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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自成在北方节节胜利的同时，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五月玫占汉阳、武昌，称大西王，也建立起与明王朝对峙的农民军政权。十七年正月再入四川，一度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后大顺军被清兵击败，大西军攻占重庆、成都。张献忠于八月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政权，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明末农民战争先后卷进几百万起义民众，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几起几落，持续将近 20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政权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①这次农民大起义直接摧毁了腐朽黑暗的明皇朝，扫除了社会发展的严覃障碍。②农民战争有力地冲击了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部分地改变了原来土地占有情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扫清了道路，显示了伟大的历史作用。③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纲领性口号，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导致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总根源，标志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平买平卖”口号的提出也曲折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多少体现出一些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要求。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未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周期性爆发，明末农民战争的性质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市民势力还很微弱，促使中国社会摆脱封建制度轨道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
失策：①追赃助饷扩大了打击面，树立更多敌人（追赃七千万两银、涉及所有官吏，并严刑拷掠）。②进城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然无事了。（有人开始掠劫、害民）。高官忙于登极大典，军民上下松弛，斗志下降。③对关外清军缺乏警惕性。没有解决好吴三桂的问题、导致吴三桂开山海关门引清兵入关。起义军遂开始走向失败之路。
第六节 明代思想文化
一、哲学思想
明朝哲学思想从总体看，相当活跃，出现了多位在哲学上影响重大的思想家。
1 、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他一方面创制立法，重建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则标榜儒学，尤其是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他甚至认为“治本于心”，“其用无穷”，思想统治比创法立制更重要。所以，明一建国，立太学，就“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学校规定：“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朱元璋强调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闲中古今录摘抄》）。明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继续提倡程朱理学，为了防范“天下士所为学，言人人殊，俗异而政无统”，特命翰林学士胡广，编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汇辑宋元各家理学之说，颁行全国，作为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被视为异端予以排斥。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主要有瑄宣为主的“河东学派”、吴与弼为主的“崇仁学派”。（吴与弼、江西崇仁人，号康斋），两人并称南北两大儒。他们所讲理学基本上只是绍述朱熹的思想、没有大的创获。
明朝前期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非朱氏之言不尊”，圣道已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这种思想沉闷导致理学日趋僵化、没落，内容陈腐，在学术上完全失去了创新精神。面对明中期的社会危机，更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于是，成化、弘治年间广东学者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从程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率先开创“心学法门”。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著《白沙子》。他寻求心与理的合一，主张通过心的静养，使善端呈露。该主张把向外格物穷理，转变为向心内寻求，可以说开王阳明心学之先河。弘治、正德之际，王守仁顺应“天下之士，厌常喜新”的思潮，进一步集宋元以来主观唯心论之大成，创立发展成新的哲学体系——心学。
2 、心学崛起：王守仁的心学
①他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洲的“宇宙便是吾心”，“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 ②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 ③“知行合一”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论 ④王守仁的社会政治思想
3 、泰州学派
4 、李贽的进步思想
5 ．宗教
①道教：明统治者也利用道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在京城，设“道录司”，地方府、州、县分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掌管各级道教事务。他认为其为信思想诞妄不可信。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方、吹捧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并大规模兴建武当山道观。但他对道教长生不老之说并不信。
明世宗朱厚聪笃信道教，嘉靖年间，道士相当活跃。但没有士大夫拥戴。因为元朝以后，道教日益重视设斋打醮，士大夫以为粗俗，不信仰之。特别是嘉靖 45 年，（ 1566 ），朱厚聪服丹药丧命。不得支持。
②佛教：朱元璋当过和尚，所以注意扶植佛教，并利用它来为统治服务。
洪武元年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理佛教。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在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下设多官，由礼部任命。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也曾以和尚姚广孝为谋主，所以他也积极扶持佛教。永乐时，“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他自撰《神僧传》 9 卷，共列 208 个僧人，始于东汉终于元朝。以上二帝仅是利用。
明代皇帝对佛教达到迷信程度的要算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二年（ 1507 ），一日之内“废僧道四万人”。正德五年六月，皇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他甚至常穿僧人衣服，在内厂演法。
明代皇帝排斥佛教最厉害的是明世宗朱厚聪。因为崇道，他焚佛骨、刮佛金，其余诸帝多是佞佛者。
宗派：律宗，宋代以杭州为活动忠、元衰，明朝正流以后复兴。
华严宗：隆兴、万历时因洪恩大力弘法，一度兴盛。
天台宗：万历时的无尽传灯，中兴之。明末清初、智旭最大家。
唯识宗：又称慈恩宗，真可发扬光大之。
以上诸宗影响都不大。明代在社会上盛行的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
净土宗，简易通俗，亦称莲宗。 宏（ 1535…1615 ）影响最大。
禅宗：最盛。专修安静，止息杂虑。
明初有五位知名禅僧。
明朝中叶以后，更盛。名僧有德宝、真可、德清等。
③士大夫也热衷于佛教研究。
贽报禅宗、著佛学著作；翟汝稷、焦竑
2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清前期的反理学思想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天翻地覆巨变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黑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特别是明末农民战争“武器的批判”带动了批判的武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对专制统治和纲常礼教的怀疑批判。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西学东渐”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反映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重科学、讲实际，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当时著名的学者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吕留良等人，其中尤以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影响最大。
二 考据学、历史学和文献学
1 考据学
中国古代自宋以来即有学者专门致力于考订古书，至清代考据学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考据学派尊崇汉代学风，提倡汉儒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称“汉学”。这一学派实实在在地考据典章制度，研究小学训诂，朴实无华，不事虚玄，亦称“朴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清代考据学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重证据，“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但却并不泥古、独尊汉学，而是强调通经致用，从古代寻找变革的根据。稍后胡渭、阎若璩远离现实，但敢于怀疑古代经典，长于考证辨伪，做出显著成绩，正式为考据学派奠基。乾嘉时期，清政权更为巩固，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情绪已趋淡漠，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一头钻入故纸堆中，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些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愿附和理学浊流，也埋头学术考证，算是一种消极的抗议。清统治者在理学日渐衰微的情况下，乐得更多地提倡考据、整理古籍，以笼络文人，巩固统治，粉饰太平。从学术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积累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加以系统的总结清理。考据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经书，而要解经治史又须借助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以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各种学问都汇集到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考据学因此而大为兴盛。
当时的考据学者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的著名学者尚有惠栋的学生余肖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俱为苏南人，该派特点是尊崇汉儒，“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皖派与吴派的区别在于“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作为乾嘉学派的主流，皖派的成就更为突出。戴震之后，门生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专重音训考据；另一派以汪中、阮元为代表，音训考据与义理之学并重。乾嘉学派在古文字学和古韵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对古籍的整理、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后来学术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尤其皖派戴震，坚持唯物主义，反理学，企图从经学中寻找出路以求变革，成就更大。乾嘉学派的缺陷也很明显，特别是吴派，脱离实际，厚古薄今，思想闭塞，支离破碎，至嘉庆后逐渐衰落。
2 历史学和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有很大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朝廷沿例官修《明实录》、《清实录》、《元史》、《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等之外，私人著史之风颇为盛兴。其中较为突出的，编年体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杂史笔记有王世贞的《笄州山人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地方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私人撰史之风肇兴于晚明，是社会变动、市民阶层崛起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政局动荡特定时代的产物。“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当代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地方志修纂迅速发展及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也是这种“将求其实用”观念的体现。今传方志 8000 余种，绝大部分为清人所修。由于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清朝大大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边疆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史的著述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努力，则在历代史书的考异、注释、续补和辑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时期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最大的是乾嘉学者章学诚，他不但在校雠学上堪称是前无古人的大师，对方志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且提出修史要具备“史德”，要有正确的“史意”（即史观），他认为六经皆史，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拘于成法，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被公认是与刘知几《史通》前后辉映的“双璧”，登上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高峰。
明清鼎盛时期奠立的雄厚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控制思想的政治需要，学术文化长期积累发展后亟需进一步总结整理的要求，以及考据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切使明清时期对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得到空前发展。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等组织 2000 多儒臣文士编辑《永乐大典》，将“散在诸书，篇帙浩穰”的古今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以便查索利用。该书共 22937 卷，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书成后未曾刊印，抄录正副两部分别收藏。后南京原本毁于火灾，北京所存两部也相继散缺，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抢掠、焚毁殆尽。 1960 年中华书局曾将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影印出版。清康熙、雍正两朝，命陈梦雷主持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 6 编，每编又分门别类从古今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搜罗宏富，共 1 万卷，是《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时，清政府又命纪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大批名流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该书将当时所存重要典籍甄选之后完整抄录，编为经、史、子、集四部，凡 44 类，共收书 3457 种， 79070 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参加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