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
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
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
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
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
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
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
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
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
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
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
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
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
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
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
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
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
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
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
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
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
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
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
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
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
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
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
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
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
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
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
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
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
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
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
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
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
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
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
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
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
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
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
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
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
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
听着呢。”
陈果夫喘着粗气，他死死地抓住朱明的手，朱明把脸贴近陈果夫的脸，再一次
问他：“果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儿女们都在跟前，有话就说吧。”
然而陈果夫抓住朱明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一个字，又陷入昏迷状态。
医生们紧急会诊，然却无力回天，延至4时52分，陈果夫带着一生对国民党和蒋
介石的功与过，荣与辱，忠与怨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面对陈果夫僵硬的尸体，家人们失声痛哭，唯有朱明欲哭无泪，她知道陈果夫
迟早有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又感到突然，虽然病魔伴随了陈果夫大半生，
每当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她就十分难过。然而，毕竟夫妻恩爱一场，她舍不得他走。
没有遗嘱，而有遗言《铮谏之文》；没有遗产，而有遗著《老病人谈
中西医》。
一生风雨坎坷，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民党蒋介石虽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死万事休，生前虽未红得发紫，但
死后也让他倍享哀荣。
蒋介石下决心要为陈果夫厚葬，以慰在天之灵。
陈果夫去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
员73人，又委派CC系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81岁高龄的陈其业从台中专程赶到台北悼丧，见儿子先他而去，白发
人送黑发人，表示出极度悲痛，老人几次昏厥过去。
陈果夫寓所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枫东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浮现
出极度哀痛的神情并几度鞠躬。
人死如灯灭，尚在世间的恩恩怨怨将一笔勾销。
蒋介石似乎要求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宽恕。
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陈果夫的哀悼之情，亲手书写“痛失元良”匾额一幅。
27日下午3时，陈果夫遗体入殓。
9月15日，蒋介石特颁“褒扬今”：
“前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城承革命家
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溯自民前加盟，先后参与武昌起义暨讨袁、
北伐、抗战、勘乱诸役，赞襄缔创，卓著勋勤，中经办黄埔军校，主治淮河水利，
敬恭将事，均彰越绩。嗣更外膺疆寄，内佐栓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对于共匪
倡乱，尤能灼识机先，襄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至其匡维礼俗，研考卫生，
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盖画良漠，有稗建国，乃以优劳，触发旧迹，黄志澄逝，追
怀政迹，转怀弥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邮。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政
府驾念动庸之志意2此令！”
陈果夫生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死后却倍享殊荣，对陈氏家族的死者和生者都
是莫大的安慰。
9月16日，各界假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为陈果夫举行公祭典礼。
下午3时，陈果夫灵枢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里。这里
青松翠柏，云蒸雾蔚，环境幽雅，景色秀美。
选择了这块墓地，似乎满足了陈果夫的遗愿。但陈果夫最理想的地方倒是他的
家乡浙江吴兴，他生前十分喜欢自己的家乡，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
我希望我的故乡，
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
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
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
爱我如慈毋，
不让我漂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愿离开，
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故乡情结，诗韵里，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乡之情，
只可惜，就像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与死一样，他已没有权力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这对陈果夫来说，不能说不算一件值得遗憾终生的事。
陈果夫愿自己终生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故乡，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河边，浩瀚
的太湖水边。
但是，茫茫的海峡却将观音山隔为天山一隅、水天一方，尽管如今的吴兴已是
陈果夫诗中所描述的“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而陈
果夫却只有抛骨异乡，含恨长眠了。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枢在鼓乐声中放在观音山基地。
陈果夫的特务政治生涯也随之葬入了冥冥地府。
3．最后的挣扎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CC系陷于崩溃的边缘。
剩下的特务们中，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
从整体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是一落千丈。
作为当年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CC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人员
庞杂不齐，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的问题上，有些人拥
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政”，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
化的道路。
这两类人，前者都担任各省市党部的要职，即通常所说的党棍；而后者则依仗
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这三者合称“中
央民意机构”亦即国民党政权的“国会”。
“改造”之后，CC系中的党棍被甩到一边，而走议会道路的这批人，却因国民
党要维护“法统”而得以享受到事实上的“终身制”，成为当局轻易奈何不得的贵
族式人物。
出于自身的政治观念，也为了地位有保障，这批人以“国会”为据点，在肯定
“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大前提下，扮演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因为是站在
“国会”的立场上，这些人自然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自然要对
当局的施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自然要大声呼号“民主法制”。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大陆时被视为极端保守派的CC派，到
台湾后，竟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被塑造成替无权的老百姓讲话的“开明派”。
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
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
CC派的元老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
白云梯等，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以陈诚为背景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
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
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
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以此为由，台湾当局于4月11日下令停止报
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
从而开始了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