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47
班公湖边的鹰作者：王族
几只鹰在山坡上慢慢爬动着。
第一次见到爬行的鹰，我有些好奇，于是便尾随其后，想探寻个仔细。他们爬过的地方，沙土被沾湿了。回头一看，湿湿的痕迹是从班公湖边一直延伸过来的，在晨光里像一条明净的丝带。我想，鹰可能在湖中游水或者洗澡了。常年在喀喇昆仑山上生存的人有一句调侃的谚语：死人沟里睡过觉，班公湖里洗过澡。这是他们对没上过喀喇昆仑的人的炫耀。高原七月飞雪，湖水一夜间便可结冰；这时若是有胆量下湖，顷刻间恐怕便不能再爬上岸。
而这几只鹰已经离开了班公湖，正在往一座山的顶部爬着。平时所见的鹰都是高高在上，在蓝天中飞翔。它们的翅膀凝住不动，像尖利的刀剑，沉沉地刺入远天。人不可能接近鹰，所以鹰对于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的依靠。据说，西藏的鹰来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它们在江水激荡的涛声里长大，在内心听惯了大峡谷的音乐，因而形成了一种要永远飞翔的习性。它们长大以后，从故乡的音乐之中翩翩而起，向远处飞翔。大峡谷在它们渐渐疏远，随之出现的就是着无比高阔遥远的高原。它们苦苦地飞翔，苦苦地寻觅故乡飘远的音乐……在狂风大雪和如血的夕阳中，它们获取了飞翔的自由和欢乐；它们在寻找中变得更加消瘦，思念与日俱增，爱变成了没有尽头的苦旅。
而现在，几只爬行的鹰散瘫在地上，臃肿的躯体在缓慢地往前挪动，翅膀散开着，拖在身后，像一件多余的东西。细看，它们翅膀上的羽毛稀疏而又粗糙，上面淤积着厚厚的污垢。羽毛的根部，半褐半赤的粗皮在堆积。没有羽毛的地方，裸露着红红的皮肤，像是被到剃开的一样。已经很长时间了，晨光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但它们的眼睛全都闭着，头颅缩了回去，显得麻木而沉重。
几只鹰就这样缓缓地向上爬着。这应该是几只浑身落满了岁月尘灰的鹰，只有在低处，我们才能看见它们苦难与艰辛的一面。人不能上升到天空，只能在大地上安居，而以天空为家园的鹰一旦从天空降落，就必然要变得艰难困苦吗？
我跟在它们后面，一旦伸手就可以将它们捉住，但我没有那样做。几只陷入苦难中的鹰，是与不幸的人一样的。
一只鹰在努力往上爬的时候，显得吃力，以致爬了好几次，仍不能攀上那块不大的石头。我真像伸出手推它一把，而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它眼中的泪水。鹰的泪水，是多么屈辱而又坚忍啊，那分明是陷入千万次苦难也不会止息的坚强。
几十分钟后，几只鹰终于爬上了山顶。
它们慢慢靠拢，一起爬上一块平坦的石头，然后，它们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它们慢慢开始动了——敛翅、挺颈、抬头，站立起来。片刻之后，忽然一跃而起，直直地飞了出去。
它们飞走了。不，是射出去了。几只鹰在一瞬间，恍若身体内部的力量迸发了一般，把自己射出去了。
太伟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几只鹰转瞬间已飞出很远。在天空中，仍旧是我们所见的那种样子，翅膀凝住不动，刺入云层，如若锋利的刀剑。
远处是更宽阔的天空，它们直直地飞掠而入，班公湖和众山峰皆在它们的翅下。
这就是神遇啊！
我脚边有几根它们掉落的羽毛，我捡起，紧紧抓在手中。
下山时，我泪流满面。
鹰是从高处起飞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09
白啤酒现象作者：汪新华
众所周知，“中国制造”的产品很便宜。有闹钟功能的收音机只需几十块钱就能在超市买到。从牛仔裤到餐锅再到钻床，如今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中国的生产线上生产。它们之所以廉价，是因为中国工人报酬不多。不过，全球化仍然让人纳闷：为什么有些进口到中国的西方货，也比在原产国还便宜呢？
我把这称之为“白啤酒现象”。德国巴伐利亚人肯定会觉得奇怪，在北京的酒吧，一杯德国白啤酒居然比在慕尼黑还便宜。这里25元人民币就能买到半升。而在慕尼黑，一般人至多只能在大学生酒吧里才能喝到这么便宜的啤酒。可这种啤酒是产自巴伐利亚的原汁原味的白啤酒啊。它要跨越半个地球，在天上飞行7000多公里，才能抵达中国。那么，一杯白啤酒为什么还会比在慕尼黑便宜呢？
当然，北京的工资水平和饮食开销要比德国低。在北京，一个干得不错的女服务员每月挣2000～3000元人民币。这里的餐馆和酒馆的租金也相对低一些，另外北京的老板要比其德国同行更精打细算。但单单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白啤酒现象”。
这事得从经济上找原因，那就是中国的经济繁荣。由于世界上大多数消费品都产自中国，所以每年都有数百万只集装箱船从世界各地发往中国。每年有2000万只集装箱奔波于世界各大洋，其中1/4装的是“中国制造”产品。
货轮从上海到荷兰鹿特丹、德国不来梅或汉堡需要29天。那些从中国运出产品的货轮必须将集装箱发回中国，而它们返回中国时搭载的货要少得多，其运费也低很多。一只标准集装箱到中国的运费大约为4000元人民币。据一位德国船主透露，“将一船啤酒从不来梅港运到中国，其运费不会高于从慕尼黑到汉堡。”不过，全球化就意味着有来有往，这当中没有不公平之处。因而，德国人买到了价廉物美的中国闹钟收音机，中国喝到了便宜、地道的德国白啤酒。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59
爱情随想作者：＇法＇普吕多姆
在纸下放一块磁铁，纸上的针不可能不动。磁铁随意支配顺从的钢铁。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将完全失去作用。可一旦分开，它们又处于新的被支配状态。女人懂得这个秘密。有人会说我的例子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针与磁铁永恒的结合唯有暴力能够拆散。我会回答说婚姻也是一种不可解体的联系；我的例子很好，因为针与磁铁的结合不妨碍磁铁吸引另一枚针，这表明它对第一枚针的冷漠。这是许多夫妇的写照。
恋爱时，愿望和拥有之间好像银汉迢迢；这似乎指的是迈过一道神圣的门槛，这一步是多么巨大呀……但进门之迅速令人惊奇；在语言中那么明确的“您”与 “你”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很快，感情上也同样；突然，人们毫不惊奇地以“你”相称了；爱情以“你”相称是因为它是两颗心为了互相结合和拥有而升降的极限；它消除了地位和能力方面的区别，等同了两个人。
爱人的名字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它有一张特殊的面孔，有生命，温柔而神圣；人们往往低着头，压低声音说它，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人们艰难地说出这个名字，好像它带有我们的爱情不谨慎的标记，会泄露爱情一样。然而，人们听到它还是感到非常幸福，因为它胜似响声，它是一种声音，当它被写下来时，人们给了它一张可爱的面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53
爱和信任作者：三毛
每次回台湾，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
最怕的人，是母亲。在我爱的人面前，“应付”这个字，便使不出来。爱使一切变得好比“最初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台湾，单独上街去的时候，母亲追了出来，一再的叮咛着：“绿灯才可以过街，红灯要停步，不要忘了，这很危险的呀！”
当时，我真被她烦死了，跑着逃掉，口里还在悄悄的顶嘴，怪她不肯信任我。可是当我真的停在一盏红灯的街道对面时，眼泪却夺眶而出。“妈妈，我不是不会，我爱你，你看，我不是停步了。”
我回来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吃鱼，母亲怕我被刺卡住。穿衣，她在一旁指点。万一心情好，多吃了一些，她强迫我在接电话的那挤忙不堪的时候内，要我同时答话，同时扳开口腔，将呛死人的胃药粉，人参粉和维他命，加上一杯开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灌溉下去。结果人呛得半死，她心安理得的走开。电话的对方，以为我得了气喘。
回想起来，每一度的决心再离开父母，是因为对父母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而我不反抗，在这份爱的泛滥之下，母亲化解了我已独自担当的对生计和环境全然的责任和坚强——她不相信我对人生的体验。在某些方面，其实做孩子的已是比她的心境更老而更苍凉。无论如何说，固执的母爱，已使我放弃了挑战生活的信心和考验，在爱的伟大前提之下，母亲胜了，也因对她的爱无可割舍，令人丧失了一个自由心灵的信心和坚持。
我想了又想，这件家庭的悲喜剧，只有开诚布公的与父母公开谈论，请他们信任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太过于以他们的方式来保护我。这件事，双方说得坦诚，也同意万一我回国定居，可能搬出去住，保持距离，各自按照正确的方向，彼此做适度的退让和调整。这一点，父母一口答应了。而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个在别的家庭中，可能引起极大的伤心，甚而加上不幸罪名的叛逆者，幸而父母开明，彼此总算了解。
讲通了，乐意回台湾定居，可是母亲突然又说：“那么你搬出去我隔几天一定要送菜去给你吃，不吃我不安心。”又说：“莫名其妙的男朋友，不许透露地址，他们纠缠你，我们如何来救，你会应付吗？”
十七年离家，自爱自重，也懂得保护自己，分别善恶和虚伪，可是，在父母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他们绝对不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人世的复杂。虽然品格和教养是已慢慢在建立，可是他们只怕我上当。
父亲其实才是小孩子，他的金钱，借出去了，大半有去无还，还不敢开口向人讨回，这使他的律师公费，常常是年节时送来一些水果，便解决了他日夜伏案的辛劳。有一次，一场费力的诉讼结果，对方送了一个大西瓜来，公费便不提了，当事人走时，父亲居然道谢又道谢，然后开西瓜叫我们吃。我当时便骂他太没有勇气去讨公费，他居然一笑置之，说这是意外的收入，如果当事人一毛不拔，过河拆桥，反脸不认，又将他如何。
这种行径，我不去向他反覆噜苏，因为没有权利，因为我信任他，不会让我们冻饿。可是，当我舍不得买下一件千元以上的衣服时，他又反过来拚命讲道理我听，说我太节省，衣着太陈旧，有失运用金钱的能力，太刻苦，所谓刻薄自己也。
其实，名、利、衣、食，和行，在我都不看重。只有在住的环境上，稍稍奢侈。渴望一片蓝天，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没有电话的设备，新鲜的空气，便是安宁的余生，可是，这样的条件，在台湾，又岂容易？
父母期望的是——“喂猪”。当我看见父母家的窗外一片灰色的公寓时，我的心，常常因为视线的无法辽阔和舒畅，而觉自由心灵的丧失和无奈——毕竟，不是大隐。吃不吃，都不能解决问题，可是母亲不理这些，绝对不理。
母亲看我吃，她便快乐无比。我便笑称，吃到成了千台斤的大肥猪而死时，她必定在咽气之前，还要灌一碗参汤下去，好使她的爱，因为那碗汤，使我黄泉之路走得更有体力。
爱和信任，爱与尊重，爱过多时，便是负担和干扰。这种话，对父母说了千万次，因为他们的固执，失败的总是我——因为不忍。毕竟，这一切，都是出于彼此刻骨的爱。
每当我一回台湾，家中必叫说“革命分子”又来了。平静的生活，因我的不肯将眼睛也吃到堵住，必然有一番伤到母亲心灵深处的悲哀。可是，我不能将自己离家十七年的生活习惯，在孝道的前提之下，丧失了自我，改变成一个只是顺命吃饭的人，而完全放弃了自我建立的生活形态。
在父母的面前，再年长的儿女，都是小孩子，可是中国的孩子，在伦理的包袱下，往往担得太认真和顺服，没有改革家庭的勇气和明智。这样，在孝道上，其实也是“愚孝”。我们忘了，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教导我们，等我们长大了，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当然，在方式和语气上，一定本着爱的回报和坚持，双方做一个适度的调整。不然，这个社会，如何有进步和新的气象呢。
一个国家社会的基本，还是来源于家庭的基本结构和建立，如果年轻的一代只是“顺”而不“孝”，默默的忍受了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一旦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又用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自自然然的叫自己的孩子再走上祖父母的那种生活方式，这在理性上来说，便是“不孝”了。父母的经历和爱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好的一方面，我们接受、学习、回报，在不合时代的另一方面，一定不可强求，闹出家庭悲剧。慢慢感化，沟通，如果这一些都试尽了，而没有成果，那么只有忍耐爱的负担和枷锁，享受天伦之乐中一些累人的无奈和欣慰。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也是“个体”，内心稍稍追求你那一份神秘的自在吧！因为我的父母开明，才有这份勇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不再来替我——一个中年的女儿盖被的偶尔自由中，写出了一个子女对父母的心声。
父亲、母亲，爱你们胜于一切，甚而向老天爷求命，但愿先去的是你们。而我，最没有勇气活下去的一个人，为了父母，大撑到最后。这件事情，在我实在是艰难，可是答应回国定居，答应中国式接触的复杂和压力，答应吃饭，答应一切你们对我——心肝宝贝的关爱。那么，也请你们适度的给我自由，在我的双肩上，因为有一口嘘息的机会，将这份爱的重负，化为责任的欣然承担。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10
500 公里友情作者：蔡成
刘宏光从深圳去厦门，一个人，骑自行车。
刘宏光的准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