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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座谈会上他干什么急着与专家们争辩呢？在座的还有祁院士等好几位军事医学专家么。就算没有事先给他们打好预防针，会上也可以现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嘛。况且可以像会后贾副校长所说，一次会不行再开二次三次，直到他们的观念转变过来，看谁坐得过谁。他是不是还没有从专家教授的角色完全转变过来，且对求得大家的理解操之过急了？
可是不急行吗？后面“反恐”协作会议这件大项工作，马上就压过来了。
傅潮声站起身往后走，这时正好一个球滚到面前，他跑上两步，飞起一脚。足球飞过30多米，正中小球门，比赛双方的孩子们都叫起好来。
思绪回到“反恐”这个问题，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事无巨微、大小理同。当今世界的发展，竟出现了与当年孩子们的顽劣相当的景象。无缘无故抢过同学的帽子并掷到树枝上，特别是当女生走过的时候，被称之为儿童过强的显示欲；不仅扎破此同学的车胎，还要扎破那一帮人的车胎，被称之为儿童过强的报复心；纠集多人痛打可能惹自己乃至不曾招惹自己的同学，被称之为儿童过强的攻击性；而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殴斗，便被称之为过强的破坏性和成熟愿望的幼稚表达了。同样是这些可笑的行为，如果假之以国家、民族、宗教的名义，由成人来进行，就成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国际恐怖主义、世界霸权主义、侵略战争乃至世界大战了。谁能分清当今世界的恐怖袭击，与问题家庭的孩子表现出的过激行为有多少本质的区别？谁又能说出“9·11”后美国总统的恼羞成怒，比孩子们的争霸斗狠高明多少？而国际社会主持天理正义的能力，也未必有孩子们那么率真和无私。
傅潮声注意到“反恐”这一国际化的新动向，注意到这一突然凸现的主题对军事医学发展的影响，也注意到国际协作在这一浪潮中的奇妙作用。当他陪同老爷子，参加俄罗斯基洛夫军事医学院外训工作开展80年纪念暨国际军事医学大会的时候，就主动提出加强双方军事医学“反恐”合作，着重是学习俄方“反恐”经验的想法，当时就得到俄方的重视。回国后经请示上级，并几经磋商，双方不断提出建设性意见，最终商定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军事医学‘反恐’协作会议”。这个计划报上级批准后，已做了大量筹备工作，随着预定日期日益临近，学校的相当一部分精力已投入其中。
根据目前的情形，“‘反恐’会议”这件事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作为军事医学新的组成部分，这个活动只能办好，不能再出闪失。它已经成为傅潮声一把扑克牌中那张“Ace in the Hole （押底的“爱司”）”，是留在最后的、寄希望最大的一注。必须用它把前面推行军事医学新观念丢掉的得分补回来，把改革发展的劲头煽起来，把领导的凝聚力感召力带出来。
然而，这些天的情况却在无声无息中涌动着巨大变化，认为这个会议应延期甚至取消的意见强烈起来，特别是来自上级的压力通过种种渠道渗透下来。傅潮声请贾副校长赶在“十·一”长假前去北京跑一跑此事，带回分管外事工作的部门首长的意见是：由于“帕特逊间谍案”的影响，美俄军事与科技交往形势紧张，双方的对立有升级趋势，使我们与美军的学术交流出现微妙关系，从避免造成目前局面的进一步复杂化考虑，当前举行这个会议的时机不够成熟，可以与对方协商，推迟或酌情降低规格。
这让傅潮声感到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这个会议属各国军队医学院校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说是几国，但实际上他们的牵头拍板单位是俄罗斯。在此以前，圣彼得堡军医学院院长和驻华武官曾就会议主题、内容、地点、经费、主席团构成、会外活动、携带家属等许多事宜，提出变更或种种要求，我方多以配合迁就，所以找适当借口重新调整时间，对方应该会认同。然而在傅潮声看来，对外交往与做人一样，当一言九鼎，正所谓“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岂能轻易变来换去呢？从现在情况看，我们认为要推、调的理由并不确定，也不充分，仅仅是单从我方考虑的一些猜测，体现出一种消极态度。
傅潮声认为，这个会议与前面的“军事医学新观念”论坛一样，是他推进军事医学功能拓展的重要步骤，是尝试和完善军事医学结构调整的良好契机。办好这次会议，对缓解帕特逊出问题后学校在对外交往上的压力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够为加强我军医学科技国际合作争取主动。
他认定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科技全球化，军事科技与理论也不例外，不能跻身于全球化，就势必进入边缘化。“反恐”可能并不是我们当前的主攻方向，但它第一是我们纳入国际合作的一个顺潮，第二它是我们确实须要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三对我们的军事医学功能和技术，具有引领拉动作用，加强建设有益而无害。而且当前局势变化很快，一拖下去，也许就丧失这个机会。
所以，他执意坚持会议如期举行。
但是上级不同意，傅潮声就动弹不得，筹备工作难以开展，校内各级人员的思想无法统一。贾副校长已在准备向对方发出延期的托辞，林副校长也来说，上级原打算下拨的二十万会议经费要不下来，而这下半年校内各项预算经费或是已经使用，或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不小的超支，安排这么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比较困难。
傅潮声心里明白，这主要是林副校长要表明他的态度，他是贯彻上级指示的，不同意再办这个会议。
既然成了这样，傅潮声下决心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上级部门的领导尽管站得更高，不过在某一局部领域往往不一定比下面了解得更透、更专业、更超前。大胆提出意见，可能会得罪人，也可能还会被顶回来，但总比眼睁睁看着机遇丧失好。
第四章（2）
作者：郭继卫
经过反复考虑，傅潮声在假期后一上班就赶紧处理此事。他关好办公室的门，坐在办公桌前，将事先拟好的提纲又推敲了一番。等到9点多钟，估计上级领导节后的碰头与布置工作差不多应该办完了，便直接和总部分管这一块工作的副部长通了电话，貌似轻松，实则慎重，汇报了学校目前对“反恐”协作会议的筹备情况和他的一些内心想法。
首先从“反恐”乃是美方现阶段竭力倡导的政治与外交主调，此会从大的方向看与其一致，也与国际潮流一致，可以加重我军军事医学在与之交往中的分量，也为我军在区域“反恐”中扮演重要角色打下基础。再者，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反恐”合作，也是整体军事外交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不仅不应降低规格，而且应当邀请其他周边国家派遣代表或观察员参加。
对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将“协作会议”改为“协作研讨会”，加大学术探讨的成分比重；重在理论和技术交流，不急于形成过于具体的协作协议；淡化军事“反恐”交流、突出医疗卫生单位“反恐”准备这一主题，雩都市今年曾发生医院爆炸案和歹徒有组织袭击医院事件，可将地方医院“反恐”防范工作引入会议交流；接待工作交由地方外事与旅游部门承办，不仅避免部队过多参与，也可以更好地满足来宾希望多游览、多观光的要求。
总部的中将副部长认真听取了傅潮声的电话汇报，他对会议的如期举办并未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就办好会议从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
傅潮声如获尚方宝剑，一方面硬着头皮请副部长再给业务部门打打招呼，另一方面亲自整理了详细的电话记录，交由秘书打印并发给有关校领导和部门领导，作为办好这次会议的政策依据。
既然外宾可以交由地方接待，学校只负责国内代表，那么会务接待工作就省了大半的事。
傅潮声便忙着和市委康书记联系，专程跑去，提出邀请市领导参加开幕式、请市里协助做好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交通、宣传、食宿、游览、对口单位学术交流等等工作。
康书记一听，头都大了。那两天他正因为一起重大翻船事故忙得焦头烂额呢，碍于情面和交情，不得不抽点时间接待傅潮声，听说这样复杂，就要喊来个副秘书长代为协调。傅潮声说已经打了个报告送到秘书长——强调是秘书长而非副秘书长——那里去了，康书记让秘书找秘书长来。
秘书长才拿到报告，是他在军医大学工作的侄子陪同科研部长一早送来的，看还没看呢，只好边走边看，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傅潮声借康书记接电话之机，从办公室里出来等着秘书长，抓紧时间感谢了几句。
秘书长见到康书记，傅潮声又紧跟着，不好说别的，只是说打算开个各方面的协调会。康书记一挥手，说开会就免了吧，给分管的副书记和市府领导说一声。然后他就直接批给有关的各部局委了，把傅潮声在一旁听得喜上眉梢。
忙完这件事，傅潮声又去了附属医院，一是与院长商量会议需要的经费从医院支付的事，二来督促医院的准备工作。按照以前的商定，会议交流之后还配置了一次演示，以医院中的“反恐”行动为主题，就一些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实演。这项工作由会议主席团下设的演示组组织，具体场地就设在附属医院的病房大楼。
傅潮声知道，虽说会议的理论层次和技术含量高，而演示却是出彩的亮点，电视新闻上没谁会过多注意开会，但是热闹的演示就不一样了。一帮武装到牙齿的“反恐”斗士在病房大楼里一跑，说不定弄个专题片向国外发发也不是不可能。这年头，可以和天作对、和地作对，就是不能和电视作对，它是热气球中的热气，决定着能吹多高；是产生热气的油机，决定着能热多久；是气球外的图案，决定着颜色与内容；是拴吊篮的绳索，决定着前途与命运，没有谁去注意飘来晃去的不过是一团空气。
另外，参演分队没有按协商要求，安排军内最高水平——专业的特警分队参加，而是准备偷梁换柱，从傅潮声上任后组建的校内卫勤快速反应分队——“秉爝分队”中抽人组织。“秉爝”这个词儿生僻难懂，一望便可知是傅潮声起的，取自《后汉书》“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说文解字注》有解释：“爝：苣火祓也。苣：束苇烧之也。祓：除恶之祭也。”说白点儿，就是举着火把行进的意思。分队这些成员都是些年轻教员、医生或研究生，虽说是支“业余队”，但他们的“师傅”都是军区体工大队或快反部队侦察科的高手，近两年的强化训练，水平提高不少。
这是傅潮声精心打造的一支探索性分队，是一块试验田，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宣传队。傅潮声认为，一个技术型的军事院校也应该有作战进攻力量，就像国外知名大学中常常训练一支知名的篮球队、足球队或橄榄球队一样，不仅是要竞技，而且是要在全校普及一种运动、培养一种精神、贯彻一种理念。
是军人就要上战场，院校也不例外。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大本营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就使用过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队，并成为勇猛善战的最重要力量，无怪乎在后来黄埔一期二期的军政要员、抗战名将最成气候。红军大学也有相似的经历，1934年10月，4所红军学校合并为红军干部团，干部和战士、教员和学员、教学和实践、研究和验证、梦想和机遇……一切都有机融合为一体，于是战土城、克遵义、渡金沙，奇谋绝招可圈可点。当然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而当今，高科技战争与历来的战争相比，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梁锷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曾信口胡诌了一段顺口溜来形容现代战争：
战争的方式就像求婚：
全凭分析猜想和蒙骗；
战争的进程就像蜜月：
要以分分秒秒来计算；
战争的技术就像买房：
靠一点老底，更多是东凑西搬；
战争的胜负就像离婚：
不相信眼泪，它只相信金钱。
虽有当代“贫嘴”之嫌，但也算抓住了些主要特征。
现代战争中就卫勤保障而言，体能重要，智能更重要；解决问题的功夫重要，发现和判断问题的功夫更重要。可以说，无论教学怎样成功，想把一路军马的整套卫生保障系统，建成军医大学的水平是永远不可能的，那么假设在一场低强度、高技术、多兵种、大纵深的局部突发战争中，交由一所训练有素的军医大学负责担纲卫生保障系统中的一系列任务，效果很可能会超过不同部队卫勤单位的行政组合。
目前，国内著名大学纷纷向研究型或教学科研型大学发展，一些部队的技术性院校也加紧效尤。在傅潮声看来，这并不是或并不完全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军队院校的发展方向，这些院校——至少是军医大学，应该向备战或作战型大学转变，部队学习化、院校战斗化。傅潮声竭力主张建立学校的卫勤快速反应分队，从建立、运行机制、训练内容、训练方法等方方面面抓起，许多训练项目他跟队参加，在这样一个国际性展示机会中，他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突显出来。
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傅潮声还是基本满意的。
学校画册开始只有英文版，傅潮声一个建议，科研部马上加印了200套俄文版的。为了给欢迎晚宴增添气氛，政治部还专门组织了几个小节目，如手风琴伴奏的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请市杂技团来表演在国际上获奖的少儿杂技等。
让市里解决的各项工作也比较顺利，市公安局破例将会议列为三级警卫任务，将为会议车队开道的奔驰警车也来校提前熟悉了道路，并制订了警卫方案。
不如人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