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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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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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建成东都洛邑后,对康叔及侯、甸、男邦、采卫等四方诸侯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周公所说话意为,我们英明无比的文王之所以战胜大殷王朝,主要在于我们能明德慎罚,成其美政,且上闻于天帝。天帝认为我们做的很好,才授文王以大命,推翻商纣,承受了天命。 
周公又谆谆告诫康叔,要记住文王的教诲,学习殷朝先哲王,用康保民,使天帝知晓。周公说:“今民将在祇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12' 周公希望康叔不要贪图安逸,对民宽宥,不杀无辜,这样天帝才能保佑周王朝。周公教诲的宗旨在于敬德保民,在于维护周的王权。 
西周王朝对德的重视,也表现在历代周王的谥号上。王有美德,则有美谥;有不令德,则用恶谥。如果说夏、商国王的名号皆以天干命名,如夏朝的孔甲、履癸;商朝的盘庚、小辛、祖甲、廪辛、武丁、雍己、祖辛等,反映夏商时期天文历法的发展。西周国王则以德行为王的谥号,如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等。《史记·谥法解》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曰文;刚强自理、克定祸乱曰武;安民立政曰成,安乐抚民曰康,圣闻周达曰昭,布德执义曰穆,尊贤贵义曰恭,温柔贤善曰懿,慈惠爱亲曰孝”等,这些皆为西周王朝有美谥的国王。西周王朝还有厉王、幽王等不令王,《谥法解》云:“杀戮无辜日厉,动祭乱常曰幽。”这些都是周王朝的不令德之王。 
西周王朝以德行为王谥,开我国后代帝王以德为谥的先河,周王把敬德保民看作天的意志,又把自己当做体现天意的天子。天子如果不能代表天意,不能敬德保民,天就会反易天命,断绝天禄,也就是换替天子。因此西周王朝之所以敬德保民,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巩固西周国家的王权统治。
第三节 西周国家经济与文化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周农业生产的发展已相当发达。《诗经》中的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丰年多黍多 禾余 ,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 兆 ) ” '13' ;“黍稷茂止,获之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14' 这就是说,当时有万亿兆的高廪,有堆积如城,排比如栉的露积。又:“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庚,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梁,农夫之庆。” '15' 意思是,他们的庄稼像高高的草垛,像高大的小山,他们的黍稷稻梁,可盛千仓万箱。这些记载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的丰收景象。 
西周时期,主要的生产工具是耒耜。耒是木制的曲柄农具,下端有岐出而税利的木叉,用以刺地。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为耦耕时踏足处。《诗经》中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记载,说明周人农田的耕作形式主要是耦耕。古代耦耕,两人各以足踏于小横木上,推使木叉深入土中,谓之“推。”或一人用耒,一人播种配合,亦为耦耕。耒既深入土中之后,向后斜抑柄端以起土,谓之“发。”一推一发所起之土因谓之“ 土发 ”。古代的耦耕就是这样反复向后移动的一推一发。《淮南子·修务篇》说:“耕者日以退”,这就是耒耕的现象,与犁耕向前移动是不同的。耜字从耒从,原是铲锹状农具,后来像在耒的下端,安装半圆形锐利金属“犁澹А被蚴隼嗟牡恫K挠梅ǎ腭缦嗤q珩晁淙患虻ィ词强梢允と紊罡呐┚撸妒び诤鬃斐驮嫉睦绺蚓蛲涟簟!
农具还有钱、鎛、銍、艾等,如《诗·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銍艾。”《说文》云:“钱,铫也,古田器。”《纂文》曰:“铲之使用,即与钱同。钱特铲之别名耳。”钱即后来的小铲子。鎛,《国语·齐语》韦昭注:“锄也。” 銍,《说文》云:“获禾短镰也。”艾,通刈,略似现在的剪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这些工具当时已普遍用于农业生产。 
西周在休耕地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到自觉不自觉的农肥耕作。休耕的菑田,只是耕后不播种子,并不是不耕。《尔雅·释地》孙炎注云:“菑,始灾杀其草木也。”灾杀草木而积肥。《左传·隐公六年》载:“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菑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农夫最重要的事是除草以积肥。《周礼·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月黾 ( 孕 ) 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周礼·稻人》:“凡稼泽,夏以殄草而芟夷之”;《礼记·月令》于夏月下云:“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加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这是一种利用夏日溽暑时湿度热度以加速堆肥腐化的措施。《文选·东京赋》云:“芟夷蕴崇之,又行火焉”,就是把草堆积起来,加以火化,令浓烟蓊郁,徐徐燃烧,这可能就是古代菑田积累下来的经验。《周礼·地官·草人》曰:“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 马辛 ( 色赤 ) 刚 ( 土强 ) 用牛,赤堤 ( 赤黄色 ) 用羊,坟 ( 润 ) 壤用麋,渴 ( 涸 ) 泽用鹿,鹵泻用 犭亘 ,勃 ( 粉解 ) 壤用狐,埴 ( 土黄而细密 ) 垆 ( 黑刚土 ) 用豕,疆坚用蕡,轻  ( 脆也,读如剽 ) 用犬。”这可能是利用藺田为苑囿或牧场,用各种畜类粪便来改变土壤土质。从以上所述可知,周人积累经验,到晚期对于施肥似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未用人便作为肥料,古代养犬豕较多,人便为犬豕所食,不用作农业肥料。 '16' 
我国自夏、商开始,在平原地区可能就有井田了。周代,较为整齐划一的沟洫制度,也在黄土高原地区逐步出现。《周礼·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考工记·匠人》与《周礼·遂人》所载的沟洫制度是一致的。 
西周农作物的品种有所增加,具备了后世所有的主要农作物,如黍、稷、梁、菽、麦、稻等,另外还有桑、麻和瓜果之类等。《诗经》中有许多记载,《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 ? 衡从其亩。”《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篚,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六月食郁 ( 梨的一种 ) 及蕡 ( 李的一种 ) ,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 葫芦 ) ,九月叔苴 ( 一种麻 ) ,采蔡荼薪樗,食我农夫 !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 ( 谷类的一种 ) 樛,禾、麻、菽、麦,嗟我农夫 ! ”诗中所记虽直接反映春秋时期收获各种农作物的情景。 
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西周的手工业比商代更为进步。手工业作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加强工商食官制,即由官府经营管理手工业。《礼记·月令》曰:“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反映出“百工”在监工的管理下进行劳动操作的情景。 
西周王室非常重视手工业生产。如西周初年严禁酗酒,若有犯禁,就要杀头,但工匠酗酒则可以免罪,表明统治者要求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愿望。 
青铜业 青铜铸造仍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而且在商代青铜生产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地区发掘出许多铜器窖藏,所出铜器式样新颖,精美庄重,是西周铜器的突出特点。 1960 年在陕西扶风齐家村南发现一个窖藏坑,出土铜器 39 件,其中有铭文的 28 件,包括几父壶、柞钟、中友父簋、中义钟、白邦父鬲和中伐父У取M暝诜龇缯俪麓宸⑾忠慌鳎病19 件,其中 14 件有铭文。 1974 年扶风强家的窖藏坑出土 7 件铜器,有鼎、钟、簋等。 1975 年陕西岐山董家村的一铜器窖藏坑出土 37 件,有铭文的 30 件。 1976 年扶风庄白发现微氏家族的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 107 件,有铭文的 55 件。 1978 年扶风齐家村又发现 害夫 簋等一批铜器。这种现象说明,铜器是贵族的重要器物,并具有标志身份的重要作用。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似大多拥有大小不等的铸铜作坊和铸铜工匠。 
西周铜器分布地域非常广泛,以周原为中心向四周扩展。陕西、河南、山西、北京、江苏等地,乃至东北、巴蜀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发现了西周的青铜文化。西周青铜器品种数量大大增多,有礼器、兵器、乐器、工具、饰物等。 
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业是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继承和发展。在铸造工艺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商周时期熔铜设备都是以木炭 ( 或木柴 ) 为燃料。熔铜炉的炉身都采用草拌泥条盘筑而成。商周时期在铸造时都是使用多片合范的泥型浇铸,铸型均烧成陶质。陶范的原料中均含有砂子、粘土和蚌壳,都经过粉碎、筛析和混料等工艺过程。这个时期还掌握了零件分铸的先进工艺。西周时期主要采取“先铸法”,也就是先铸零件,然后将附件嵌入范内和铸器铸接成一体。 '17' 1973 年秋,在河南洛阳北窑村瀍河西岸的台地上,发现一处西周前期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在铜熔炉的炉壁上发现有残存的鼓风口,其中 T 31 H 276 · 2 保存最为完好,炉壁全周设置鼓风口 4 个,鼓风口直径在 13 ~ 14 厘米左右。《墨子·备穴》曰:“具炉橐,囊以牛皮。”古代用于冶炼的鼓风器称为“橐。”洛阳西周铸铜遗址的鼓风口遗存,表明最迟在西周前期,囊一类的冶炼鼓风器就已出现了。这座大型竖式铜熔炉,大体已具备了近代鼓风炉的雏型,充分表明当时冶炼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丝织和刺绣 关于西周的蚕桑生产,《诗经》中有许多记载。《豳风·七月》记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猗彼女桑。”说明西周、春秋时期蚕桑生产已经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1975 年陕西宝鸡茹家庄东北发现两座西周墓,其中一座是 弓鱼 伯墓。该墓有两个墓室,分属 弓鱼 伯和其夫人。在 弓鱼 伯墓中发现数量较多的玉蚕,大小不一,最大的长约 4 厘米,小的不到 1 厘米,形象生动,雕工简炼。在两座西周墓中都发现有丝织品和印痕。 弓鱼 伯墓室中发现两处,一处在一件铜叶制成的囊状物内,共两层,夹在三片铜叶内,总厚 0。3 ~ 0。35 厘米;一处附在一件铜车马器的零件上。在其夫人的墓室中发现的丝织品,附在尸骨下的淤泥土上,共三层,还有刺绣的印痕,有很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在另一座西周墓中也发现四块面积不等的织品。 
丝织品上刺绣的印痕比较明显,采用的是辫子股绣的针法。这种针法在今天还被采用。花纹主要运用单线条 ( 一条辫子股 ) 勾勒轮廓,个别部分为加强纹饰效果,运用了双线条。线条舒卷自如,针脚边整齐,说明刺绣技术是很成熟的。 
能够看得出的丝织物是平纹组织,它的奇数经丝是沉一浮一,偶数经丝是浮三沉一。即奇数经丝是平纹组织,偶数经丝是三一组织,完全循环数为四,这需要使用三片综 纟光 。这类组织在织造上的难点,是奇数经丝和偶数经丝的织缩差异很大,在一个完全的组织中,交织点相差一倍。另外,在出土的织物中,还有一种是斜纹提花织物。估计当时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带双经轴的织具;一种是在织缩小的一组经纱上加压,待织出一定长度后,再把长出的经丝拉掉。究竟采用哪一种,很难判断。它的地纹当为左右斜纹变化组织,花纹是提花的简单菱形图案,是用提花机具织出的。在刺绣的残痕上附着红、黄、褐、棕四种颜色。红、黄特别鲜艳,用的是我国传统颜料的朱砂和石黄。红颜色可能是画上去的。当时已成功掌握了朱砂颜料的制作,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应用。 
周代丝织物不仅有平纹,还有斜纹,这种组织显示了绮的面貌。这些出土材料,说明周代丝织和蚕桑已经相当发达。 '18' 
煤玉雕刻 1975 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的 弓鱼 伯墓中,出土有 200 多枚黑色的玦。黑玦结构别致,显现鲜艳的沥青光泽,在墓中埋藏近 3000 年,仍然黑润光亮。经分析,其成分是一种名叫煤玉的矿物质。这批玦所用煤玉的来源,距宝鸡不会太远。宝鸡处渭水之北,是我国主要的产煤地区之一。 
煤玉雕刻是我国传统的雕刻技术的继续,有悠久的历史。在辽宁沈阳北陵附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就出土过煤雕装饰品; 1956 年陕西沣西的西周墓出土过煤雕圆环; 1976 年陕西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小墓出土过煤雕的玦; 1963 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有煤雕的小羊和头簪。 
西周墓中这批煤雕的发现,说明当时已能区别煤玉与煤,并对煤玉的光泽、色彩、硬度和韧性等物理性质,有了比较深入认识。 
这批煤雕品的发现对于探讨我国开始用煤作燃料的时间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能源科学发展之前,煤是重要的燃料。过去曾认为我国开始烧煤或在汉代,或在宋代,但各说都承认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烧煤的国家。宝鸡发现的这批煤玦,说明我国烧煤的时间似远在汉代之前。 
从煤雕的发现,可以知道从新石器晚期至西周之间,我国劳动人民已与煤接触。所有的煤都能燃烧,而能雕刻的煤为数极少。发现煤的可燃功能,远比发现煤的雕刻功能为易,因而时间也会更早。不难想像,凡雕刻用煤都含有大量的挥发成分,温度稍高就能引燃,在长期的雕刻过程中,煤料总有可能因接近明火而燃烧,人们就会发现这种矿物普遍具有的可燃功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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