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安慰朱明：“嫂子请不要这样说，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朱明断断续续地说：“立夫，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我实在不行了。”
1974年4月5日凌晨，陈果夫夫人朱明逝世。
陈立夫全家参加了葬礼。
送走了朱明，陈立夫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和负疚感，一连几天，情绪不佳。
是来访的朋友前来安慰，是书友们切磋书艺，才使他渐平伤感。
开始，陈立夫还是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生活，谈地方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大
范围，谈社会，谈海岛，谈大陆，谈经济，最后便涉及政治了。
事实上，作为一代政客，跟政治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闭口不谈政治，那是绝
对不可能的。
对于陈立夫来说，政治就是一个幽灵，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另外，他是“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资政，咨议政治也，评议也是评论政治之意，不谈政治怎么行呢？
何况，陈立夫虽在美国隐居多年，过惯了自在逍遥不问政治的生活，那是出于
无奈，也是环境所迫，实际上，他内心的政治欲望之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第一次
返台，名义上是为父亲治丧，实际上也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看有没有让他重返
政坛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召见他多次，却只谈生活谈天谈地，却闭口不谈政治，
他感到很灰心，也很扫兴，见重返政治舞台无望，便匆匆回到美国。
在美国近20年的田园生活，他曾陶醉于桑麻之乐，天伦之乐。他曾潜心钻研中
国文化，致力苦练书法，然正是为了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他想学诸葛亮的以屈求
伸，以守为攻，他非常崇拜一句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一直呼唤着他，在于他曾跌倒于政坛，失败于政坛。
在《四书贯道》里，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提出了自己的
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潜力还很大。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毕竟年逾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当年在大
陆一样身体力行是完全不可能了，何况现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都是“空头支票”，
根本没有参加决策的机会，更不能独家“经营”，自霸一方，现在自己所能参政议
政的，只能靠自己的呼吁，靠自己的文章。
一日，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张宝树邀请他到“中央党部”与有关负责人公开谈
谈。
陈立夫听后感到有些激动，曾想去，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没去，他虽然觉得有
很多话要说，但绝对不是在“中央党部”这种场合。
陈立夫却又后悔自己没有去。在某一天，他突然一个人跑到“中央党部”拜会，
而且当着各位党部要员的面，发了一通颇具政治色彩的言论。
陈立夫发表这番言论，讲得可谓痛快淋漓，一发不可收拾，各位党部要员们从
来没有听过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精彩演讲，一时引起很大反响。
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
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
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
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
2．坦言倡“统一”
1973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
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
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
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
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
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曾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
悟。现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
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
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所言，真属真知灼见，一向是积极反共的他，能够在晚年为祖国海峡两
岸的统一摇旗呐喊，真是难能可贵。
1975年，陈立夫为推动祖国统一，不断探求新途径。
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
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M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
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
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基于这一思考，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
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而当时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之中，陈立夫的投石问路必然没有结
果。
尽管这样，陈立夫并没有灰心，他对国共谈判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
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
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
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
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
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
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
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
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
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
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
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l月3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雷诺兹采访时再次指出：“我
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
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
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和平统一中国的
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
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
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
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
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
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
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
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
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委员长讲话发表10天后，胡耀邦又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公开邀
请蒋经国等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心
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胡耀邦并透露，蒋家奉化劳墓已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也保持如故，其他国民党
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1982年7月，廖承志又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
泯恩仇”相期，并望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
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对于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作出的努力，陈立夫很受感动，他终于看到了海峡两
岸炎黄子孙言和握手的曙光，他愿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然而，陈立夫却认为，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祖国。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序中
明确地表达了他希望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上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
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
新，而成了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
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
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丧尽……余固确认三
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
何如耳。”
在台湾当局，以国民党某些元老和军政系统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共产党的
仇恨却仍然歇斯底里。无论共产党怎样表现出诚意，在他们眼里都是“统战花招”、
“政治阴谋”、“武力犯台的烟雾”、“做给外国人的姿态”。
他们也讲“一个中国”，也爱谈“统一问题”，但他们能讲的“一个中国”是
“中华民国”；他们所要的“统一”，是国民党重返大陆行使统治权。从1958年以
前的“反攻大陆”到1958年以后的“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再到1966年以后的
“光复大陆”，都是这种复辟愿望的不同表达方式。
但是毕竟，陈立夫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所以，他主张用“三民主
义”统一中国。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陈立夫毕生主要精力捍卫的并不是孙中山
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不民族、
不民主也不民生。
历史已经证明，陈立夫倡导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台湾当局，“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口号却此起彼伏。
1981年4月，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人党的政治纲领。
11月，台湾各界人士300多名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
并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对于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光复大陆”的另一
种提法。“光复大陆”很明确地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复辟企图，而“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虽然也有这种涵义，但也暗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如果大陆“实行三民主
义”，这可以有多种标准。
从“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演讲轨迹
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也在变，但这种变化实在是太渺小了。而时代潮流和国际环
境的变化却相对地快得多，结果使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给人以脱离现实越来越远
的观感。
总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当年的“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一样，
都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实现。
而与此同时，中国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在与英国政府的
谈判中，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范畴。
“一国”就是要统一，“两制”’就是谁也不吃掉谁。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
密不可分。
根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9月24日草签了关于“1
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同时，中国政府又与葡萄牙政
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葡萄牙政府也将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归还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更加引人注目。
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