地赶到重庆赖家桥，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绿川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提议“为在座的绿川等日本朋友干杯！”周恩来记着绿川因为对日广播受到日本政府恶语中伤、家人受到株连的事，他关爱地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称你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者。” “我愿作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儿女。” 绿川的回答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郭沫若曾给绿川题写了一首赠诗：
茫茫四野弥暗，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这首七绝写在一块红绢上。诗句中的“照”字，一字双关。“绿色之星”是世界语者佩戴的标志，“照子”又是绿川的原名，所以诗中把绿川比作寒夜中一颗闪亮的星，一盏明亮的灯，用光芒照耀着身边的同志们，矢志不渝。绿川一直保存着郭沫若的赠诗。
艰苦的战争环境夺去了她的健康，使她感染了肺结核。战争结束，绿川与刘仁随东北行政委员会转移至佳木斯，投入新的宣传工作。此时，已怀孕的绿川为了不影响事业，决定堕胎，在做流产手术时不幸发生医疗事故。1947年1月10日绿川因抢救无效逝世，年仅35岁。失去妻子的刘仁悲痛致病，3个月后也因病去世。
60年过去了，绿川留下的话语回荡至今——
“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4
理性对待高考改革●宋晓梦
在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这里既有高考本身“法久终弊”的原因，也有改革受到各方面制约，难有所谓“大突破”而使社会产生焦虑的因素，更因为有些人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简单地全部归因于高考，以为只要改革高考，其他问题就都能迎刃
而解，从而对高考改革期望值过高所至。
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高考研究课题”）启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及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以十几年的成果积累和雄厚的研究实力，在竞争中标。这一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说：“高考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目前社会上的各种看法多执其一端。高考改革如果不通盘考虑，极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有的省高考科目五年中改了4次，给中学教学带来不少影响，吃亏的主要是家长和学生。因此高考研究者和决策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因难度大而裹足不前，也不能迫于舆论压力盲目地为改革而改革。”
改革高考能使学生“减负”吗？
“让学生不堪重负”是社会对高考谴责最甚的问题之一。原以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缓解，学生负担也会随之减轻。然而这两年一些省市的高考升学率已超过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80％，结果是对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竞争代替了升学竞争，重学历，变成了重“学校历”，学生负担沉重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减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点。有关部门提出或实验过各种方案。高考研究课题组的任务之一，就是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进行辨析，为决策者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提供参考。
办法一：减少考试科目，缩小考生备考范围。1994年，高考从7科减到5科，但问题随之出现：未列入文科高考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未列入理科高考的地理、历史、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备受冷落，学生基础知识残缺不全。几经改良，变成现在绝大部分省市采用的3（数、语、外）＋文综或理综。
但是此举对减负能有用吗？持反对意见的刘海峰打了个比喻：就像参加万米长跑的运动员与参加全能七项的运动员在训练强度上不会有大的区别一样，只要高考是淘汰选拔性的考试，无论你考7科还是考3科，学校都会让学生训练到极限。
事实证明，减少科目不能给学生减负。
办法二：降低考试难度。考试难度由谁决定？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由全体考生的水平决定。作为选拔淘汰性的高考，必须有“区分度”。随着中学教育水平的提高，考生水平随之提高，试卷的绝对难度必然水涨船高。于是学校更加努力，让学生加班加点提高应试能力，但应试能力的提高又会使考卷难度更高。2001年北京考题难度略有下降，结果清华录取线立刻从前一年的600分升到625分。致使不少估分能达到600分而报了清华的学生落榜。难度低了，考试分数就会“水涨船高”。这样循环的结果，考生负担怎么可能减下来呢？
办法三：增加考试次数。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指出：如果大家都想多考几次取最高分，在高校招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结果仍是“水涨船高”。
办法四：将“会考”成绩纳入高考。作为高中毕业考试的会考属于水平考试，内容相对容易。由会考来完成检验中学教学水平的测试，高考就可以少考几科。但如果把会考成绩纳入高考范围，就要考虑“区分度”，难度必然加大，会考也就变成了又一次高考，这岂不与减负的初衷南辕北辙？更何况减少几科又并不能减负。
那么高考改革有没有可能使学生减负呢？刘海峰说：“只要我们认识到高考竞争的实质是社会各行各业竞争益激烈的浓缩，是未来不同的人生际遇竞争的浓缩，就不会指望仅靠高考改革来解决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
还真有想出办法的人。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两年前，他的儿子小垒参加高考，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全家决定，报考一个只要能把水平发挥到70％就能考上的大学，结果小垒在整个复习期间心态平和，张驰有度，顺利达到预期目标。后来，在大学里日渐成熟的小垒，成绩一路上升，为考研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合理定位，懂得取舍，在策略上不求一步到位，从而免于不堪重负——这就是那位家长给我们的启示；而教育部一位负责人更是谈到了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有的国家就没有这个情况？因为不同阶层收入差别不是很大，只有分工不同。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走哪条路，生活差别会很大。只有社会发展到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实现深层改革之后，人们才会接受“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的观念。那时，家长和学生就会比较容易做到量力而行。
高考是素质教育的障碍吗？
多年来只要一提素质教育，高考就成了万炮齐轰的靶子：有了高考才有片面追求升学率，有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才有应试教育，所以素质教育开展不起来根子就是高考！
但是参加过高考的老三届们却有着另外一些体会：“是高考赋予了我们公平竞争的理念、冷静沉着的竞争心态和不怕困难的拼搏精神”；“虽然经历了高考的失败，但由于有那段总复习的煎熬，养成了坚毅的个性，同样得到了一笔精神财富。”……
刘海峰在论及高考与素质教育关系时多次谈到：高考至少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还能磨练意志，不怕失败，培养合作精神以及知恩图报等方面的品德。
为什么高考既可以促人成长，又可以使人扭曲？哪些是它本身的局限，哪些是“代人受过”？弄清这些问题，是高考改革的前提。
杨学为指出：“为了应考，许多中学把本来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过程，通过题海战术让学生反复练习牢牢记住，结果被异化成死记硬背的过程，这是学生能力差的重要原因。”可学校说这叫熟能生巧，考试时间有限，多做才能快速反映。结果学生变成了做题机器。
北京一位化学特级教师，为了总结教学经验，某年高考结束后，被允许去看化学考卷。他发现一位考生用非常简洁的步聚，出色完成了一道七分大题，结果七分全扣，因为解题过程与标准答案的过程不一样。从此这位特级教师在教学中一再告诫学生：平时可以百花齐放，考试是一定按标准过程做！后来为了预防万一，平时训练也变成一律按标准过程做了。可是想一想，几百万人的考试，如果没有标准答案或统一的评分标准，如何操作？在阅卷时间紧、任务重，阅卷人员不可能都是专家的情况下，那位化学老师的做法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也突显高考压抑个性和创新思维的局限。
“高考导致片面应试”几乎成了不争的定论，但国家总督学柳斌却说：“如果劳动人事制度以文凭为本，教育就以考试为本，师生就以应试为本。”是谁让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为应付高考卖命？表面看是高考，那高考又为了什么？为了文凭，为了借助文凭在未来的社会竞争和利益分配中获得有利地位。所以只怨高考干扰了素质教育实在是忽视了高考竞争的实质，让高考“代人受过”！
应该说劳动人事部门以文凭取人比起以权、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