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２００６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６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９７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４９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当他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
但中国人却好像就是对这些成就充目不见，倒是看自己怎么也不顺眼。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于是，到处都是“中国的xx”（xx几乎都来自美国），却全然没有平衡的心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总是要从人家的嘴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人家说咱一句“OK”我们乐半天，人家皱皱眉头我们就有人愁得掉眼泪，外企的一句广告词，也会令我们动辄愤怒不堪。丧失了自豪感，如何不“缺乏尊严感”？
印度人自我认同的第二大原因是他们多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迅速，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虽说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永不会满足止步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要早，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大家“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相对宽敞了”，按理说，大家幸福感应该更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看不到幸福”？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我们老说“改革开放以来”，好像这2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概念，实际不然。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即使经济有快速发展，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一部分人被甩到了同步增长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要通过后期的利益调整来实现其利益的保障。在保障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与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人未必乐见的网调结果，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反思。不管是人对于自身物质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社会坐标的迷茫，提高对国家、社同的认同感，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都算是国家的“软实力”，都是“决胜未来”的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借鉴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当前利益阶层多元化、社会群体复杂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研究、考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从利益、荣誉感、文化力等多个方面，实现国民认同感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单个机构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国家的高度通过统一有力的举措来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4
“飞特族”——我打工，故我在浩富
“爱做就做，爱玩就玩，自由自在，不用老是要看老板脸色”，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那该多惬意。 甭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近年来在北京、 广州、南京等地就出现了这样一批边玩边干活的年轻人，他们有个很洋的名字——“飞特族”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飞特族”的英文名字叫Freeter，Freeter是一个混合词，来自英语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人），指的是那些连续从事兼职工作不满5年的年轻人。日本官方对“飞特族”的定义是：年龄在l5岁34岁之间，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它是当前非常风行的工作方式，根据统计，日本15岁34岁的“飞特族”，从1990 年的l83万人，至200l年已增至417万人，可见，在这个年龄层，每9位就有一位是“飞特族” 。台湾地区的年轻人哈日成风，约有5l％的大学毕业生成为“飞特族” 。
Freeter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飞特族”往往只在需要钱的时候去挣钱，从事的是一些弹性很大的短期工作。钱挣够了，就休息 ，或关门旅游，或在家赋闲。
在中关村某IT企业做项目主管的Landy 就是典型的“飞特族”，今年刚刚31岁的他至今已经换过5次工作。不久前他刚刚离开了那家公司。 “我在这个公司做得算长了，两年，也攒了近20万，现在我打算休息半年，拿出一半的钱去旅游，先去跑日本，然后再去欧洲几个国家转一转。
享受“飞特”生活的徐岚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花800块钱租下了十字街上的二室一厅，装修布置没有花太多的钱，灯罩请学国画的朋友手绘，饰品由她自己编织，再托朋友从尼泊尔和韩国以低价代理些首饰，一问颇有格调的精品店就开张了。小店是自己的，便没有关门的压力，徐岚坚持每天睡到自然醒，慢条斯理地绕江散步，然后懒懒地打开门做生意。每隔两个月，徐岚总会“关门大吉” 坐上列车硬座，到宁静的小城隐居，比如西塘，比如长岛。只要食可果腹，徐岚就绝不为生计奔波，或游山玩水，或无为度日。
从不担心“丢工作”
长期以来，人们找工作追求的是职位稳定，环境相对轻松，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君不见，公务员待遇不错，职位稳定，工作环境轻松，所以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激增，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找工作是目前社会令人关注的问题，一且有了工作，人们常常不敢得罪领导，千方百计要保住，唯恐失去。可对于“飞特族”来说，这样的情况却不存在。
“飞特族”多数也是大公司或比较有规模的企业或单位的一员，正常工作的时候，和普通的全职上班族状态相间，甚至工作时更加卖力。所不同的是，他们从不担心“丢工作”。往往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主动提出离开，甚至为了享受一个“悠长的假期”，不惜得罪老板，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每次找工作都不费劲支撑这种“自由”的本钱是实力，也就是说有真才实学作为保障。
管小姐毕业于沪上名牌大学，刚毕业，没费周折就被一家大型的外资企业看中，成为正式员工。虽然工作的环境和待遇都不错，但管小姐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少了些什么。难道这样11月九晚五的职场生活就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她的自身价值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她，这样的生活让她厌倦。于是，在工作满5年后，凭着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各方而的积累，她选择了辞职做起了自由自在的“飞特族”。接下来的这段日子，管小姐对自己的职业有了一番全新的体验：通过一些朋友介绍，她成为某些报刊的专栏写手，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含金量，她不断地找机会充电，每周保持在三次以上。她希望自己能不断地补充养分，尽量快地吸收最新的信息，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
自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飞特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开始有不同的工作价值观，越来越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崇尚自由，他们喜欢随意，喜欢轻松，喜欢新鲜，更喜欢个性。这些喜欢，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同样还体现在职场这个时尚的舞台上。他们可以是外表鲜亮、本质清纯的“邻家女孩”，也可以是衣着简单、内心思虑缤密的职场老手，还可以是看近不看远、每个月把钱花光的“月光族”，更可以是精打细算的小女人。如今，他们又不求长久性的正当职业，只想自由打工，追求自主空间，不希望受“朝九晚五”的工作拘束，他们为生活而挣钱，却从不为挣钱生活着。这一切，都在他们的随性中变换自如，自由的理念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
“飞特族”——想说爱你不容易
与全职上班族相比，半休闲式的“飞特族”看起来似乎很吸引人，但也有人对这一现象感到担忧。
据了解，在日本，政府部门就曾对外宣布，“飞特族”如果放任不管，数十年后，15岁以上的人口中，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会不工作，国家的竞争力也将有所下降。而且，同年代的人，在“飞特族”与正式员工之间，将出现收入上的鸿沟。
北京社科院人力资源专家林教授分析，“飞特族”做事是为了休息，而不是想要另一份更好的工作，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从事简单职业，随时准备离开：二是为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做一个合理的平衡，利用“飞特”带来的时间上的弹性，为自己重新出发做出更好的心理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社会上对“飞特族”类似的忧虑和异议并不少见。人们普遍认为，“飞特族”无法累积工作资历与专长，尤其在年过30岁之后，要找到好的工作不容易。 “飞特族”如果靠着时薪工作，要养活自己还算容易，但是靠打工的时薪，要养下一代就很困难。“飞特族”现象，将使晚婚、不婚情况更为严重，养老的社会成本，也将会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并侵蚀国力。更有人断言，看似自由无拘束的“飞特族”，多半没有足够应付社会变迁的能力，最后将会因年轻时追求一时的快乐，老年时就必须付出孤寂与贫苦的代价。
“飞特族”造就职场新人类
对于社会上的异议，“飞特族”自己却不这么看。朱小姐原在国企工作。国企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但这却不是她想要的。所以，在工作了4个年头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自由的工作方式。休息了半年后，她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节到最佳点，其间，还为一些企业做过几个项目策划。之后，她在一个私人广告公司待了半年。 2001年，她到了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室内装潢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工作一年后又离开了，休息了3个月。后来，应聘在某家杂志社做广告总监。这个工作很自由，虽然压力也很大，但符合她的性格，相对来说，这是她做得比较长的一个工作，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现在，朱小姐又回到休息状态。父母对她的现状和工作方式有很大的看法和异议。但她很清楚，如何把你每一份的短暂变成你的资本和积累，并让这种资本变成你将来永恒的基础，这是很关键的。在做每一份工作的时候，她都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