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 第830部分

　　人间何世鬼哭神嚎歌舞地

　　挈妇将雏凄风苦雨零丁洋

　　谁能想到，1968年，他竟被称为“叛徒”、“叛国投敌分子”呢？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曾搞过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留美留欧的老教授们要一一检查过关，以肃清其“恐美”、“崇美”、“亲美”思想。当时马思聪也在其列，感到有些不可理解，思想上很紧张。但他万万没想到，十几年后会有一场特大灾难等待着他呢。

　　音乐家珍视安宁、和平以及有利于创作的环境，可任何一场风暴都能摧毁这脆弱的梦想，更何况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幽美的四合院呢？那些珍贵的广东花木呢？温暖安静、漾满琴声的客厅呢？

　　学生不敢再来学小提琴了；

　　学院里给他贴出了大字报；

　　他进了“劳改队”……他被人从“黑帮专车”上拉下来，脚未站稳，脸孔已被泼上一桶浆糊，头戴高高的纸帽，胸前胸后各挂一块牌子，不停地敲着铜盆，穿过呼喊口号、大声唾骂、冲撞动荡的人群……他被关在一面几乎全是玻璃的屋子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来观察你，研究你，这叫“展览动物”……被子被扔到屋顶，那人却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个红卫兵拔刀相向：“你不老实交待，就宰了你！”

　　在劳动拔草时，一个工人强迫他吃草：“你还配拔草？你是马就该吃草！”

　　剃光了头发，脸上涂满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

　　受侮辱、受欺凌、野蛮暴虐的摧残几乎无穷无尽。他感到心寒和恐怖：“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呀？”只好“背水一战”，离开噩梦之境！

　　1966年11月，马思聪的女儿秘密返回北京。在一个医生家的厕所里，窗户虽然很小，但还是严严实实地拉上了窗帘，女儿和父亲紧张地交谈了几个小时，加上一位朋友的劝说，马思聪这才下了出走的决心。

　　1966年12月，他携妻儿离开北京，穿着深蓝的衣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再戴上一个大口罩，挤上了满是红卫兵的列车。

　　1967年1月15日，这一家离开了广州，登上一艘小汽船，悄悄开出黄埔港，进入雾茫茫的零丁洋，告别了生身的大陆……

　　1967年5月，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专案审查。

　　1968年，在康生、谢富治的操纵下，专案组对马思聪作出了“叛国投敌”的结论。

　　他在此时此刻一定会想：18年前，我毅然归国，难道就是为了今天的冒死离国吗？不！然而，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是谁人之罪呢？他，还有无数善良正直的人们，都永远不会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

　　诉冤曲李凌上书中央领导

　　辨是非两部决定彻底平反

　　又是19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出现了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使人们有可能大胆提出为马思聪平反的问题了。

　　1982年，中央乐团的李凌同志曾上书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申诉马先生之冤。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指示：“可以欢迎他回来看看。”有关部门筹足了经费，但因某种困难未能落实。

　　1984年10月、11月，北京市委教育口整党办公室检查核实三种人小组的同志到中央音乐学院听取汇报。当听到马思聪先生的问题时，当即指出：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应当包括马思聪。

　　中央音乐学院院党委立刻成立了调查小组，详尽调查了马思聪先生解放前后的政治表现，以及文革中所受迫害的真情。认为马先生离国出走是由于“左”倾思想路线的严重迫害，是不得已采取的行动，不是叛国投敌，他们将平反结论意见送交公安部、文化部。

　　1984年12月30日，公安部回复：“……1967年5月由公安机关对马思聪先生立案审查是康生、谢富治决定的。原认定马为‘叛国投敌分子’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文化部党组会议专门讨论了马思聪的问题。1985年1月25日，下发《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我部经讨论赞成公安部的决定。现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马思聪先生及他的家属，并请有关单位立即着手落实有关平反的各项规定。”

　　1985年3月5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全院大会上宣布了为马先生平反的决定，师生员工认为早应如此。决定彻底否定了“叛国投敌”这一案件，在政治上为马先生恢复名誉，撤销对马思聪作品演出和作为教材的禁令；退赔抄家财物，补发“文革”中应补的工资；在适当报刊上发表为马先生平反的消息或报道，消除社会影响；邀请马先生回国观光访问，欢迎他回来定居。音乐学院还准备在4月份举办马思聪作品音乐会。

　　游子将作归来赋

　　桃花结实会有时

　　春节前，学院将平反通知寄给马先生。春节初度，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与远在美国费城的马先生通了电话，向老院长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向其家里亲人逐一问好。马老也问候了音乐界、文艺界的同辈和老相识。

　　国内有的报刊派记者到美国费城马老的家中探望，看到今年已经73岁的马老精神极好，夫人、孩子也很好。马思聪先生慨叹“苏武牧羊19年”，他离开祖国也已经有19年了，很想念故土，说适当时候要回国看看，也许还开音乐会呢！

　　是的，人们并没有忘记，30多年前，马思聪先生曾对去他家拜访的客人说过，他打算走遍祖国大地，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人民服务。那时，他家里种了一棵桃树，结满了桃子，他不许孩子们碰它们，说：“等到桃子在树上熟透了，要约一些朋友来开一个蟠桃会。”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马先生心愿尚未偿清。好在祖国大地已重现了民主和团结的春光，人们期待着，并相信“蟠桃会”已指日可望……

Number：3608

Title：记蒋碧薇事

作者：张茜茜

出处《读者》：总第48期

Provenance：团结报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在大陆，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的妻子是廖静文。在台湾，大家却晓得蒋碧薇是徐先生的元配夫人，而静文则是后来的“第二个春天”。

　　当年，蒋碧薇为徐悲鸿而离家私奔，闹成一桩很大的社会新闻。蒋家原籍是江苏宜兴县，在当地是个颇有声望的大户人家。蒋家小姐跟着一个穷书生出走，这在六十多年前封建思想弥漫着的旧社会当中，可真算个“事件”呢。蒋碧薇为了追求爱情，决然抛弃富家小姐的生活，和徐悲鸿双双到法国去苦读。徐攻美术，蒋学音乐。二人彼此尊敬，互相鼓励，在艺术的道路上奔驰前进，当时在留法同学中不知引得多少人羡慕。二人也着实尝过一段甜蜜的生活。

　　徐蒋当初的恋爱，原是一见钟情的。在法国相处一段时间后，即发现彼此性格间的差距。加上后来徐悲鸿与“高足”孙多慈发生了热恋，这就形成徐蒋夫妇之间的导火线。虽经朋友们居间不断劝解，也无法弥补与日俱增的裂痕，终于走上了离婚的道路。二人以非常的“君子风度”签字离了婚。离婚后的蒋碧薇带着一儿一女走出了徐家。1948年，蒋碧薇去了台湾，徐悲鸿和孩子们都留在大陆。直到前几年，儿子徐柏扬才来到香港。

　　蒋碧薇到台湾后，身边一直有人照顾着。那人是谁呢？就是张道藩。张同蒋徐都是在法国一起半工半读的苦学生。张是贵州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贫家子弟能留洋求学的，都很不简单。张道藩那时也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他回国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最后做到“立法院院长”。虽然大家都知道蒋与张同居度日，可是蒋从不以张太太的名义作任何活动。张道藩确是真情实意千方百计追求蒋碧薇的，也赢得了蒋对他的相应的爱情。可是二人始终没有办结婚手续，原因是张还有个法国妻子在巴黎，没有就离婚条件办妥签字。蒋碧薇就这样委屈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一直默默地过了三十来个寒暑，直到张道藩逝去前一年才分开。那一年，张的名分上的法国妻子忽然来到台湾找张“院长”了，夫妻相见之下，当然吵得很厉害。张道藩提议签字离婚，法国夫人却说得好：“你不爱我，是你的事；我爱你，难道犯法吗？如今我老了，你使我痛苦多年，我也不让你好受，这一生休想我签字离婚。”法国太太还很懂中国的作风，跑到蒋介石先生官邸去告状，请“总统”主持公道。不然的话，她就向新闻界特别是西方记者陈说一切。张道藩无话可说名誉、地位、前途最重要嘛只好屈服下来，回到法国太太的怀抱。蒋碧薇这方面呢，不用说，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三十年来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许许多多、星星点点、各种各样的回忆，这时候，象是一场梦醒过来了！

　　记得有一年，立秋的一天，蒋碧薇邀请我陪她上阳明山去玩。我知道她心情不好，很烦、很苦恼，便劝她说：“男女之间的‘情’就好比手指上初期的癌肿，不下决心割掉，最后会延到全身，连命都难保。”那次我们聊了很多知心话。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要写自传。难得的是，凡徐张两公几十年来写给她的书信，即使一张小纸条，她都保存着，正好作为自传的材料。那次通电话后，我去了日本。翌年春天我再到台北的时候，蒋的著作已出版了。书名就叫《蒋碧薇回忆录》，分上下两部：上部写的是与徐悲鸿的“半生缘”；下部写的是同张道藩的“交响曲”。轰动一时，成为台湾的畅销书。

　　说来也巧，这部书出版之日，正是张道藩生病进住医院之时，于是台湾社会的攸攸之口便说张是因蒋的自传而气病的。不久，张道藩病情急剧恶化而溘然长逝，好事多嘴的闲人就更说，蒋碧薇的回忆录是张道藩的催命符。我却真替她叫屈呢。

　　蒋碧薇性格刚强，朋友们都很欣赏她，因她曾在复旦大学教过书，所以大家都尊称她一声“蒋先生”。听说前几年她已去世了，遗下了徐悲鸿的多幅名画和张道藩的一些著作及书籍，全都捐给了台湾的历史博物馆。时光如驶，蒋碧薇逝后，当已墓有宿草了。我现在挥笔写她的一些往事，也不免“感慨系之”啊！

Number：3609

Title：别了，我的布蓓蕾

作者：阿兰·德隆

出处《读者》：总第48期

Provenance：报告文学

Date：1985。2

Nation：法国

Translator：傅京起

　　罗米·施奈德和阿兰·德隆是两位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法国著名影星。前者曾在《老枪》中扮演医生的妻子，后者则是家喻户晓的“好汉佐罗”，并在《黑郁金香》中一人兼饰性格迥然不同的兄弟二人。1984年5月29日，罗米猝然去世。作为生前友好，德隆赶来向她诀别，在悼词中，德隆谈到罗米的一生，她的为人和她的死因，并回忆了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

　　我凝视着你那长眠不醒的面容。我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床头。你身着一件黑红相间的长裙，上衣还绣着花。我觉得这好象是花，但这无关紧要。我来向你道别，永别了，我的布蓓蕾！以前我就是这样称呼你的。德语的意思是：“小娃娃”。我看的不是花而是你的面庞。我觉得你很美，可能你从来都没有象今天这样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你这样安详、从容（这对你来说也是第一次）。你是多么的恬静、清秀，你是多么美啊！就象有一只手，轻轻地拂去了你脸上由不幸带来的烦恼和忧伤的一切痕迹。

　　我凝视着你那长眠不醒的面容，别人告诉我，你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在想你，想我，想我们的往事。我有什么该受到谴责的地方吗？人们在自己曾经爱过和一直在爱着的人面前，总是这样扪心自问。这种想法涌上心头后，又消失了。我想自己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却是有责任的……是的，我有责任。那天夜里，你的心脏是在巴黎停止跳动的。我有责任，因为25年前，我曾被选中在电影《克里斯蒂娜》中与你合作。那天你从维也纳来，我在巴黎等着，手捧一束鲜花，当时我都不知该怎样拿才好，制片人对我说：“当她走下飞机的时候，你就向她走去，把花献给她。”我就象个傻子一样，捧着这些花等待着，身旁围了许多摄影记者。你下了飞机，我迎上前去。你问你的母亲：“这年轻人是谁？”她答道：“大概他就是你的合作者阿兰·德隆吧……”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并没有一见钟情，没有。后来我去维也纳拍片子。在那儿，我疯狂地爱上了你，你也爱上了我。我们经常象恋人那样互相问道：“谁先爱上的，你还是我？”我们开始数数：“一、二、三！”然后回答：“不是你，不是我！我们俩！”上帝啊，我们当时是多么年轻、多么幸福！拍片结束后，我对你说：“和我一起到法国生活吧。”你以前已经向我表示过：“我愿意去法国生活在你身边。”你还记得吗？你的家庭、父母都很愤怒。整个奥地利、德国都把我看成是强盗、骗子，都谴责我夺走了“皇后”！我是一个不会讲德语的法国人，你呢，布蓓蕾，你一句法语也不会讲。

　　开始，我们无声地相爱着。我们互相看着，笑着。几个月后，我还是不会讲德语，你已经开始讲法语，而且讲得很好。我们一起在法国演出了戏剧。维斯孔迪当时是导演，他说我俩长得很象。当我们愤怒和苦恼的时候，当我们为生活担忧的时候，我们的眉宇间都有一个“V”字。他把这叫作“伦勃朗的V字”。他解释说，这位画家的自画像上都有这个“V”字。我凝视着你那长眠不醒的面容。“伦勃朗的V字”已经消失，你不用再担惊受怕提防别人了。没有人再打扰你，你可以安息了。

　　我看着你，看了又看。我对你是这样的熟悉和理解，我知道你的为人和你的死因，正象别人所说，我了解你的个性。我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