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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他的杂文编辑出版；书写大量纪念他的文章；为了保护他的全部遗稿；在上海沦陷后；她依然留了下来并继续为他出书；即使在被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时候；她依然坚强不屈捍卫着他的精神。
1968年3月3日；早春的北京；她在初次与他牵手的城市；带着终生对他的爱情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留给世人的是他不朽的辉煌。她用她一生为那句〃神未必这样想〃做了最好的注解。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24
上帝不为难头脑简单的人●何 帆
才智平平的人往往成就更大。金庸小说中的郭靖就是一个例子。
郭靖憨厚质朴，但懂得用功不辍，也把握得住善恶界限。有这两条，就有了后来的郭大侠。像小龙女、周伯通之类的人物，智力固然卓异，但也有其木讷、天真的一面。像杨过这样飞扬跳脱、聪明外溢的，如果不是受尽挫折、性情大变，估计最终一定是泯然众人矣。贯穿金庸小说的一个思想就是道家的弃圣绝学。当年在学校时，玩过一个电脑游戏《金庸群侠传》。游戏的情节是一个金庸迷突然掉进了虚拟世界，他必须亲自经历江湖险凶，最后才能回到现实世界。游戏一开头，那个〃小虾米〃挠挠头说，我除了〃野球拳〃，什么武功也不会呀。所谓〃野球拳〃，估计是闽南话里〃瞎胡乱打〃的意思。游戏中有意思的设计是，如果你选择练〃野球拳〃，那会练得最辛苦，而且往往攻击力很久也没法提高，而一旦到了最高的第十级，这个〃野球拳〃的威力会超过〃九阳真经〃和〃降龙十八掌〃。这个小小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设计让我对这个小游戏一直念念不忘。
在现实世界的学术圈中，我所看到的也大抵如此，聪明者未必最后胜出，知道坚持才是最后的赢家。学问和武功一样，天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功，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学问是做不出来的。聪明人往往浅尝辄止，而且对聪明人来说，诱惑常常更多，他们在起跑的时候会把别人都甩在后面，但却经常是最早退出比赛的人。
比学问更复杂的是人生和社会。在社会中生存的最优法则是什么？我相信，这些法则仍然是那些最古老、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诚实、勤劳、宽恕、合作。我把电影《阿甘正传》看作是一则寓言。阿甘的智商只有７５，几乎属于傻子。他最喜欢说的话是〃我妈妈说……〃。阿甘的妈妈告诉他了什么？遇到危险的时候要跑，跑得越快越好。阿甘就这样从越南战场上拣回一条命，还成了英雄。从常人所理解的成功角度来看，阿甘是成功的。他有钱、受人尊敬、生活经历丰富多彩。尽管当所有这些来到的时候，阿甘浑然不觉。阿甘的女朋友Ｊｅｎｉｆｆｅｒ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他们这一代人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聪明到足以对抗社会、颠覆传统。Ｊｅｎｉｆｆｅｒ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是在寻找极端的边界：她被大学开除、上《花花公子》杂志、跳脱衣舞、流浪、吸毒、反战。但末了，她被碰得头破血流，悄悄地回到阿甘的身边，又悄悄地逝去，死于艾滋病。阿甘和Ｊｅｎｉｆｆｅｒ的这两条路再次证明：上帝从不为难头脑简单的人。
成功的诀窍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假如成功的秘诀是只有国王的儿子才能成功，那这样的秘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有的人，哪怕是像阿甘和郭靖这样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只要能始终如一遵照某一规则，就能最终成功，这才能算作好的诀窍。第二，它必须是颠扑不破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必须符合〃稳健性〃。朝代变迁、岁月流逝、制度更迭，应该都不会对这些基本规则带来颠覆性的冲击。换言之，这一规则一定是一代代人重复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博弈的产物。
数学家兼政治学家Ａｘｅｌｏｒｄ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试验。他邀请了很多学者，将每个人心目中最优的在竞争中制胜的规则写下来，并翻译成计算机程序，输入计算机，让各个计算机模拟不同规则的竞争。最终胜出的规则是所谓的〃针锋相对〃（ｔｉｔ－ｆｏｒ－ｔａｔ）。这一策略包括：（１）如果别人不欺骗，自己永远不欺骗；（２）如果别人欺骗，马上惩罚欺骗者；（３）如果欺骗者悔改，马上宽恕他，让他返回合作的轨道。根据Ａｘｅｌｏｒｄ的解释，这一策略之所以成功，一是因为它是善良的，它从不主动欺骗，而且有宽恕的胸襟，二是因为它是简单的，只有简单的规则，才能让对手准确无误地了解你的行为和动机。有趣的是，在Ａｘｅｌｏｒｄ邀请的学者中，几位经济学家给出的备选策略都是比较〃恶的〃，即更容易主动背叛。被淘汰的很多规则是因为过于复杂，复杂的规则是难以被执行的。说谎就是一个复杂的规则，为了圆谎，你必须再撒新的谎，到最后谎言会变得无比复杂。正如马克？吐温说过的：说实话的好处是你不需要费心去记自己以前说过的话。
一说起这些，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就会瞪着狐疑的大眼睛说：如果成功的秘诀这样简单，那不是人人都能成功吗？因此他们断定：成功的秘诀一定是一些更加诡秘的东西，比如厚黑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走这条路的人还真的非常非常多，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人会非常非常少。
阿甘的妈妈说的最精彩的话就是：〃只有做傻事的才是傻人〃。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6
闪光时刻●＇美＇亚伦？汉斯科姆 〇北 洼译
“吃人魔王汉尼拔”曾经担任我家乡的名誉市长。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那是一天清晨，我正沿着我们那条精巧的主干道漫步。他当时正惬意地坐在当地一家熟食店外的桌子旁，就着高脚杯中的橙汁狼吞虎咽。吃完后，他微笑着舔舔嘴唇，我知道他肯定对刚才的食物非常满意，感到回味无穷。而那些食物说不定就是某人的“肝脏拌蚕豆”。
在现实生活中，安东尼？霍普金斯并不是偶尔出现在我眼前的唯一银幕明星。我是在好莱坞附近长大的，所以不仅看到过“洛基”打高尔夫球，还看到过“阿甘”在公园散步（好玩的是，他并没有随身带着一盒巧克力）。
多年以后，我才不再对这些熟悉的面孔感到惊奇。过去，我也是一个伽利略式的“追星族”，为那些仿佛来自遥不可及的银河系的生物神魂颠倒，感到他们都是被上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能力，才会那样光芒四射。
在西班牙生活的一年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后来成为了我妻子的玛丽亚。
现在回想起我刚结识玛丽亚的几年时光，那些情景依然如同电影画面一般，历历在目。
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我们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也忘记了激情不会永不消褪的现实。外出漫步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每到下午，我们就爱到塞维利亚的中央公园去溜达，消磨时光。那里的树木枝叶茂盛，可以遮蔽外界的喧闹和这座西班牙南部城市上空的炎炎烈日。
当我结束了在西班牙的生活后，玛丽亚平生第一次勇敢地登上了飞机，来到加利福尼亚。她向我承认，之所以来到这里，除了能与心爱的男友在一起外，心中还藏着一个秘密：期待至少能见到一两位好莱坞明星。
她的愿望几乎立刻就实现了。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洛杉矶的西木区时，我们遇到了一群人，他们正在急切地往警察设置的路障内张望，睁大眼睛等候那些参加电影《大开眼界》首映式的名人的到来。那可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那晚我们见到了许多好莱坞的一流明星和导演：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希尔维斯特？史泰龙、朱迪？福斯特和达斯汀？霍夫曼。
他们看起来一个个光彩照人。
5年时间，转瞬即逝。玛丽亚和我搬进了我们在洛杉矶的第一套公寓住宅。每天到我们家附近的街道上遍寻名人几乎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明星真正渴望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可我们却让这种机会溜走了……
最近我看到哈里森？福特一手提着外卖食品袋子，一手领着一个笑嘻嘻的孩子走出了酒店。他不再是电影中的印第安纳琼斯，相反，他只不过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真实的人而已。
婚姻也已经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需要每天外出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玛丽亚后不久，我们乘坐飞机回到了西班牙看望她的家人。抵达塞维利亚后，我们决定像我们相识的第一年经常做的那样，到中央公园里去走走。这一次我们恰巧碰见了玛丽亚的几个朋友，他们马上就猜出了为什么玛丽亚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也很有名气了。”当玛利亚一次次举起手中的订婚戒指时开玩笑说。
我站在那里充满羡慕和自豪地看着我未来的妻子，忽然意识到，其实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明星：在单调而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闪光时刻。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4
瑞典：清官是怎样炼成的？●丁 刚
今年9月，瑞典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大选，社民党失利，由四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并组成新政府。可没想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原因之一是两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多年前漏缴电视费的问题被媒体曝光。
电视费是个什么东西？根据瑞典法律规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这笔钱主要用于发展瑞典的文化事业。
瑞典人缴纳电视费基本上是靠自觉，因为这不像有线电视，交了费才能开通。在瑞典看电视，只要接上线就能收看，即便是你没缴电视费，也没有人会断了你的线路。笔者在瑞典学习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有电视机，大多是捡来的，但个个都能看，当然，他们大多也不缴电视费。
不过，瑞典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会主动缴纳这笔钱的，因为电视机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家庭用品，如果不缴这笔钱，就会有偷税、漏税之嫌。记得我当时的房东诺迪鲁斯就有一台旧彩电，可他眼睛不好，常常是以收音机取代电视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不看电视还要缴费，不合算，他打算把电视机捐给慈善机构。第二天，他停缴了电视费。可谁料到，停缴没几天，突然就有了重要节目，记得是东德与西德合并仪式的实况转播。
诺迪鲁斯是从匈牙利来的移民，这件事对他来说自然十分重要。那天下午，他后悔地直说：“这个季度的电视费真不该停缴。”我觉得他傻得有点儿可笑，便对他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接上线，就可以收看。今晚看了，明天不看不就完了。根本不可能那么巧，刚好就有人来检查。他听了这话，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半天没说话，那样子就好像是我让他去干什么天大的坏事。那一晚，他硬是听了几个小时的收音机。
时间一长，我对诺迪鲁斯对法律充满敬畏感的处事方式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有一次，我和他坐小火车去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城。小火车一般有两三节车厢，有一节为持月票者专用。门口挂着个红牌子“本节车厢没有检票员，为持月票乘客专用”。
通常，瑞典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定。但那天因为时间紧，我和他没买票就先上了车，准备在车上补票。可没想到，一着急上了月票乘客专用车厢。诺迪鲁斯看到“月票专用”牌子，立即在我耳旁小声地说：“糟糕，糟糕，我们上错了车。”看他说话的神气，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到了下一站，他拉着我下车，飞快换到另外一节车厢，主动补了票。
诺迪鲁斯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一个能够主动维护法纪的公民。有一次，他和我去图书馆还书，忽然看到有辆汽车停在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上，可车上却下来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图书馆。诺迪鲁斯很生气，嘟囔着就走了过去。当他看到那辆车上并没有带“残疾人证明”，干脆就笔直地站在那儿不走了，那模样儿就像是在执勤的警察。
不大一会儿，小伙子跑了出来，诺迪鲁斯立即上前和他理论。他教育那小伙子说：“这是残疾人的停车位，你不应停在这里。”小伙子似乎是见惯了这号爱管闲事的人物，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赶紧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可诺迪鲁斯还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指着远去的汽车喊道：“这是要罚款的！”
也许，听我讲了诺迪鲁斯的几个段子，大家就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瑞典人为什么会死死揪住缴电视费这样的小问题大做文章。在一个视法纪为生命，而又少有特权的社会，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无法容忍任何人任何无视法规的举止的，当然，也无法信任有过这样“前科”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人。
瑞典新政府成员的丑闻被曝光后，也有一些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这两位大臣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而辞职，特别是其中一位还“才貌双全”，对瑞典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损失。但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却说了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主流民意：“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其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民众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正是像诺迪鲁斯这样自己严格守法且又爱多管闲事的公民“造就”了一尘不染的“清官”，使他们必须120％地检点。因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瑕疵，即便是陈年的老账，他们也不会放过，也要翻出来折腾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