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的遗存。
人祭在二里头遗址中已有发现，如在一些灰坑中发现有些人骨架身首异处，有的作捆缚状；往往数具骨架共埋一坑，或只有头骨和零星的肢骨。不少死者从掩埋情况看不像是自然死亡，可能是被虐杀或与祭祀活动有关。
商朝是人祭最昌炽的王朝。 1950 年发掘武官村大墓时，在大墓的东南清理了南北向的葬坑 17 个。这些坑长约 2 米，宽 1 米左右，内埋无头人骨架 8 至 10 具。所有骨架都作俯身状，交向叠压，无任何随葬品。这些葬坑因间隔的距离一致，排列有序 （ 可以看出分成 4 排 ） ，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排葬坑。”
1976 年，对这一地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在揭露的 4700 平方米的面积内，清理了 191 座葬坑。这些葬坑，除少数作东西排列外，大多数为南北向，并且坑的大小、葬式和排列情况与 1950 年发掘的“排葬坑”完全一致。这次发掘中注意到葬坑之间有一定规律可循。根据葬坑排列的疏密、深浅，坑的大小规格等等，可将 191 座葬坑区分为 12 组，最多的一组有 47 个葬坑，最少的仅有 1 坑。同时这些葬坑的位置恰恰在几座大墓之间，属王陵东区。从它们分布与排列的情况分析，不可能专属某座大墓，因而推断这些葬坑是不属某一墓主的杀殉坑，应是若干次祭祀后掩埋的遗址。这一地区似是商王室祭祀先祖用的公共祭祀场。
祭祀场中南北向的葬坑，两次发掘的情况基本一致。经过鉴定，坑中死者多为男性。但东西向的葬坑，每坑人数不等，且无一定规则，大部分死者是成年女性和儿童，未被砍去头颅。在 13 座有祭品的坑中，除两座南北向外，其余都是东西向，尸骨齐全。这些死者绝大多数是死后掩埋坑中的。有的是被砍去头颅，并且留下了砍劈的痕迹；也有的是断肢、腰斩或肢解后扔于坑中；但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活埋的，如一些青年女性或儿童的骨架作捆绑状。在这个揭露面积为 5000 多平方米，包括 200 多个祭祀坑的祭祀场中，掩埋的人牲已达 1300 人之多。
安阳殷墟，还发现一些零星的祭祀坑。 1959 年后岗发现一个直径 1。9 米的圆坑，内埋人骨 54 具。这些死者在坑中分为上下两层，中间用陶器碎片隔开，上层 25 个个体，下层 29 个个体，死者均无固定葬式。 1971 年安阳大司空村发现一个椭圆形坑，长 7。8 米、宽 2。3 米、深 0。3 ～ 0。6 米。坑中埋有人头 31 个，躯体 26 具，无固定葬式，头颅多与躯体分离；一般是五六个头颅放在一起，没有随葬品，多为青壮年男子和幼童。在小屯村南发现的一个浅坑中，在一副马骨架的东西北三面埋有人骨架 5 具 （3 个成人、 2 个幼童 ） ，有的全躯，有的被砍去头颅；其中两个幼童的骨架散乱，可能是肢解后弃置坑中。 1975 年在小屯村北的一座房基内发现一方形祭祀坑，埋一个被肢解的成人。
殷商社会使用人祭的现象，在甲骨文有不少记述。如：“贞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牢。” ＇20＇ “甲午，贞乙未 酉彡 高祖亥 （ 羌 ） □ （ 牛 ） □，大乙羌五牛三，祖乙 （ 羌 ） □ （ 牛 ） □，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它，兹用。” ＇21＇ “于祖乙羌 ？ 三十岁五牢。” ＇22＇ “乙巳卜，宾贞，三羌用于祖乙。” ＇23＇ 据胡厚宣先生统计“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 273 年是商代社会的昌盛期间，其用人祭 13052 人，另外还有 1145 条卜辞未记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 14197 人。” ＇24＇ 这个统计虽然难以精确，但可看出一个大体情况。
殷商统治者不仅用“人牲”去祭祀祖先，而且在他们营造宫殿时从奠基、置础到安装门户、落成都要用人或畜作“牺牲”进行祭祀。公共祭祀场的发现，进一步揭露商代贵族在祭祀时用人牲的真实情景。大量的人殉和人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祭祀坑中的累累白骨，甲骨卜辞中的斑斑记载，是殷商统治者残杀被征服者和劳动者以至一些本族人民的罪证。
八、殷纣王淫暴亡国
殷纣王名受，庙号帝辛，是帝乙的儿子，商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即位后，荒淫残暴，信任奸佞，排斥残害忠良，穷兵黩武，最后淫暴亡国。
《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敏捷聪慧，材力过人，能够徒手与猛兽搏斗，因此从来不听进谏。纣王酗酒好色，当时苏国 （ 今河南武陟东 ） 进贡一美女，名曰妲己，深得纣王欢喜，于是纣王“唯妇人之言是用”，沉缅于淫声靡乐之中。为了满足其淫乐生活，殷纣王在沙丘 （ 今河北邯郸附近 ） 修建苑台宫室，广收狗马奇物和野兽飞鸟置于其中，并在那里饮酒作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祼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25＇
殷纣王淫乱不止，一些正直的大臣进行劝谏，但他废弃了贤臣商容，对其庶兄微子、王子比干的进谏毫不采纳。微子与太师、少师商量，准备逃走；比干进谏纣王，结果被剖心而死，箕子本想进谏，但是看到比干的下场，只好假装疯病，被囚。太师、少师逃奔到周。
殷纣王残害忠良，贤臣四散，遂使奸佞小人得志，如费中、恶来等皆善谀好利之人，纣王任以为政，殷朝政权更加衰弱腐败，正如微子言：“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26＇
商王对外也同样残暴，方伯稍有怨望怠慢，就受到残酷的刑罚。《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又向诸侯方伯残暴地收括，“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引起方伯的强烈不满和反叛，殷王统治较牢固的东夷地区也发生叛乱。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27＇ 正说明东夷反抗的强烈及其后果的严重。
殷王朝内部矛盾重重，“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 ＇28＇ 加上外部诸侯方国反叛，殷王朝面临内忧外困的处境。这时周文王暗暗组织力量，收买诸侯，做叛商的准备，使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29＇ 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 ” ＇30＇
周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至周武王时期，养精蓄锐，有了足够灭商的力量，于是周武王率诸侯之师与殷朝军队大战于牧野，殷朝军队对纣王憎恨已极，皆无战心，结果“前徒倒戈，以开武王”，周武王长趋直入，纣王惊吓逃走，登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
殷纣王终于以淫暴亡国。
自成汤灭夏建立商朝至纣灭国，共经历 17 世， 29 王。今本《竹书纪年》云：“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孟子·尽心下》云：“由汤至文王，五百有余岁。”《左传》与《孟子》所云商王朝的年代皆为近似值，而《竹书纪年》所云的 496 年，是确切的。
九、商代的经济的发展
1 ．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代农业生产已经成为重要生产部门。甲骨文中有许多占卜是否“受年”的卜辞。如：“乙丑卜，韦贞，我受年。” ＇31＇ “丙子卜，韦贞，我受年。” ＇32＇ “甲子卜，来岁受年，来岁不其受年，八月。” ＇33＇ “贞，商受其年，三月。” ＇34＇ “南土受年。” ＇35＇ 卜问“受年”，即是卜问谷物年成可好，是否获得丰收。卜问“受黍年”，即是卜问黍的年成如何。还有卜问是否“有雨”的卜辞，天气晴雨对农业亦有极大的关系，当然也是出行的重要条件。殷商统治者如此关心庄稼的收成说明农业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考古发掘中出土许多农业生产工具。河北邢台曹寅庄遗址出土大量的石器，尤以镰、刀、铲等工具数量最多。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能够纺线的陶纺轮和石纺轮，能够缝衣的骨针和骨锥；也发现竹篮和竹席的痕迹，其编织方法与现在的芦苇席、竹篮的编织法基本相同。还发现有铜斧、铜刀、石斧、石刀、石铲、石镰、蚌刀、蚌镰、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并有石杵、石臼等各种加工工具。当时的社会还处于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大部分用来制造酒器，供贵族们享乐，用来制造生产工具的还不是太多。白家庄商墓出土的铜爵和铜觚器表上，遗留有用麻布包裹的痕迹。 ＇36＇
商代已有耒耜等农具。耒，甲骨文中作“■”等。《说文》云：耒，“手持曲木。”说明商代已有“耒”出现。耜，甲骨文中作“臿”，《说文》云：耜，“臿也。”类似现今锹，或在耒端加上臿，作为更有力的启土工具。 ＇37＇
甲骨文中有田字，像在大块土地上整治成的，有比较好的排水系统的规则的熟田。商人在土地的整治、管理方面已有较好的规划。
卜辞中记载的农作物有黍、稷、粟、麦、稻等。在郑州白家庄商代遗址中，曾发现有稻壳的痕迹，似为外地贡品。商代以黍稷为主要农作物。
关于家畜，马、牛、羊、豕、鸡、犬等“六畜”已经普遍地饲养，在商王朝中还有专职宰、臣管理牲畜的放牧。商代贵族祭祀时大量使用牛、羊等家畜，说明畜牧业的发达和在社会经济生活里的重要地位。马作为贵族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和车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受到贵族的重视。
2 ．手工业生产发展
青铜铸造业 殷商青铜器生产规模之大，冶炼技术之高已达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
青铜是指铜、锡、铅一定比例的合金。红铜由于质地太软，不适宜制造生产工具，但在铜中加上锡、铅，就成为质地坚硬的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各种生产工具、兵器和礼器，坚硬耐用，器形美观。商代已经掌握青铜的性能和特点，不同用途的器物各有不同的合金比例。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其合金比例为：铜占 84。77％ ，锡占 11。64％ ，铅占 2。79％ ，是比较科学的，基本符合《考工记》所说的“六分其金 （ 铜 ） 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 剂 ） ”的记载。商代青铜器的合金制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重 875 公斤，通高 133 、长 110 、宽 79 厘米。这只大方鼎不仅器形雄伟，而且外表美观，是当时世界上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典型代表。 1976 年在安阳殷墟又发现一对方鼎，一只高 80。1 厘米，另一只高 80。5 厘米，均重约 117。5 公斤。这些铜器是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而且还不止于此，考古工作者近年来还在郑州商城西墙外的杜岭和商城东南角处各发现一处商代的铜器窖藏。杜岭出土两个大方鼎，方鼎之一高 100 厘米，重 86。4 公斤；另一个高 87 厘米，重 64。25 公斤。商城东南的窖藏出土了两个与杜岭方鼎的大小、形制、纹饰完全一致的大方鼎，另外还出土了圆鼎等其他器物。这些发现说明自商代前期，就开始生产大型的铜器了。
这样大型的鼎必须采取分铸的方法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当时用坩锅炼铜，每只坩锅只能熔铜 12。7 公斤，有人推算，如果制造一个司母戊大方鼎，共需二三百个工匠才行，商代的青铜制造是一项工程浩大的集体劳动。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数以千计的大小陶范，这是商代青铜器作坊的遗迹。
商代生产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其中有生产工具锄、铲、钁、斧、锛、凿、刀、削、锯、锥等；兵器有戈、钺、矛、剑、戟、镞等；礼器、酒器和食器有鼎、鬲、АⅢ⒁汀⒇铡⒗湣⒆稹㈥场Ⅵ！Ⅵ Ⅴ⒕簟小⒔恰⒈B、盘、盂等；乐器有铜铃、铜铙等；车马器有装饰在车和马饰上的青铜部件。
商代青铜器物大小不同，样式各异，造型美观而厚重，纹饰瑰丽而庄严。器物上饰有饕餮纹、夔纹、蝉纹、云雷纹等。有些器物的造型完全仿照动物的形态，生动而逼真。如湖南宁乡县出土的四羊尊，羊角卷曲，羊耳直竖，羊头半伸于外，可谓匠心独具。另外还有犀尊、鸮卣、豕卣等，也均为富丽堂皇的稀世珍品。
1986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二个祭祀坑，内有青铜器、象牙器、玉石器千件之多。其中青铜人像及头像数十尊，人面形青铜像约几十具。最大的一尊青铜立人像高达 163。5 厘米，连同头上的花冠及下面的座通高 260 厘米。有一棵高 140 厘米的青铜“神树”，上有奇特的飞禽走兽、枝叶、果实；另外出土有金杖，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的上端有 46 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金皮内侧存有炭化木痕。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纯金皮压成的金面罩，与铜头像面部大小相似；金虎形饰一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均有火烧过的痕迹。研究者认为这些遗物是在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
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中发现的器物，除金面罩、大型青铜立人像、人头像、神树、部分玉璋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外，其他如尊、簋、盘等青铜器和玉器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造形之独特当为全国之冠，有些器物，特别是青铜人像为殷代其他遗址中未曾见过。三星堆遗址的出土器物，经鉴定当为殷王朝时期的蜀文化的遗存。亦有人认为是由外地传入的。 ＇38＇
1972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发现一铁刃铜钺。铁刃残存部分后段，包入青铜器身内，包入部分约 1 厘米，厚约 2 厘米左右。经化验，铁刃为陨铁，该器是用陨铁锻成铁刃后，和钺体铸接而成。 1977 年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村的一座商代前期墓葬中亦发现一铁刃铜钺，刃部之铁亦为陨铁，铸造方式与台西的铁刃铜钺相同。 1976 年，在山西灵石县的旌介村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发现含铁量很高的铜钺，所含之铁不是陨铁，而是冶炼的铁。这可能是冶炼的铜矿石中含有生铁矿所致。但商代铁刃铜钺的出现，表明当时对于铁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