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这幅照片，傅潮声也觉得整张图形有一种独特的含意，似乎造物之神赋予它西语字母的形象的同时，并未忘记带上些更为含蓄的汉字风骨，这个念头萦绕着他，直到帕特逊将图片收捡好。“那像是个中国书法‘劫’字，类似于明代沈粲的草书笔法。”他突然想到，于是不由得笑了一下。
这似乎又构成了与帕特逊争论的立意制高点。不过，此时已不是二十年前，此景也不是抬杠的地方，此字又并不是可以那么轻易玩笑的，老帕虽说是个科学家，但同时又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故而他没多说话，兀自走开。
幸好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帕特逊身上，没谁注意到他。
傅潮声没有去安排好的第一排，而是坐在第三排的大学基因研究所莫行健主任旁边，两人就专业上的几件事交谈着。傅潮声就是三年前从莫主任这个职位上调任学校领导工作的。他们同属于基因所第一代拓荒者，共同奋斗过十多年，彼此肝胆相照，风雨与共，具有同一研究领域的同辈学者之间难能可贵的融洽与默契。而且按原计划，这一场报告会应是莫主任准备已久的“军医医学观念突破畅想”，现在这个报告给调整到以后去了。
帕特逊来到第一排的一个空位前，按下面前的麦克风按钮，讲台上的大屏幕立刻显示出他的身影。学术厅里安装的是全方位信息采控系统，每个与会代表面前的麦克风打开的同时，会场前方的摄像头会自动对准该代表摄像，并将他的图像与声音同步传输到大屏幕上。这套系统是学校医学电子工程系刚开发出来的，性能比欧洲最先进的电脑控制系统还要齐全。
傅潮声看到了帕特逊的举动。刚进门的老帕竟能如此娴熟地将这一系统当镜子用，倒好像初游大观园的贾宝玉曾有太虚幻境一梦作草稿为他打了底，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观察力和反应力。
帕特逊对着大屏幕将贝雷帽向斜下拉了拉，理了理几近花白的栗色头发，然后很神气地走上讲台。
“这半个小时是大家献给我的，当然大家是指各位早到的勤劳者。那些空位子还在等待着从容不迫的人们，而他们这会儿说不定是在梦中与更为高尚的伟人交流呢。”老帕就这样开始了他与听众们沟通的开场白。
会场上响起轻松的嘻笑声。
第一章（2）
作者：郭继卫
国际学术厅内的座位包括加座，基本上坐满了。大屏幕上出现了帕特逊多媒体讲稿中的第一张图片，是一位率真而英气逼人的中国女军官。
那是江之湄几年前的一张照片，也是她的正式证件照。
“在演讲开始以前，我想就任何问题与大家交流。因为来之前这位漂亮的中国女军官和我打了个赌，说我要是能在贵校讲台上聊天坚持到30分钟不被赶下来，就有可能拿到我的第三个中国的博士学位。大家都知道，这位江之湄是贵校尊敬的傅潮声校长介绍到我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她的出色工作让我感到骄傲，她的超级辩才更让我急着前来取点真经。那天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布什访华时专机里搭载了一只华盛顿蚊子，到北京后，它的中国朋友介绍它吸了一位中国军官的血，美国蚊子快乐极了，它从未吸过如此纯正的军人的血，而且还残留着隔夜茅台美酒的成分，那种陶醉美妙绝伦。江小姐立刻给我讲了第二个故事：受到款待的美国蚊子邀请中国北京的蚊子去美国，它们随布什专机到了纽约，中国蚊子决定找一个最能代表美国的人叮一下，结果它找到了自由女神。临别时美国蚊子问它的朋友有什么感受，中国蚊子说：美国人什么都好，高大、漂亮，可就是没有人味儿！”
会场里的人们大笑，有的年轻学员被逗得拍起手来。
傅潮声所坐的位子，使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外。大地上的潮澜已渐渐散去，存在着的真实又回到人们眼中。教学广场上行人已经很少，科研部长正在对参谋们说着什么，脸色不太好看。
傅潮声知道，那是因为高层次专家教授今天来得太少的缘故。从会场里就可以看出，给专家教授预备的前排座位至少有十几个是空着的，已有站在一边的年轻人开始觊觎着这些位子，就像候补卧铺票的乘客焦急等待火车开动那一刻一样。
帕特逊以前来校也要作场报告，也许有些专家是以为他这次会老调重弹。但是傅潮声已隐约感到，老帕此次要说的不是老调，即使是老调，也未必没有新词。傅潮声并不那么喜欢所谓美式幽默，但他喜欢琢磨那种即兴发挥的幽默中蕴含的道理。正像老帕刚才所说的一个逻辑内涵：中国的蚊子叮到的是一个象征和铜像，而美国蚊子的收获却是活生生的血，还是和平军人——带着酒味——之血！
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叮到了什么血？
“或许美国蚊子具备精确制导功能。如果中国蚊子也有，它就该去找帕特逊先生，那它恐怕会成为半个军事生物技术专家。”梁锷站起身，回敬了一句玩笑，然后向帕特逊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美军现代军事医学的发展是否也像军事技术那样，已经进入深刻变革的阶段？”
帕特逊笑了笑：“我本以为会前是一些轻松的话题。不过梁博士这个问题，恰恰将是对我今天演讲的一个重要补充，那就是长久以来，军事医学所处的状态仅仅是发展，而没有深刻变革。但是它的确酝酿着一场变革，可以说已到来，也可以说离我们不远。”
傅潮声注意到，帕特逊将从美军的一个优势、而相对来讲又是潜在困难的切入点分析这个问题。
“在美国，我们也在为观念的问题痛苦着。以下的内容可以算作朋友交谈式的个人观点而非学者的报告么？那么好，我想谈谈军事医学变革的窘迫。‘冷战’之后的一连串战争或战斗，打造了强大的美国军队和有效的作战方式，但是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顽冥不化者和战争疯子。一帮研究螺丝钉的人赢了，他们成了‘大发套’（Bigwing；形容重要人物），越来越小的伤亡让人蔑视军事医学的存在。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些战争多半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所选的对手没有军事均衡，不是军事上的战争。我们能够推论今后每一场战争都是像打萨达姆那种范式吗？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出现一批有眼光的专家学者促成这些改革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美军的决策层里就没有医科大学毕业生，比如像我这样的优秀人物（一笑）。他们没有给军事医学以公正的待遇和地位。他们对军事医学的理解，不过分地说，是从海明威的《告别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中，或者是在仁慈号医院船贵宾厅品尝由漂亮护士递上的咖啡的过程中去认识的。所以我要说，学医的同仁们，目光可别总是盯着书本和显微镜，关心一下军队的健康吧。”
帕特逊讲话时，一张字条从后面传过来。传到傅潮声手里时，他看到上面用英语写着：“‘二战’以来，你所说的那两只蚊子在军事上有合作的时候，有对抗的时候，你怎样看待他们的关系和走向？对抗在现在的形势下，是一种有益的选择吗？”
有些火药味的问题来了，傅潮声想。
继而他注意到，那笔漂亮的英文字体是用蓝色铅笔写的，字句带有“中国英文”的痕迹。特别是蚊子（Mosquito）这个字较为生僻，不易拼准，而字条中以一个字母“M”表示，既掩饰了词汇量上的不足，又暗喻另一个“M”开头的词“军队（Military）”，可谓一箭双雕。
傅潮声猜出写这个字条的人是谁了，那应该是林副校长，而且也猜出林副校长本人此时不会在会场，一定是在国际学术大厅后面平时称为监控室的教学指挥控制中心。
按照学校的惯例，一般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分管政工后勤的领导均不直接出面接见，报告会也没有安排林副校长参加，所以他是绝不会不请自来的。当然他也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这个演讲，校首长办公室与会场有网络系统相连，但那也不是他的风格。他就喜欢监控室里荧屏成列成行、镜头推拉自如、可观六路八方的氛围。
可以设想，此时林副校长让一个工作人员将便条传进会场，大概便点燃一支香烟，选了个舒服姿势斜靠在皮椅中，时而调一调监控镜头，以便更清楚地放出帕特逊的表情细节。而坐在不远处的同声传译翻译能够让他在第一时间明白帕特逊的每一句话。他可能穿着那件出访巴黎带回的银灰色茄克衫，浅色衬衣外打了条深色领带，染过的黑亮的头发很规整地向后梳着，戴着副无边眼镜，手握铅笔，认真地记录着，与其说是个将军，倒不如说更像个派头十足的儒雅学者。
全校恐怕如今只有林副校长始终使用中华牌五星加粗红蓝铅笔，他的公文包中随时装着一把由公务员削好的红蓝铅笔，而且他的这些铅笔是从上海定做的。林副校长最早也是学医出身，虽说是个资深副军职领导，却比较注意当代科学进展，学术讲座也好，博士生答辩也好，他常常去听一听。抓学习是他的一贯特点，两年前他通过艰苦的学习，以同职级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国防大学高级军官研究生（在职）班，这在全军的将官中也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的英文书面提问并未让傅潮声感到太大惊讶。
倒是帕特逊拿到字条大为惊讶，甚至有一丝慌乱。他对中国军事医学界的朋友们太了解了，到这里的次数比他回到加州老家还频繁。中国的军队学者们大都是彬彬有礼，含蓄而温和的，多少年来，讨论也好，闲聊也好，除了学术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一般是科技与经济竞争，社会风土人情，顶多抱怨抱怨美方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所持的偏见态度。与民间的交流可能问什么的都有，但是在军队里，还从未有人直入“对抗”这一主题，尽管他们内心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此时这坦率的一问，让帕特逊感到了某种变化，就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上升到一个更深刻、更诚恳、也更复杂的水平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军事医学界成熟起来了？羽翼丰满了？有必要刮目相看了？
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不深奥，但细究起来，这显然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他不是外交官，或者历史学家，更何况他自身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和复杂的，既力求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又给予一些东西；既沉浸于浓浓的优越感，又为中国高深的文化历史所倾倒，充满着“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
一时他不知从何说起，下意识地掏出老花镜，于是找到了话头。
“两国的M最大的合作是在‘二战’当中。我们有相当一致的共同军事利益，当时在华美军最多达6万人，那是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期，不仅在军事上的合作，在教育、医学、工程技术等许多方面都有合作成功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两个民族间在文化、哲学甚至意识形态上的理解沟通。最大的对抗是两场在美国军队历史上留下巨大感叹号的战争，尽管我还参与过其中一战，但是说实在的，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些仗。或许就是因为在曾经真诚的协作之后，美国政府没有能够像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察觉的一样，正确选择真正的朋友。”
“Jam（‘蒋’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被夹住、卡住，而More（‘毛’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得到的更多。”梁锷在台下插话说。
“对呀，你对英语的感悟能力至少比杜鲁门先生强。”帕特逊说。心里想傅潮声的学生一个赛一个聪明伶俐，都有思维跳跃的功夫，又善极尽诡辩之能事，和他真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真正的朋友能够使人完善对世界的认识，而选择却已预先安排好了不易转变的结果。我看错误选择的根源是我们不懂东方的古老民族，还偏偏自以为懂了。”他甩动着眼镜接着说，“有个例子，就是我真正的朋友傅潮声将军所给我的教益。实际上越战时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他打美国飞机，我救治美国飞行员，我的工作量取决于他兴致高不高、打得准不准，也就是说我的饭碗由他安排。十年以后我们又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们经常彻夜长谈，那时我才知道我们曾为对手是多么荒唐。交谈中，他的中国哲学和天才设想滋补着我，那一个阶段我的论文致谢部分总打他的名字，顺手程度远远超过打总统的名字。我暗中祈祷让他有颗爱国心，好让他早点回国，而让我更容易在美国成名。”
帕特逊说着，连自己也笑了，他的笑声很奇特，要是用中国标准衡量，当属比较奸诈的那种，“没想到让中国多了个将军，而我缺少了中国智能的激励，连上校也快当不下去了。”
这一国际水平的马屁拍得颇为到位，令全场沉浸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之中。人们纷纷朝傅潮声坐的那个方向望去一眼，想知道他们的校长此时的表情。而傅潮声却无丝毫的笑容，心情反而复杂起来。
他同意帕特逊追溯“二战”来探讨当今世界军事格局的思路，但是如果说以“二战”后中美两军或可成为朋友来做假设，那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抛开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不谈，单就军事而言也并非是人就可成为朋友的，当年中苏两军的关系便是一个例证。实力没有互补性就构不成真正的朋友，朋友和对手是在同一个重量级上，朋友的建立必须具有可以相抗衡的实力基础。
傅潮声清楚地记得，以前他随团访法时，法国陆军医务学校专家曾谈过很独到的观点。那位法国专家认为，当时有两个国家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大战的取胜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从经济利益和霸主地位考虑决策，待两败俱伤时实施了决定性打击；中国以牺牲国土和资源为代价消耗牵制敌人、宁死不屈而“胀死”了以蛇吞象的日军。这体现了东西方两种观念和文化对侵略、对人类的态度，在现在和将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时傅潮声听着作为“二战”中被完全占领，但最终取得胜利的国民谈论这类话题头头是道，而我方的领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