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市民登上历史舞台与社会风尚的变迁
第五节 明清间的战争与明朝灭亡
一、满族的渊源和清政权的建立
1．满族的渊源
满族形成于明代后期，其族名 1636年才正式出现，但该民族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见于古籍记载的：西周时期的肃慎，两汉、三国时的“挹娄”，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辽宋金元明时的“女真”都是满族的先人。元朝时，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已被视为广义的汉人，而当时东北边远地区的女真部落还大体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到了明朝，由于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各部争战以及对邻近地区和朝鲜交换、掠夺的需要而频繁南迁，明初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明中叶又迁徙分为建州（5部）、长白（3部）、东海（5部）与扈伦（4部过去的海西）四大部分。作为满族主体的建州女真，起初活动于黑龙江北岸，明初是奴儿干都司辖下的主要居民，后几经迁徙定居到苏子河上游赫图阿拉（辽宁新宾）一带，至正统七年形成建州三卫。明政府于洪武年间接替了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并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正统年间先后建立建州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作为统一设立的行政区划，明政府对建州女真实行有效管辖。当地官吏的任免升降由朝廷决定，统一调动管理。明政府授其酋长官职官印、敕书，实行间接管辖。对触犯明律的女真人，也统一按明政府法令处置。成化年间建州卫都督董重羊等70多名女真人即曾因反叛罪被充军福建。在经济上，朝廷定期收取土特产贡赋。朝廷除直接派兵至奴儿干轮番戍守外，还委派地方守。建州女真与内地经济上保持着密切联系。万历时的马市几乎成为日市，女真各部入市者有时多至上千人。山东、山西、苏杭等地商人经常云集抚顺马市收购建州运来的人参、貂皮、药材等土特产品；同时内地大批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也源源流入建州，使其对内地经济依赖性加大，相需相靠，成为互相补充、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双方互利，有无相济，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密切了民族关系。明朝在对东北“羁縻”的同时，又实行“分而治之”与武装镇压的政策，若女真部一部势力坐大，或犯明之边境，必兴师问罪，加以裁抑。如势力强盛的建州三卫 在成化年间即被明朝打得惨败。万历三年，明朝边将李成梁又诱杀了势力壮大的建州右卫的首领王杲，并于万历十一年杀其子。但是，随着万历十九年李成梁罢职，辽东军备废驰，努尔哈赤应运而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和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
2．后金建立：
努尔哈赤（ 1559年～1626年），终年67岁，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六世孙）。祖父觉昌安（叫场）、父塔克世（他失）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为养子，经常随同出入京师，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受汉文化影晌很深，后从征作战有功，先后被明政府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签事、左都督、龙虎将军（万历23年），称赞他“保塞有功”“看边效力”。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之前和朝鲜交往时，自称“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用建州左卫之印，表明自己是明政府建州卫地方官的身份。不过明政府对女真各部实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政策，与对内地的管理还是有所区别。而且随着中央政权的盛衰和地方势力的起落，关系时紧时松。但就其性质来看，始终是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明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统一女真各部，成为当地人民的强烈愿望。在这种形势下，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即 1583年起兵，历经40年奋斗，终于结束诸部争雄的割据局面，至1625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鸭绿江，女真“诸部始合为一”。努尔哈赤在统一过程中，不断建立、完善统治体制。还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创制成满文。（老满文无圆点满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女真各部基本统一、满族新的民族共同体大体形成的基础上，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宣布脱明独立，称“英明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历16年统一建州各部，万历41年，明人才觉察到，努尔哈赤已势大难控。
万历二十八年（ 1601年）努尔哈赤初建旗制时设黄、红、蓝、白四旗。每300女真壮丁编为1牛录（汉语“箭”的意思），首领为牛录额真（汉译为佐领或主子）；5牛录为1甲喇（队），首领为甲喇额真（参领），统领1500人；5甲喇为1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1固山即为1旗，共7500人。各固山以不同旗色为标志。万历四十三年又扩建为八旗，“以初设四旗为正（整字俗作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为八旗”。八旗定制时总计6万人，其后总人数增加，只扩大甲喇数目，牛录和固山的编制数目不变。八旗旗主为和硕贝勒或曰固山贝勒，各置官属，统辖臣民，最高统帅为努尔哈赤。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职能，“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逐层下达，“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辨理争讼曲直事”。八族制度把分散的女真各部有效地统一组织起来，有利于保持高度战斗力、促进生产发展，推动了初期满族社会的发展，在其崛起之际发挥了重大作用。
努尔哈赤势力的兴起，对明皇朝在辽东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明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后金的发展。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1618年），努尔哈赤遂以“七大恨”，即明杀其祖父；杀害使臣；夺其土地；助叶赫以阻碍其统一等）为名正式誓师攻明，明军节节败退。随着对明作战的胜利，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为了适应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满族社会形态迅速发生更迭变化。本来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奴隶制已经得以确立和发展，奴隶制“拖克索”庄园经济已很典型。进入汉族地区之后，与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产生尖锐矛盾，促使努尔哈赤进行政策调整。该年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将辽南地区30万日（垧）土地“计口授田”，天命十年（1625年）又颁布《庄田谕》，规定“每庄十三男，七牛，田百日（垧），其中二十日（垧）交纳官粮，八十日（垧）自已食用。”开始向农奴制庄园经济转变。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大举征明，兵败宁远城下，含恨死去。
3．清政权建立：
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是为清太宗，次年改元天聪，皇太极即位伊始，便下令压缩庄园奴仆数目，并把“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实际上成为个体依附农民。这是生产关系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加快封建化进程，和原明辽东封建生产关系大致相同，汉族人民和后金政权的矛盾有所缓和，上层官僚更成为后金的有力支持者！在上层建筑方面也仿明制，于天聪、崇德年间不断设置和健全政权机构，建立起皇帝直接控制的咨询和办事机构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合称“内三院”；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理藩院，合称“八衙门”。皇权不断加强，旗权逐渐削弱，“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崇祯九年（ 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定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皇太极统治时期，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已基本奠立。
二、明清间的战争（萨尔浒之战 1619；辽沈1621；广宁之战1622；宁远、宁锦之战（明朝取胜1626年努尔哈赤战死）；入口之战1626；松锦决战1641）：
三、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皇朝的灭亡
1 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发展
明末万历、天启之际，陕西连年灾荒，官府“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已经开始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天启七年（ 1627年），澄城县知县张斗耀坐堂比粮，愤怒的饥民以王二为首拥进公堂杀知县抗粮暴动，正式揭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陕北地瘠民贫，赋役苛重，起义爆发后，“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加上陕西边兵索饷哗变及大批被裁撤驿卒失去生计，也纷纷铤而走险，“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起义爆发的初期，势头迅猛，往往各地饥民同时揭竿而起，但因组织松散，互相缺乏联系，易为官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崇祯三年（ 1630年），明廷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调集大军追剿陕西农民军，各路义军纷纷转移至山西，得到当地贫民支持和响应，并逐渐趋向于联合，次年共推梁王自用为盟主，号称紫金梁，相继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六年冬，在明政府军重兵围剿下，起义军接连遭受挫折，于是以伪降为掩护，乘敌不备，1633年趁冬季黄河结冰时，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渑池渡河主力部队进入中原作战。农民军在河南得到重大发展。
荥阳大会（ 1635）：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闯王高迎祥等率农民军主力军东入安徽，攻占颖州，并乘胜一举攻克中都凤阳，打出“古元真龙皇帝”大旗，焚毁皇陵享殿、龙兴寺，挖掘皇帝祖坟，给明朝以沉重打击。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农民军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的两大势力。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罗汝才等部转战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年，明廷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增兵加饷，十面张网，加紧围剿镇压起义军。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等部于陕甘连遭挫折，陷入困境。
崇祯九年之后，张献忠部拥兵 20余万，攻占襄阳，顺江东下，势达淮、扬，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伤，次年于湖北谷城接受明廷招抚。罗汝才等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多数义军也相继接受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罗等部于谷城、房县再次起义，转战四川，十四年（1641年）二月奇袭襄阳，明襄阳王朱翊铭被活捉斩杀。
与此同时，李自成乘张、罗等部拖住官军主力的机会，于崇祯十三年率部挺进河南。河南地处明王朝腹心地区，一省分封七个藩王，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加上连遭天灾，官府仍旧变本加厉追逼钱粮，阶段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反抗情绪普遍高涨，起义形势最为成熟。李自成入豫之初，兵力不足 1000人，当地饥民争相归附，迅即燃成燎原之势，发展成几十万人的大军。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投身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经多年磨炼，领导集团素质提高，更加成熟、坚强。农民军军纪严明，并提出“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平买平卖”等口号，严厉镇压王公、贪吏、地主豪绅，开仓济贫，保护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小商人利益，切中时弊，深受欢迎。这一口号是针对着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两大弊病而发出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得到土地与减免赋税的普遍要求，因而足以激动人心与号召民众。而此刻，因张献忠、罗汝才等部积极活动，牵制了政府军兵力；为对付清兵侵扰，明主力又撤出河南，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李自成农民军崇祯十四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进而围攻开封，又于次年多次击败明军主力，军势大盛。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众50万，张献忠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标志明末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起义军与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明皇朝覆灭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
2 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
李自成农民军略定河南（在河南全省之后），先后取得新蔡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巨大胜利，杀死及收降明军十几万人。于崇祯十五年挥师南下，进军湖广，接连攻占襄阳、荆州、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县）等地，李自成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农民军从联营作战向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过渡，除张献忠部外，都统一接受李自成号令，为推翻明皇朝，建立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崇祯十六年（ 1643）初，李自成发布《剿兵安民檄》，历数明朝“昏主”罪状，表达了“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的决心。农民军并改襄阳为襄京，正式建立政权机构。接着，李自成率军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后，又乘胜攻破潼关、占领西安、相继拔除官军西北地区据点，为推翻明皇朝夺取全国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奠定了坚实基础。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进一步发展完善襄阳政权，以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开始了渡河东进向北京进军的征程。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主力正面进攻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刘芳亮等人率偏师攻取黄河以北大部郡县，从而形成战略大包围，向北京展开钳形攻势。大顺军一路扫荡，所向披靡，只在宁武打了一仗，消灭负隅顽抗的总兵周遇吉部，其余官军已成惊弓之鸟，望风归附。三月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十八日夜占领外城，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于宫内煤山（今景山）上吊自杀。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明皇朝覆亡。大顺政权所辖范围，包括整个华北、西北、山东、河南全省，以及湖北、江苏部分地区。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迅速采取措施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