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传单散发给每个经过他们铺子门口的过路人。当我们忙于工作，没时间出去吃饭时，拉宾诺维兹太大便会走过来，说：“如果我现在拿点热茶来，您能不能叫她们等一会？”
到第十天，一个衣着整齐、脸色铁青的女人穿过等候着的人群，走进我房间，盛气凌人地说：“玛格丽特。桑格，你被捕了。我是警察局的。”三名警察缉捕队员（缉捕队的主要职责是取缔卖淫和赌博等非法活动）立即出现了。他们把来就诊的妇女们赶在一起，叫她们排好队，把她们当成妓女似的对待。妇女们哭了起来，她们手中的孩子也哭了。诊所里一片混乱，像个疯人院。“袭击者”还没收了我们四百多份病史和一些宣传材料。我据理力争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们放走了这些可怜的母亲们。这时，一传十，十传百，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大街。报馆记者和摄影师也挤在人群中。出于自尊心，我拒绝坐进囚车，坚持步行一英里到法院去。我走在“袭击者”前边，后面跟着一大群围观者。
当天晚上，我在雷芒德监狱过了一夜。牢房之污秽，令我终生难忘。被褥又脏又臭，我只得用大衣把身子裹紧。蟑螂在四周乱爬，一只老鼠从地上穿过，吓得我大叫起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我的保释手续才算办妥。我走出监门时，看到那个生了八个孩子的妇人，她一直守候在那儿。
我马上重开了诊所。可是这一回，警察局逼着拉宾诺维兹写了收回租赁的文件，理由是我“蛊惑人心”。我再次被捕。这次坐进了囚车，当车开走时，我听到一声尖叫…位妇女一面推着童车，一面哭喊着：“回来呀！回来救救我哪！”正当我陷入失望和屈辱的深渊时，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和同情的手。有人向我提供法律帮助，医生们也群起支持我们。同情者们甚至还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了一次声援大会。
对我的审讯于1917年1月29日在布鲁克林举行。约有五十名母亲来法院旁听。她们对着我微笑、点头，设法鼓舞我。
起诉书言词激烈，咄咄逼人，使我十分惊奇。因为在我看来，法院是荒唐透顶、毫无理由的。我决不会否认我曾传授节育知识，我的确是故意违反这条法律的。
来自布朗斯维尔的母亲们一个接一个被传作证。地方检察官问道：“你以前见过桑格夫人么？”
“见过，在诊所里。”
“你为什么到那儿去？”
“求她帮我别生娃娃。”
“你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了么？”
“得到了，谢谢。那挺管用的。”
法庭辩论进行了好几天。
最后在一个冬日，法官约翰·富雷希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所关心的，是维护法律，依法办事。现在，既然这条法律条文依然存在，”他转向我的律师，“这位夫人愿不愿意在此作出承诺，保证遵守这条法律？”
他转而问我道：“你怎样答复，桑格夫人？愿，还是不愿？”
顿时，整个法庭变得鸦雀无声。
我尽量一字一顿地说：“我不能保证遵守我所不尊重的法律条文。”
紧张肃穆的气氛一下子冲破了。妇女们鼓掌欢呼。法官要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他宣布：“本庭裁决：监禁你三十天。”
从法庭的一角，传来了一声尖叫：“可耻！”
第二天，我被移送到州监狱。狱中的囚犯妓女、扒手和窃贼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听说过我的名字和关于节育的事。有一个女人要我向她们讲讲“性生活的卫生常识”。于是我坚持进行宣传，还教几个年轻姑娘读书写字，还坚持写作，为推进节育运动预作筹划。
3月6日我获释。我一生中没经历过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了。当我走过宽阔的装着铁栅栏的门厅时，门外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在面面前，站着我的朋友们与同事们，他们齐声高唱着气势磅礴的《马赛曲》。在我身后，那监狱的铁窗后面，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们，她们也在为我放声歇唱。
布朗斯维尔案件，经过多次上诉，终于在1918年1月8日作出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纽约州上诉法院虽然仍确认先前对我的判决合法，但是法官弗雷德列克·克雷因对这条法律作了较自由的解释，实际上允许医生“为健康原因，对已婚妇女传授避孕知识。”这样，医生们再也不用担心会因传授节育知识而被吊销执照了。这一决定，导致美国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都对妇女进行节育指导。
Number：2272
Title：“伊伏娜大婶”戴高乐夫人小传
作者：让…玛丽·雅伏龙
出处《读者》：总第23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法国
Translator：郑振华
1900年5月22日，伊伏娜出生在法国加莱附近库罗涅一个殷富的船主家庭。父亲雅克·菲利浦和母亲玛格丽特·旺杜从小就对伊伏娜进行严格的礼仪教育。
伊伏娜一到学龄，便由一位老小姐充当家庭教师，对她严加管束。伊伏娜的作业卷面整洁，围裙一尘不染。上课时，她的坐姿端正。
后来，伊伏娜在教会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在那里，她第一次显露出坚强的性格。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着睡衣洗澡。因为按照教会的观点，人的身体是丑恶的。大部分学生部不遵从这项荒唐可笑的规定。她们洗完澡，把睡衣泡在水里浸湿，这样就不会受到训斥。只有伊伏娜的睡衣是干的。学监叫道：“怎么，你没洗澡？”“不，我洗澡的时候没穿睡衣。”伊伏娜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胆地回答。
1920年10月，经由朋友的介绍，伊伏娜结识了一位年轻英俊的上尉，他就是刚从波兰回国的夏尔·戴高乐。一周以后，俩人好像非常偶然地在巴黎的秋季美术沙龙里碰面了。又过了几天，戴高乐邀请伊伏娜参加在凡尔赛一家饭店里举行的圣西尔军校
舞会。他同时邀请了伊伏娜的哥哥来陪伴她。
戴高乐和伊伏娜都非常认真，一对恋人面临着最为严肃的抉择：他俩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吗？
过了两天，伊伏娜的父母惊异地听到女儿宣布：“我要么嫁给他，要么一辈子不结婚。”
1921年4月7日，两个青年人幸福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伊伏娜来说，她得从头学起，一切都很艰苦。戴高乐上尉除去军饷，没有其他收入。三个孩子（菲利浦、伊丽莎白和安娜）出世后，生活拮据起来。更为不幸的是，安娜是个先天性白痴。夫妇俩对病儿体贴倍至，毫不吝惜地花钱为她治疗。他们在科隆贝双教堂地区买下一幢别墅，让安娜能够呼吸到郊外的清新空气。这是伊伏娜头一次感到有了自己的家。
1940年6月6日午夜时分，一辆黑色大型轿车开到前线寻找戴高乐准将。在全线溃败的法军中，只有他的坦克部队取得了胜利。参议院仪长雷诺刚刚任命戴高乐为陆军部副部长。次日凌晨，年轻的将军在他办公室的地图上发现，标有纳粹标志的小旗子正在无情地向巴黎挺进。6月17日，戴高乐抵达英国。18日，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出历史性的抗战号召。此时，伊伏娜和孩子们正在布列塔尼，混杂在长长的逃难人流当中，向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布列斯特走去。等他们赶到海港，一条超载的拖网渔轮刚要起锚开航。船上的人互相挤挤，给他们腾出地方。这是最后一条离开法国的船只……
戴高乐一家定居在伦敦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当时，将军领导着自由法国运动抵抗德国人，伊伏娜经常等他到很晚。纳粹飞机每晚都要对伦敦市内各区进行狂轰滥炸，然而伊伏娜弹着钢琴，逗逗小安娜，丝毫不感到害怕。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在上百万巴黎人的簇拥下，凯旋般地踏上香榭利舍大街。作为临时政府首脑的妻子，伊伏娜搬进一座靠近巴加代尔公园的宽敞住宅。她拒绝享有一般法国人得不到的特权，在他的餐桌上只能见到食品配给证上供应的东西。深秋时节，他们一家在别墅里冻得瑟瑟发抖。因为全法国都缺乏煤炭。
1946年1月，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伊伏娜感到如释重负。但是，两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女儿安娜去世，给她留下深刻的创伤。从那时起，她把对残废女儿的全部感情转而投注到丈夫身上。
1958年戴高乐当选为法国总统。若干年以后，《新观察家》杂志谈到戴高乐夫人时问道：“她能回答这个在别人看来不易解决的问题吗：怎样才能做一位像戴高乐这样的人，这样一座纪念碑式的、一株挺拔大树般的人的妻子？”答案是简单的。伊伏娜是一块大树得以扎根的富有养份的土壤。爱丽舍宫的上上下下，都知道伊伏娜每时每刻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丈夫。司厨长们接到严格的指令，不能给戴高乐准备有损健康的饮食。如果有谁冒失地去打拢总统的休息，就会遇上伊伏娜严厉的目光。在科隆贝度短短的周未时，如果将军在办公室里工作得很晚，她总是半开着自己房间的门，看看什么时候丈夫需要她。
驻阿尔及利亚的部分殖民军官发动叛乱期间，戴高乐经常有被暗杀的危险。伊伏娜始终坚持陪伴他。1962年8月22日，有人在小克拉马行刺总统。14颗子弹击中总统座车，其中的一颗从距离总统夫妇仅几毫米的地方飞擦而过。伊伏娜没有一句抱怨话。当他们到达安全地带时，将军自豪地赞扬她：“伊伏娜，你是好样的！”
戴高乐夫人绝不为任何一名家庭成员谋求好处。有一次，她丈夫一位同事的妻子告诉她，他们的几个孙辈孩子圣诞节将去滑雪营地。“我的孙儿们也想去，”伊伏娜叹口气，说道，“可惜名额已经满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戴高乐夫人越来越难以忍受总统府豪华而又冷清的环境。她原打算让将军在1965年引退。她曾对一些知己说：“别催他继续留任了。他需要的是休息。”传说在1969年全国公民投票时，戴高乐夫人是科隆贝地区唯一一个不投将军票的人。
同年4月戴高乐下野，一家人搬回科隆贝双教堂地区自己的住宅。伊伏娜重新享受着田园的宁静。她给孙儿们打些毛线，在花园里种上自己十分喜爱的花卉。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书斋里磕然长逝。夫人严格遵照将军的遗愿处理后事。她将所有的首饰分给孩子们，只给自己留下丈夫送的结婚戒指和一条普通项链。此后几年她虽然还住在家里，日常起居却只在餐厅，整幢房子就用不着生火了。
197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伊伏娜让人把儿子菲利浦叫到自己面前。“喏，这是家里的全部钥匙。我要走了。”她说。她不理会任何人的意见，独自搬进靠近巴黎三月广场的拉布多内大街一家简朴的养老院。她略染微疾，就不愿成为子女的负担。她只带了几张旧照片，孑然一身住进养老院配有普通木器家具的小房间。她是自愿这么做的。
1979年10月，伊伏娜病重住院，她说：“求求你们，让我死吧，让我去见将军吧。”11月8日，她的生命结束了，埋葬在科隆贝，长眠于戴高乐和女儿安娜的身旁。伊伏娜在逆境和不幸之中表现出来的谦逊而崇高的品质，她对于命运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伟大人物的献身精神，使她成为法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但她只愿保持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的地位。全国都亲切地称她为“伊伏娜大婶”。
Number：2273
Title：幕后交易
作者：陆幼麟
出处《读者》：总第23期
Provenance：时代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1981年12月16日，美国驻南欧的北约部队最高指挥官，五十岁的多齐尔将军，在他维罗纳城的家中被意大利“红色旅”的恐怖分子绑架。这次事件引起了意大利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人质搜寻工作。42天以后，意大利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米兰市附近的帕多瓦城里的一座公寓，使这位美国将军重获自由。警方这次漂亮的袭击不但使全世界为之惊赞，还标志着声名狼藉的恐怖主义集团末日的来临。可是意大利当局是如何找到多齐尔将军的呢？这却从未有人透露过。美国《时代》周刊获悉，意大利和美国情报机关曾经求助了黑手党。
秘密挂头
意大对黑手党起源于十六、十六世纪的西西里岛。它本来是个具有浓厚封建帮会色彩的民间秘密组织，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蜕变为刑事犯罪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黑手党的势力不仅遍及意大利全境，渗透到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经济、工矿部门，而且跨越国界，活动范围扩展到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成为一个“多国犯罪集团”。
多齐尔被绑架的第三夭，意大利情报机关的首脑们就决定求黑手党帮忙寻找多齐尔，认为这个办法或许会有帮助。黑手党和“红色旅”过去曾一度合作，后来分道扬镳了。他们积怨甚深，相互恨之入骨。然而当局又很担心，如果一旦有人发现他们与黑手党直接来往，公众舆论将会为之哗然。于是，一个更加微妙的计划随之形成了。这就是通过逃到美国的黑手党分子与他们在意大利的同党进行联系。为此，意大利驻联合国武官马瑟罗·坎皮安开始在纽约的黑手党组织中着手调查。坎皮安的代号为“裁缝”。由别人穿针引线，他结识了一个人称为“胖子”的黑手党人。此人靠帮助意大利人移居美国谋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地方颇有影响。“胖子”答应安排坎皮安与一个隐匿在纽约的意大利黑手党逃犯接头。
接头的人名叫多米尼克·隆庇诺，40岁年纪，是位来自米兰的律师。意大利北部城市黑手党领袖佛朗契诺·雷斯特曾经委托他办过案。为了这件事，隆庇诺于1978年还受到过短期监禁。1981年7月，意大利当局突然没收了他的护照，于是他便逃到美国。坎皮安武官告诉隆庇诺，假如他愿意提供帮助，他将得到一大笔钱。12月22日，即多齐尔被绑架的第五天，隆庇诺通过“胖子”打电话告诉意大利情报机关，多齐尔被关押在维罗纳、帕多瓦和波罗眉亚三城市所形成的三角区内。次日，隆庇诺和意大利的同党多次通话之后，已能肯定多齐尔确实被关在帕多瓦。但是隆庇诺不知道确切的地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