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
身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事先并不能看到这一草案，更不可能提任何建议，
只有扮演一个“邮差”角色。
本来蒋氏父子是想尽量保守秘密，但内部却失控，此一“修正案”终被台湾新
闻界侦悉，立刻引起了一场庞大的抗议风浪。
当时，《自由中国》、《公论报》、《中国邮报》、《大华晚报》等各家民营
报纸和独立刊物，纷纷发表社论，指责“修正案”扼杀言论自由。
“台湾省议会”、“高雄市议会”、“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台北市新闻
通讯协会”，也都公开声明反对“修正案”。
CC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民、青两党及无党籍“立委”们联合，
在“立法院”内外阻止通过此案。
海外人士和国际新闻协会也来抗议台湾当局践踏言论自由。
4月15日，台湾各民营报刊推出9位代表到“行政院”谒见俞鸿钧，请“行政院”
自动把“修正案”自“立法院”撤回或函请“立法院”“暂停审议”，以便广泛争
取各方面的意见，重新审慎研究，但被俞鸿钧拒绝。
4月22日，以CC派“立委”为主，联合120名“立委”提出将“修正案”公布，
听取意见后再做审议的议案。
谁知，这个议案为157名主流派“立委”给予否决。
在双方激烈辩论中，青年党“立委”李公权说“立法院”不应成为猪仔议会。
李公权这句话刚一落地，主流派的“立委”侯庭督立刻拍案而起：“你再说一
句我听听，为什么叫他们猪仔议会！”
李公权也毫不示弱：“说一句又怎么着，就是猪仔议会？”
侯庭督上去抓住李公权的脖子大声吼道：“我揍死你！”
李公权也抓住侯的脖子：“你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众人见李、侯二人马上就要大动干戈，把他们劝住了。
李公权最后软了：“好，好，是我的不对还不行吗？”
国民党“国会”当即差点没有变成武斗场。
5月4日，台湾市报业工会代表到“立法院”请愿，将“修正案”与“宪法”抵
触的条文进行对照列举，请求“立法委员”维护“宪法”。
当时台北的一家民办刊物《图画新闻》发表文章，建议各刊物在未获得满意结
果之前，一律于门口挂半旗以示抗议。
只可惜这一建议没有任何刊物敢于响应，《图画新闻》也没有自行实施。
由于CC派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使国民党掌握的“立法委员”票数一分为
二，通过此案有困难。
国民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企图说服CC派“立委”让步，但却没有结果。
蒋介石见事态扩大，不由得怒发冲冠，他曾想开除100多名CC派“立委”的党籍，
就此机会，把CC派彻底斩草除根。
陈诚劝蒋介石息怒，尽管他痛恨CC派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痛恨的对象
主要是陈立夫，而陈氏家族至今一走一亡，他心头的仇恨已自我消亡了一半。
接下来了是现任“行政院长”俞鸿钧，虽然他也是CC系的冤家对头，但出于对
蒋介石的忠心，怕事情闹得太大，对蒋不利。也劝蒋介石三思而行，并说即使想把
CC派斩草除根，现在也不是时候。
第三个规劝蒋介石息怒的是蒋经国，二陈一走一亡以后，没有人可以在国民党
内部与自己抗衡，绊脚石已经搬开，但他还是劝父亲不要急于对CC派下手，并讲了
其中的利弊关系。
这么多人都来规劝，蒋介石只好罢手了。
5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党内“立法委员”必须服从
“中央决议”，负责在本届会期内照原案通过《出版法修正案》，否则，一律执行
党纪，直至开除出党。
在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情势下，CC派终于屈服，同意放弃反对立场，改投赞
同票。
蒋介石乐了，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权势，也更加藐视CC系这帮人。
CC派100多名“立委”一转向，国民党想通过任何法案都是举手之劳，极少数民、
青两党“立委”和无党籍“立委”即使反对，却连一个字也动不了。
不管怎么说，CC派这次是失了面子，这是在历次党内派系斗争中最失面子的一
次，他们当然不甘心情愿。
为了挽回面子，CC派的100多名“立委”们经过研究，又推出程沧波等24名委员
提出在“立法院”内公开审议“修正案”。
此建议提出后，草草议论了一下，便被否决了。
CC派一看面子不但没有被挽回，反倒又丢了一回面子，于是，又产生了新的计
策：有彭善承等161名“立委”（占当时“立委”总数的42％）提出对程案的复议案。
然而，这个复议案一提出，即被否决，根本没有展开讨论。
CC派连着失面子。
6月，《出版法修正案》在“黑天暗地的秘密审议下，由三个委员会以不足5小
时的时间完成二读，最后以半小时成三读，为中华民国言论自由史写下了最可耻的
一页。”（见康宁祥等著《台湾的宪政危机》中第119页）。
《修正案》通过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指出这一“引起海内外一致谴责”
的“修正案”的秘密通过，为“中华民国的出版自由敲下了最后的丧钟”。
6月23日，台北市报业工会发表声明，表示以沉痛的心情接受事实，以尽守法之
义务，同时表示：
一、续认此法违背“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之基本精神。
二、此法若干条文含混笼统，使人困惑，望“政府”执法时勿浮滥使用，尤不
宜感情用事，故人人罪。
三、争取新闻自由为记者天责，不因修正案通过而解除，仍将不断要求当局再
事修正，以臻合理完善。
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当年CC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
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通过，则表明CC派被迫在
“忠诚”和“反对”之间作出选择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然不断发出在主流派听来
不大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终至渺不可闻。
4．“总登记”CC的总崩溃
CC派失去了首领，剩下的人马又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受排挤，势力越来越弱。
然而，减轻CC派的势力，并不是蒋介石的目的，蒋介石的目的是让CC系土崩瓦
解。
蒋介石制造各方面机会迫使CC派彻底解体。
1958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蒋介石提出党员要重新登记。
蒋介石要制订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
记后，党员重新编组并整顿纪律。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而不
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
很明显，这次登记主要是冲CC派来的。
蒋介石声称：“这是本党对党员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我对全党同志最迫切的呼
吁。”
蒋介石劝谕全党：“今日我们在台湾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
一齐跳海，同归于尽了……因此，大家必须不分彼此，不计恩怨，只要共同努力，
相互规劝，开诚布公，相忍为国。至少也可互助互谅，一致御侮，万不可发生摩擦，
自相矛盾，反被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虚抵隙，重蹈民元以来，本党的覆辙。”
蒋介石针对CC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说：“我也知道有些在中央
级民意代表同志，以为其今日对党已无所望，更无所求，故其再作党员只有负担，
并无利益，所以我在今日决不怪大家对党失望或失态，亦不怪大家对主义和领袖失
去了信心。……所以，我总是不断为他们研究出路……最后研究结果，只有提出这
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其对党与领袖信心的，
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是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显而易见，蒋介石已给CC派的老党员找好了出路，迫使他们就范。
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党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上
百名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去，对国民党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蒋介石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他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
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
但蒋介石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
可见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外的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
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国民党不想为渊驱鱼，加之此时金马地区又
出现紧张局势，于是“登记”一事顺势搁起，CC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
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台湾电费加
价54％，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应付电力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
道另辟财源，不能把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为此案，“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的通过。
实际上，电力加价是为了用经济杠杆刺激电业发展，从而为台湾工业进一步发
展打好基础，无可非议。
CC派“立委”之所以干预此案，一则是因为此项加价必将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心理难以接受，故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上“为民请愿”，二
则也是因为前此不久在“出版法修正案”的辩争中，CC派被迫转变立场，招人非议。
故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以便挽回面子，修补其政治形象。
斗争的结果是“行政院”被迫同意把电价上涨幅度从原定的54％降低到32％。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960年，陈诚“内阁”再次提出“电力加价案”，要求电费上涨36％，CC派
“立委”则再次站出来干预。
对于CC派此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闹事的CC派立委齐世英党籍，并严令党籍“立委”
必须执行“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票赞成，于是，“电力
加价案”强行通过。
齐世英被开除党籍前，曾于1959年3月，在“立法院”开会组织质询时，提出
“裁减军队”，“开放言路”、“从速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至少在台湾、澎湖
非临战地区，应先解除戒严今”等项要求；并陈述民间说法，称台湾省有五害：
“党部、特务、司法、税务、警察。”
被开除党籍以后，齐世英加入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成为新党内定的5名“中央
常委”之一。
齐世英的这些举动，得到一部分CC成员的暗中同情和支持。当时雷震等人计划
由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党外知识分子，民、青两党成员在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
共同组党。
新党内定的“中央秘书长”雷震代表党外知识分子，5名常委中的李万居、高玉
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原代表民社党，杨毓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
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这些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逮捕了雷震。9月28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对党
内“不良分子”加以整肃。
蒋介石在会上作《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报告。
蒋介石指出：“时至今日，本党的现象，可以说是党德败坏，党纪废弛，已到
了极点……我们的党员，却仍然继续对党、对同志、对政府，攻击侮辱，不遗余力，
仿佛党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这些人在精神上本已脱离了党，背叛了党，但他
却还要留在党内，来搅乱革命，破坏主义，这就无疑于渗透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敌
人，较之公开脱党叛党的，还要来得危险！”
当时，蒋介石曾想开除一批CC派党员，但终于在部属的劝说和本人反复思考之
后，改为党内解决的方案。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曾在《自由中国》撰文的CC派“监委”曹德
宣，曾在“立法院”内为雷震抱不平的CC派“立委”费希平、胡秋原，以及出任雷
震律师，竟敢“同党打官司”的梁肃戎等分别处以党内警告、停止党权3个月、停止
党权1年等处分。
蒋介石怕CC派的立委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又对CC派的某些人“示思”。
蒋介石让CC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立法院、
监察院”和“国大”国民党党团中，也为CC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
绪。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特意通过了《促进海内外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案》，强
调“从加强党内的团结来加强海内外反共人士的团结”。
为了收服CC派，蒋介石可谓费煞心机。
不久，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冲突。
起因是蒋介石为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决定接受CC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
院长”职务，并提出由亲蒋经国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改造”运动后仍保持了“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CC要员之一。此后，
实际上他已改换门庭，但碍于本派系的历史关系且不满于本派系受压，他又不能完
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
张道藩当“立法院长”9年，“立法院”可以说是一天也没平静过。以蒋氏父子
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道藩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
“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开明分子则认为张道藩过于屈从上层压力。
张道藩两头挨骂，心里感到憋屈，几次想甩手不干，先后曾交了14份辞呈。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考虑到惟有张对CC派“立委”能施加影响，所以一直
没有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