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处去。只有一部分一直靠“中统”吃饭的中下级人员，仍然守在旧窝。
其次是经费被削减。在徐恩曾为蒋介石宠信的时期，除国民党中央党部照编制
开支的经费之外，尚有“特别补加费”。“中统”分布在各公司开的有收益机关
（如盐务机关）的头子们，还向局本部提供款项，俾资运用。而用走私等种种不法
手段弄来的钱，也可拿来补充。但徐去叶来之后，在蒋介石偏重“军统”的情形下，
正式经费打了折扣，别的来源也随之萎缩，以致叶秀峰也唉声叹气的说：“徐先生
倒霉，连机关经费也缩减，人与事相联，实在伤脑筋广
在失宠的景况下，为了挽回颓势，重邀蒋介石“青睐”，叶秀峰就加紧为恶。
所以，在抗战后期，像在重庆搞“校场口血案”，组织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
等等，“中统”局本部及其“重庆实验区”都派了大批特务去进行。抗战结束后，
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学校进行特务活动，
编造学生黑名单，并进行绑架搜捕工作，“中统”更成为主力。在蒋介石政权的最
后阶段，“中统”向“军统”学步，在川湘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利用帮会和土匪，
组织过特务武装，其中如湘西洪江的陈通焕、玩陵的吴学尧等“中统”分子，就是
这样。但是，在解放军到达湘西时，很快都被肃清了。
叶秀峰接管“中统”是在抗战后期，当时，他还看不到蒋介石政权会如此迅速
地趋于崩溃，所以仍想借着这个特务机关，做出一番“表现”。岂料抗战胜利不久，
许多他认为可靠的人，已开始离开。到1948年，这种众叛亲离的现象更趋显著。连
他自己一手培植的杨博清（曾混人延安抗大，后返重庆），也不愿再跟随他，而利
用自已是福建人的关系，要到印尼去另谋出路。今天这个离开，明天那个远走，连
“纪律”约束也宣告失灵。那年秋天，‘中统’的刘恭在上海碰到“CC”头目之一
的洪兰友，洪对他苦笑道：“趋炎附势，人之常情；看样子，如果共产党说不杀人
的话，我们“中统”的朋友，十有八九输诚自请，望门投止！”曾兼过“中统”
局长的朱家晔，在离开南京之前，在其赤壁路7号寓所见到“中统”的旧人时，
也承认共产党的工作做的好，国民党是没有办法了。他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
老百姓都跟他们了。这些事实我们都知道。我看老头子（蒋介石）也明明知道一些，
他就是不肯认输。戴先生（戴季陶）和他谈过，谈了也无益。我们这些人都上了年
纪，不中用了，钻牛角尖钻到底算了！”那时候，蒋介石在大陆还保有半壁江山，
但洪兰友和朱家骅已觉得局势无可挽回。先为它致悼词了。
3．“中统”确比“军统”更阴毒
陈立夫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
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
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陈立夫还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
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中统”的第二组，是专搞反共工作的重点组。这个组集中了不少被徐恩曾认
为是“基本队伍”的要角，如万大宏、吴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陈
建中等都在其内。徐恩曾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就是靠这一班人为他策划
的。著名托派分子叶青也在其内。
“中统”特务的“小组生活”和“小组学习”，都是由第二组布置的。他们也
要特务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有时还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还由万大宏拟
制过提纲，要大家“钻研”“联共党史”。他们认为要作一个高级特务，非有“这
一套”不行。在这批特务之中，如托派吴若萍等，也和叶青一样，以“精通”
马列主义自命。只是叶青爱公开地吹，而吴若萍则只在“中统”之内，从不向
外抛头露面。
在“中统”内部的所谓“业务学习”中，有一种所谓“调查演习”，在这种时
候，就是由吴若萍之流装扮成共产党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用所谓“站在共产党
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要
来一套所谓“鼓动宣传”。然后由其他参加“演习”的特务，作其“评点要求”，
说这不像、那不够，于是一再重演，弄到足以以假乱真为止。这套把戏，目的在使
特务们学到理论伪装，以便骗人入陷阱。
陈立夫常常自夸“中统”的“软功”。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务班讲演了“情报
技术的政治要求”之后，对“中统”的高级人员说：“戴雨农（笠）喜欢蛮干，情
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那套技术，
才是情报工作的精髓。不过事实上，在某些政治技术方面，“中统”确也比“军统”
更为阴毒。
伪装中间和伪装进步，一向都是特务们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学校区开书店，
摆卖些进步书刊，供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就是这类手段之一种。那些特务店员，
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至于“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施展工作。
抗战期间的重庆，他们在大学区的沙磁区和南温泉，都开有这类书店。
当时，“中统”在沙磁区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公开和半公开
的组织，有“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这三个社都归王星舟领导。王
星舟自抗战初期起，就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组成“沙磁
联组”，收罗了特务学生谢昆、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20余人。这个“沙磁联组”
与“中统”的重庆实验区沙磁区经常联系，将各校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
“中统”即根据此等资料，编造学生黑名单，分别进行打击、分化以至逮捕工作。
这方面的活动，也由局本部第二组发号施令。
在反动政治技术的研究上，收买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调查室工作方
针及解答困难问题上，研究室都与第二组配合。研究室主任杨为，老奸巨猾，一方
面，他时时刻刻都称颂“徐先生（徐恩曾）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们的成绩”，
使“中统”头子都把他引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认为自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
党的理论与实际最“通”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也常常插着
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扮成学者的姿态。特务们则称之为“杨教师”。当张
国焘和何畏等人投蒋介石之初，“中统”曾派专人与他们谈过话，并研究过共产党
的策略和路线问题。杨为把每次谈话写成记录，提出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判断送交
徐恩曾转呈蒋介石过目。这一类的“功绩”，也得到过蒋介石的欣赏。因为“中统”
认为杨为是“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务工作去了。同时，
第三组组长谢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当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与杨为合作。就在这
段时间，谢因飞机失事而亡。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主要就是省市的调查室。贵州调查室（简称
“黔室”）是被“中统”局本部认为组训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省室。这个地区的所
谓“专业工作”，又曾被评为第一等。其所以获得局本部的嘉奖和重视。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四一二”之后投蒋介
石的。抗战期间，他在贵州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吸收训练了一批特务骨干，完全解
决了“中统”在贵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别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为训练的基础。对于
某一“专案”，事后都进行所谓讲评，以总结经验。它在特务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
陈套，且随时随地以老特务的经验教导小特务，所以特务成长得快。陈立夫到贵州
视察之后，曾认为这套办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统”局本部需要补充人力时，曾调了10多个人去，这批人的能
力、水平、纪律都比较好，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还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
为重庆实验区的分部领导人。
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班底交与“黔室”使用。同时，贵州
“三谷”（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过来，
他们处处帮“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还特别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
相得益欢，在罪恶活动上亦特别顺手。
“黔室”曾同当地天主教法国神甫合伙，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做过一次持续三
年的“调查工作”，写成10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中的实力派（武装
的地主富农），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在主要交通线上，都布置了特务活动。在粤汉。湘桂两铁路地区，就
设有“联立工作组织”（简称粤桂联组）这个“联组”由上述两铁路和广东、广西、
湖南三省的调查室共同组成。当时，广东省调查室的负责人是余俊贤，广东是蒋静
一，湖南是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的负责人是田纯玉，行动队长是伍岳。湘桂路的
调查室，则由蒋静一指挥。在这个地区，由联络专员徐政（又名徐子政）担任督导
工作，所以这个家伙，经常奔走于曲江、衡阳和桂林之间。在这个“联组”下面的
伍岳的行动队，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装，在粤汉路北段常常进行非法逮捕，骚扰
抢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纯玉则着重在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沿线
特务工作。伍岳、田纯玉两人合在一起，又与“军统”的粤汉路警务处处长史铭互
相拉拢，天天忙着的是两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钱。
湖南调查室有一段时期，忙于”党团摩擦”，与三青团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使
“CC”统治下的湖南，处处受牵制，处处受打击，无法发展。因此，当韩中石到重
庆去述职的时候，徐恩曾曾指着他鼻子骂到：“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但他是共
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却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公！”韩
中石被骂后，回去便改变作风，虽然仍旧和三青团对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则和
“军统”人员合作起来，力求做出些结果来，以改变局本部对他的看法。比方在湖
南第M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为CC的萧训），就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合伙，清
查过茶陵和攸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搜捕过中共人员。
华北地区的“中统”特务工作，与和张厉生相关联相结合的组织，关系都比较
密切。张后来不见信于“CC”，转投于陈诚旗下，原来在张的小组织中的得力分子，
则有一部分投身于“中统。像“诚社”分子牛传钦加入“中统”局本部第二组工作，
就属这一类。解放后被捕的、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务董化昌
（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
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运）、支彭英、支永信、吕广
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潜伏于北京邮政总局），就是张
厉生在华北地区所搞的小组织中的分子。
安微调查室又有另一种做法，它因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
在某种限度内拉拢了三青团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与“中统”老特务安
徽财政厅长孟九两人联合起来，一面与李品仙桂系势力相周旋，一面又与徐君佩的
三青团势力互斗。但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又极力设法联同各种反动力量，
对付地下革命活动。王秀春这种手腕，曾被叶秀峰夸赞为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一致
对待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在“第一处”时期，即设有训练科。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分
两方面：
政治训练方面，组织过“读书会”，除“总理遗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关
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也被列为必读之书。此外，以蒋介石名义“发明”的新生活运动
全套理论，和由陈立夫在讲堂上乱扯的“唯物论”，都是他们在政治训练上的理论
根据。
抗战以前，“中统”内部搞过“小组生活”，通过小组的形式，安排政治讨论
与技术研究。这些做法，后来还被“中央训练团”所采用。可以说，在国民党内，
是“CC”先有这套东西；而在“CC”之内，是“中统”先有这套东西。
“中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群力》。在这个刊物上，一方面登载鼓吹
“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理论，一方面则刊载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
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写的“内幕”和“仟悔录”一类的东西。到了抗战开始时，因为
蒋介石表面上也喊“国共合作”，这样内容的刊物再出下去，连“中统”也怕有所
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术训练方面，曾由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该书有50万言，内
容异常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蒋介石的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
擒拿术以及跟踪盯梢之类的所谓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如手枪射击，拆装和保
护、化装技术，以及帮会沿革和内幕等等，都印过单行本。对于各个党派的情况，
也不定期地编印过一些“指导手册”。凡新进去的特务，例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
这三个月内，“中统”就要他们看这些书，并派出专人与之谈话，查询其读书心得，
同时解答问题，这也算是训练工作中的一部分。至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