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这几个班子的开设去观察，便可以明白“复兴社”在军、警、宪、特、青年等
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
在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是陆、海、空军部队。这一部分，以军委会政训
处为总机关，它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
员。凡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复兴社”分子。他们的主要活
动，除了反共工作之外，还负责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的思想行为。不但对
非嫡系部队如此，即对嫡系部队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指示“复兴社”，不许吸收带
兵官长参加组织，只有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少数人是例外。此外，还有极少
数的团旅长也参加了“复兴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负有特务任务的。蒋介
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是想使“复兴社”特务对那些部队长起
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他的控驭。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且在驻防
所在地，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例付诸
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也要听从他们的命
令，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则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中心
工作。凡是被认为思想不稳或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
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以贺衷寒居首位，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
蒋坚忍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一方面的特
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很少过
问，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以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以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最初是科）为总机关，以陆、海、空军和各军事机关、
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各单位的书记长以下人员，均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这个
处由“复兴社”骨干黄仲翔掌握，并不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
组织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希望将青
壮年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当时，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厉行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为主。
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以设于训练总监部之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
省市则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县市及中等以上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这
些军训教官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复兴社”的控制，还伸展到童子军组织里
去，他们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会长是戴季陶，但负责实际责任的主任
秘书刘咏尧，是“复兴社”的高级分子。
1933年冬到1935年之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得很大，于是又成立了两个外围
组织，一个叫做“忠勇救国会”，专门吸收帮会分子为骨干，向下层社会发展。土
豪恶棍、流氓地痞的恶势力，即以这个“忠勇救国会”为中心。另一个叫做“中国
文化学会”，以大学校长、教授以至于一般文化人为吸收对象。有些地方还组织过
所谓“文化前卫队”这类组织。
1934年，“浙江分会”成立后，跟着就组织了一个所谓“文化前卫队”。该队
在杭州举行宣誓典礼那天，还请了总会和上海分会派萧作霖（黄埔六期的“复兴社”
分于去监誓。）萧作霖即带来了一把剑和一把刀前去，授赠与“前卫队”，象
征铁和血的“文化前卫队”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所谓“文化前卫队”
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绝大部分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中央航空学校、浙江警
官学校的学生。这些人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由队长赵文龙（浙江警官学校教育长）
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典礼开始时，首先举行宣誓，全体肃立，由赵文
龙带领，举起右手宣读誓词，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宣誓完毕，即由“中国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常务干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
长赵文龙按照军队仪节，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然后正步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
步前来的护旗兵，护旗兵又照样正步走回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然后由萧
作霖授剑和赠刀，宣誓典礼才告完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总会设于南昌。他们成立这个“学会”，
是想把上层知识分子都拉过来，展开一个什么“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发起搞这个
“学会”的，是邓文仪、贺衷寒、萧作霖、吴寿彭等人。
“复兴社”的报刊很多，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
路》和《青年旬刊》。后面那两个刊物，后来又合并起来，改名为《中国革命》周
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在这个周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像“民
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意国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
“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
“武士道之史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只要看看题目，谁都会明白，“复兴社”是
欲集德、意、日法西斯精髓之大成，以移植到蒋介石的中国来。
在《中国革命》周刊于南京创办的同时，贺衷寒又从军委会政训处拨出钱来，
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前途》月刊，由刘炳黎主编，互相呼应。这个刊物，在初期有
意稍为隐蔽，后来就大登特登宣传法西俾主义的文章，如“法西斯蒂的国家协
团的国”、“法西斯主义经济原理”、“法西斯主义之国家改造论”、“法西斯蒂
下之劳动业余训练”、“法西斯蒂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训练”等等，从思想、政治、
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疯狂地宣传法西斯主义。
属于“复兴社”系统的报刊，还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
由贺衷寒主办，初在南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由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
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的《老实话》周刊（在北平发行），由蒋坚忍主办，在
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由萧作霖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除
此之外，还有不少由“复兴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担任编辑的，或由“复兴社”地
方掌握运用的报刊，连同《黄埔月刊》等在内，估计在100种以上。“中国文化学会”
还设立了一个“内外通讯社”，由吴寿彭主持，专门编评合于“复兴社”需要
的专文专论。由上所述，可知当时“复兴社”的黑爪，几乎无处不伸展到。由于声
势太凶，因此在蒋介石政权内部，又与“CC”和政学系发生了暗争明斗。
“CC”本来是蒋介石法西斯总体中的一个系统。蒋介石初期划给它的活动范围，
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但黄埔系一向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
“复兴社”又认为自己就是黄埔系的代表。所以在他们眼中，视“CC”为“螟炩子”，
视政学系为“师爷”或“管家”。但他们认为政学系只是雇佣性质的一批人，威胁
性不大。“CC”则是要争“嫡子”地位的，非坚决排斥不可。但蒋介石的打算，本
来是要分而控之，以便羁勒，所以当初对于黄埔系的使用，主要是限于军事方面，
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一既不与。在各省市，亦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
系。不过“复兴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且既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吸收了不少人，就
要为他们谋求出路，是故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也极力扩充阵地，乃不断与“CC”
发生摩擦。
“CC”看到“复兴社”伸展到自己的地盘里来，亦拼死抵抗。当“复兴社”的
“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后，陈立夫也赶紧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来加以抵制。当“复兴社”派萧作霖到上海筹设“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
间
（1934年），陈立夫也赶到上海去主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人会议。双
方争地争人，短兵相接，剧烈异常。结果，弄到要由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
约集双方谈判息争。在其他各省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直到1934年6、7月间，邓
文仪被蒋介石撤除一切职务时，陈立夫乘机告状，蒋介石才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
会”。
5．组建“三青团”
蒋介石要组建一个“大组织”，为组织名称问题，陈立夫说：“党里面有几个
人的意见以为应加上中国国民党这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
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有你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
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好！”康泽问蒋介石：“是不
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介石说：“可以。
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内外情势，不得不勉强承诺了抗日，但与此同
时，则极力设法巩固其反动基础，故对于康泽，极为重用。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
之间，康泽除了担任别动队总队长之外，还担任着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及西北训练
班主任、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青团中央团
部组织处处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等职，实际还担任着李香权及公秉藩师（第三
十四师）及张荫梧的河北军等部队的指挥。后来，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权
夺利日趋激烈；“复兴社”内部，有些人也对康泽眼红；康泽本人的趾高气扬，也
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在这种种复杂错综的原因下，康泽的许多职权，又逐渐为蒋
介石所削除。
在这些倾轧中，首先是“CC”认为中央政治学校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政校”
特训班不能容许“复兴社”的康泽染指，乃策动郝鹏举反对康泽接收。后来陈
诚又要抓这一部分力量，终将该班并人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留日学生
归国训练班。其时，戴笠也企图把别动队拿过来，使本身势力增大，先则向蒋介石
保存黄珍吾为该队副总队长，后来且以康泽兼职太多为理由，使黄为代理总队长，
代替了康泽的职务。但康泽不肯罢体，终于又回任了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
升充，并以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到此，这场争夺才算告一段落。至于中央
军校特训班主任一职，在1936年至1937年春夏间，也曾一度为原来搞国民军训的潘
佑强抢了过去，不久又被康泽拿了回来。康、潘、戴、桂等人，均同为“复兴社”
所谓“十三太保”分子，他们彼此之间也争来夺去，就可见其权利之争的激烈化了。
中央军校特训本是别动队的胚胎，也是康泽的资本。计自星子县设班时起，到
抗战发生后先迁湖北江陵，后迁四川合川，直到1946年合并于中央训练团为止，前
后历时13年，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动政工人员、军事工作人员及职业特务的摇篮，也
是康泽特务系统的干部产生地。至于原在康泽手下的军校西北训练班还没有办到一
期，便为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和“七分校”所代替。到了1938年春夏之间，康泽
和陈诚之间关系恶化，其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又为“复兴社”另一骨干分子
杜心如代充。再后来，康泽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位置也不得不交出去，剩下的
只有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及军校特训班主任、内政部青年训导团主任等数职了。
禁烟督察处，本是蒋介石以禁烟之名，行敛财之实的机构，这项毒害人民的收
人，和农民银行的收入一样，都不归“国库”支配，而专作蒋介石个人的所谓“特
支费”。这类黑路上的工作，自非由特务心腹去抓不可，故蒋介石当时任康泽为缉
私主任后，并将原来的巡缉团改编为别动队缉私支队。到抗战发生之后，康泽又想
浑水摸鱼，另谋扩充，和刘伯龙、马维骥等人，积极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想把别
动队改为禁卫军。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抗战发生后，国共又合作了，尽管蒋介石心
中另有一套，但像别动队这样的东西，人人都知道它是反共的特务武装，康泽他们
也感到已经不大适合环境，非换个新面具不可，如果能够改编为警卫军，既可保存
和扩大实力，对外又可以讲话的理由，如此改名换姓，名亡实存，岂不是妙？此外，
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当抗战开始后不久，亦即1937年9月中旬，蒋介石就在南京陵
园别墅召集陈立夫、刘健群和康泽三人开过会，商量过如何在表面上取消秘密小组
织的问题。蒋介石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
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方
面）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
个问题研究一下。”在此种背景之下，康泽自然也会意识到别动队的取消，为了保
存实力，也要想个改头换面之计。警卫军之拟议，就在这种种背景之下提出来了。
当时，康泽曾以增强战斗力为理由，先把各大队的两个队员中队改为步兵营，
作正规部队组织。为了达成目的，并走何应钦的门路，博得他的支持。何应钦当时
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掌有大权，康泽以为如此一来，扩军之计不难成事。岂料
陈诚在蒋介石面前极力反对，而陈诚其时又极得蒋介石的宠信，以致康泽的警卫军
之梦，卒未实现。
到了1938年底至1939年间，该队终于正式改编，但不是改编为警卫军，而是大
部分改编为新编二十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