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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在这句话里，慢慢软下来。他们的愿望，朴素到只是能让我吃上一顿家常的好饭，只是能让我在他们的快乐里，也传染一点儿快乐，而不是自私的我所想像的疾病。那顿饭，是我出门在外的一年中，吃过的最香甜最妥帖的一次饭。李玉树用她精心熬出的玉米地瓜粥，温暖了我的胃，亦温暖了离胃很近的心。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李玉树，认识了她为之吃苦受累却没有怨言的家。那个质朴的男人，坐在旧了的沙发上，听儿子念他写的作文，讲学校里的趣事；而他的女人，则微微笑着，缝制着或许他们从来没有钱给儿子买过的玩具。这样琐碎的镜头，我见过无数次，但真正看透弥漫在其中的温情和喜乐，却是第一次。
春节过后，我换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去。公司里给安排了单身宿舍，不用自己花钱，我当然乐意退掉房子。走的时候李玉树一家人都不在，我留了张纸条，又多付了一个月房租，便拉了行李走出这栋黯淡狭仄的老楼。
新的住处，很是宽敞和明亮，可以看见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夜景区。站在那么高的阳台上，人心一下子敞开来，那些琐屑的事情，被迎面而来的风倏地涤荡掉，只剩了新鲜饱满的激情和欲望，汹涌地激荡着我年轻的心。
关于李玉树，还有她卑微的家，很快地便被我忘掉了。有一阵子，特别思念母亲做的玉米地瓜粥，想自己做了养养胃。可惜我跑遍了很多超市，却都没有买到玉米面和生地瓜。后来无意中想起李玉树家旁边的农贸市场，便抽了周末坐车去买。果真是样样齐全，连家乡的“豆扁”都有的卖。像是小时候赶大集，我兴奋地搜刮着大堆的山货，以至连有人一声声高喊我的名字都没有听到。直到那声音近在耳边了，才猛地抬头，看到脸冻得通红的李玉树。她大概想拥抱我一下的吧，我看着她伸过来的臂膀，却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她低头看一眼自己被青菜染绿了的手，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怎么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啊，也好让我做顿饺子送送你。我没有接过她的话，随口问了一句，你们都还好吧？怕我听不见似的，她大声地说，都很好，儿子被保送上了市重点高中，老师们都说他考名牌大学很容易呢；我的生意也还好，又多接了点活儿，挣钱比以前多点儿了；只是他前一阵子在建筑工地上摔着了，或许要休养上半年……那老板赔医疗费了没有？她摇摇头，道，去要了，不给，也只好作罢，不过也没有什么，都不容易，只要人不落下病根，我辛苦点儿也高兴。我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安慰这个命苦的女人，我惟一所能做的，惟有掏出钱来送给她。看到我手中的200元钱，她拼命地摆手，后来又似乎想起什么似的，丢下一句“你等会儿”，就跑开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气喘吁吁地从人群里挤过来，将一大包热乎乎的炒豆塞到我包里。“今天是农历的二月二，吃炒豆，驱驱邪气，一年都会交好运的。”我的眼睛有些湿，想再说些什么话，她却朝我摆摆手，说要回去看摊了，有空一定要来找她玩啊。我点点头，看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像一粒沙子或是微尘，再也看不清晰。
我在回程的车上，打开依旧温热的炒豆，一股久违的香气，扑面而来。抓几个入口，竟是比超市里卖的还要酥脆和香甜。两层厚厚的包装袋中间，露出一个小纸条来，抽出来，竟还有一张百元的钞票。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几个字，写着，谢谢你多留下的房费，我们挺好的，你也好好的。
我的眼泪，终于滑落下来。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50
查尔斯王子的实验●阮 炜
一九八四年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海格罗夫（Highgrove，位于英格兰西部格罗斯特郡，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以及其他王室领地开始其有机农业的实验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英国人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这不啻是否定了高效高产的“现代”农业。他们对此进行了激烈抨击，说他“无知”、“傲慢”、“虚伪”。《泰晤士报》上有人说他所提倡的“直觉的智慧”是“危险的胡说八道”；《独立报》上则有人说若采用他的思路，让每个农民都搞什么有机耕作，世界上六十几亿人口中将有二十多亿人没饭吃。直至二○○○年，一些左翼人士仍在批评查尔斯攻击自哥白尼、笛卡儿以来的所有进步思想家，说他极端保守，反科学、反理性、反进步，沉迷于落后的传统甚至神秘主义。
二十二年过去了，英国有机耕作面积增加了一百多倍，海格罗夫也几乎成为有机农业的圣地。更让查尔斯志满意得的是，由于可持续农业已成为共识，近年来欧盟大幅度修改农业补贴政策，比先前更强调可持续性而非产量，使有机耕作的农田比例明显增加，甚至在斯洛文尼亚等国建立了大片“有机生态区”（Organic Bioregion）。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机农业不仅没有剥夺人们的饭碗，反而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因为有机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恰恰富于劳动力。事实上，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二○○四年中国有机耕作面积达到一九九九年的十倍。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有机农业国。大概意识到有机农业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近两年激进人士也不再以“反进步”、“搞倒退”的名义来批评它了。
为什么有机农业能够打破左派与右派、进步与保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呢？首先，它比“现代化”耕作更为环保。它不使用化肥、农药、抗生素和除草剂。这意味着石油煤炭消耗的减少（生产农业增效品得消耗能量），最终意味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物质排放的减少；也意味着能更有效地保持土壤中的有机物质，使土壤矿物质结构处于一种更为自然和平衡的状态。其次，有机农业的产量虽然明显低于“现代”农业，但有机食品有自然的口感和味道，对当今人类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每天吃的使用化肥、农药生产出来的“黄瓜”、“西红柿”根本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清香、醇郁的口味，使用激素、抗生素生产出来的“猪肉”、“鸡肉”也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鲜味和富于弹性的质地。另外，有机食品也更为健康。
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逻辑发展而非对它的反动。但查尔斯并非先知。在西方，他的实验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返璞归真的思想运动更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老庄时代。从历史趋势来看，工业化、现代化使西方和中国都遭遇人口压力，因而人们首先是靠“现代”农业养活了大量人口，然后才意识到吃什么或怎么生活才健康，才环保。所以说有机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进步而非倒退。
与海格罗夫的实验密切相关的，是查尔斯在庞德伯里镇（Poundbury，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地区，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进行的传统而环保居住方式的实验。想当初，查尔斯方面抛出庞德伯里计划时，建筑师、城镇规划者和经济学家有多少人激烈反对！现如今，庞德伯里已然是一个名闻遐迩的传统人居模范镇，国内国外——包括美国这种一流的发达国家和沙特这种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来这个偏远小镇朝圣的规划者和高官络绎不绝。
但庞德伯里并非一项高科技实验，而是一种低科技实践。它靠的是回归传统这一根本理念。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地热利用和雨水收集设施，也能看到用芦苇席过滤排泻物的传统做法。这些设施对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乃至有机耕作是不可或缺的。查尔斯认为，传统居住方式不仅更环保、更健康、更合乎人性，而且完全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的运作。如果这种居住方式能得到推广，所收到的效果将与某些发达国家斥巨资进行的实验——那种完全依赖高科技的昂贵的环保房或环保大楼——的效果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稀稀落落几家不大的工厂以及学校、邮局外，庞德伯里全是居民房。这些房子是按照传统农舍的样式、沿几米宽的小街修建起来的，所用的建材大多是当地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材料，连人行道也是用鹅卵石而非水泥铺成。这里绝对看不到我国一些富裕起来的城镇动辄宽达几十米的炫耀性“大道”，因为房屋规划得十分密集，路面也十分狭窄。大多数道路其实只是巷子，只够步行者和骑自行车者通行。即使有稍稍宽一点的“大路”，能通汽车，也被修成“之”字形，以方便步行者，或者说故意让驾车者只能以较慢的速度开车。人们购物，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商铺，而不是驾车去超级市场，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没有超级市场或购物中心，只有遍布各处的方便的商铺。大人上班，小孩儿上学也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孩子们要想出去玩玩，一出门便可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树林、山丘、草地、河流和有机管理的农田就在不远处，或者说就是庞德伯里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密集，一出门便会碰到人，所以这里邻居间交往频繁，孩子绝不会像在现代化都市那样缺乏玩伴。
庞德伯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它恰成对照的，是现代化都市动辄高几十层的大楼或现代化农村动辄占地一英亩以上的“独立家庭房”（independent family house，这在美国农村或大城市郊区相当普遍）。住在这种环境中，明明是邻居却可以形同路人，老死不相往来。相比之下，庞德伯里代表了一种传统而新型的居住模式，因为这里能找到自然、惬意的人际交流，能找到“现代”生活中久违的、合乎人性的社群关系。此外，现代化城镇或现代化农村式居住模式要求方便的交通运输，刺激了汽车、公路的发展，这不仅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很大压力。由此不难看出，庞德伯里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庞德伯里绝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而是一个使用互联网的现代化小城。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60
财富，需要一对倾听的耳朵●野 山
伏尔泰说：“耳朵是通向心灵的道路。”但我们的心中往往有太多自己的成见，这成为我们倾听别人的最大障碍。细数世界级的创业大腕、打工皇帝，几乎个个是倾听的高手。
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一生都在勤勉工作。6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仍然从早上4点半就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偶然还会在某个凌晨５点钟访问一处配送中心，与员工们一起吃早餐。他常自己开着飞机，从一家分店跑到另一家分店，每周至少有４天时间花在这类访问上。
上世纪70年代，公司迅速壮大，山姆不可能遍访每家分店了，但他还会经常跑到自己的超市里，专门去听购物的老太太们的抱怨，然后再用行动消除掉这些顾客的不满。山姆正是通过多听员工、多听顾客的声音，才了解到沃尔玛的运营情况以及顾客的真正需求。
“用心去听”让多普达总裁李绍唐少走了许多弯路。
虽然李绍唐年轻时去敲老板的门，遇到老板心不在焉、看着电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上一句，让他很反感。但成为老板后，他承认自己也曾不由自主地边处理公务边和员工讲话。
“这是对员工最大的不尊重。”于是，李绍唐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倾听员工的心声。
轻松的环境才能打破上下级间紧张的气氛。李绍唐的方法简单又高效。第一年，他每个月都会找10～12名员工喝咖啡、吃蛋糕，让不同部门的同事互相认识，并且每人必须提一个对公司的建议。第二年，主题变为“快乐午餐”，大家聚在一起吃快餐、聊愿望。第三年，晚上5点半到7点半的“快乐时光”，员工们一起喝啤酒，尽情发泄自己对公司的抱怨。
“最重要的是要找不同部门的员工。”李绍唐觉得这样才能听到对同一事情的不同观点。
李绍唐还是普通员工时，经常问老板别人为什么能成功，成为CEO后的他，还是不断地问其他公司的CEO：你是怎么成功的，你为什么要并购，为什么要把某项业务卖掉，有哪些管理心得……
坐飞机、走路，这样的平常时间李绍唐也不放过。在飞机上，李绍唐会问空姐：“听说过多普达手机吗？”在电梯里，他会问旁边的陌生人同样的问题，饭店的门童有时也会成为他询问的对象。
听的目的是为了吸收，但听完就忘却是人的天性。李绍唐习惯于边听边记，打开他的手机，里面写满了四处听来的信息、看法。他还随身带了一个厚厚的本子，同样是为了防止忘掉重要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李绍唐还要进行温习，仔细揣摩这些话的深层含义。
曾被讥为“饼干销售员”的郭士纳，在1993年被任命为IBM的全球CEO时，备受质疑。让这位来自食品与烟草公司的CEO执掌“蓝色巨人”，这在许多批评家和分析师看来十分荒谬。
郭士纳上任后，将40％的时间花在和客户交谈上。他说：“我不会听经理人告诉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