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芽瓣瓣”。在自贡打个电报还要跑到市邮电局，更没有IDD。伦敦方面回来的电报中有后台这个词，译者不甚明白。魏明伦说是不是要自带铺盖住后台？因为他自小跟着川剧团各地演出常住后台。其实伦敦方面是指那后台可放多少布景道具，而且要代为支付道具空运费、伦敦的车马、食宿费，乃至30人的来回机票费。不过要求圣诞节前答复。
这出戏最少也得出动四十人，那么还有十张机票钱哪里去找？圣诞节的钟声响了，《潘金莲》的机会过了。
6年后“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成立，魏明伦有了自己的IDD、Fax，也有了一点钱。如果是现在，魏明伦和《潘金莲》早就双双去了伦敦了。
其实魏明伦要是果真摊上一个潘金莲，怕也不妙。一是他特矮，二是他没权没钱。很有影响的《望》杂志报道：川剧《潘金莲》轰动全国。可是演《潘》剧的省、市，只有辽宁给他500元，西安给他300元。他的戏不断：《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岁岁重阳》、《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朵》等。魏氏剧作或轰动兼争议，或争议兼轰动，绝对不会轰动的是他的稿酬。去年一家一流文学刊物发他的剧本，稿酬400元。去年春他感极而宣泄，说很多人有的东西他没有——权和钱，很多人没有的东西他有——名和才。何不“下海”用名去交易钱？
魏明伦一席牢骚，很多报争相报道。舆论大作，弄假成真。他说他魏明伦不能说话不算话。
超级空手道
1993年8月13日，星期五，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开业。事前朋友劝他别选这一天，又是13日，又是黑色星期五。他说他连中国人的迷信都不信，还信洋迷信？开业那天，北京、上海的作家、诗人、画家、电影艺术家纷纷致电庆贺。文人拍贺电，也要做文章。参加开业典礼的记者们各抄各的贺电，发到报刊上就有各种版本。王蒙在美国还看到一种版本。
有人私下问魏明伦：你没钱还做生意？魏明伦说：我有钱还做生意？我是超级空手道，除了贩毒什么都可以经营。
半年下来，今年3月我和他在北京开会时，他说他第一次有了钱可以装修房子买家具了。他让妻子趁他出外开会期间装修，待他回到自贡好安静写作。他做了半年总经理，打开很多思路，积累很多素材。原先以为文坛凶险，现在觉得那点风险比商场差太远了。不过苦和累是两个概念。问他做生意苦还是写作苦，他说如果做生意比写作苦，就没有人去做生意了。
对于魏明伦，只有写作是情感是信仰是爱好。“下海”嘛，本来期望值不大，任何时候都可以不干。在浅水滩拍拍打打就是。干有干的理由，不干有不干的理由。小有积蓄就可以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会为此殉情。
不过，他笑：没有大的期望值，也并不排斥会成为大款。总之是潇洒做生意，苦心做文章。
他舞着小手，小精灵似的透着聪明、淘气和生命力。好像他才是个九龄童，还有很大很大的世界等着他去探索。他拿出一本签名册，都是他让作家朋友为他两个儿子写的话。他要我写两句。我说你儿子叫什么？他说一个叫“魏来”，一个叫“魏完”。我听着儿子的名字，想着九龄童老子的故事。我给魏来写上：“付出怎样的努力，就有怎样的未来。”给魏完写上：“只要奋发努力，一切尚未为晚。”
Number ： 9952
Title ：爱情该是三角形
作者 ：张晓虹
出处《读者》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海外文摘
Date ：1998。1
Nation ：
Translator ：
史登·柏格在学术著作《爱情心理学》里指出，所谓“爱情”，主要包含3种元素，它们是：
热情（Passion），亦即一般所说的“触电感觉”。一见对方，心跳马上加速，既紧张，又甜蜜，如痴如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苦苦思念，涕泪涟涟。
了解（Understanding），亦即心灵上、性格上、行为上的互通，彼此熟知，彼此迁就，彼此明白对方的需求，两个人之间有着默契，甚至不需言语亦能互懂心意。
承诺（mitment），亦即愿意替对方着想，作出多方面的牺牲与承诺，即使有时候感受到痛苦亦在所不惜，只要对方觉得快乐，只要两人能够相依，便感值得。
史登·柏格教授把上述3项元素合称“爱情P—U—C方程式”，又称“爱情三角形理论”，认为古今中外人间爱情，大致如此，脱离不开这3项元素的组合，差别仅在于它们之间的相对比重与位置。
譬如说，年轻人的爱情组合，是“P强，C强，U弱”，激情无比（例如一见钟情），亦轻易作出承诺（例如猛说“我爱你一世”），却严重欠缺了解。
都市成年人的爱情则是“P强，U强，C弱”，尽管有足够的了解与热情，却易来易去；乡村成年人的爱情则是“P弱，U弱，C强”，不强调热情与了解，而强调信守承诺与誓言，或多或少视爱情为“责任”。
至于老年人，则是“P弱，U强，C强”，既有多年了解（尽管许多是从痛苦摩擦中得来），又有坚强信念（尽管许多时候只是没有退路的“坚持”），独欠激情。
由以上例子可见，爱情之所以复杂，在于它可能只有3项基本元素，但却受着各种其它因素影响，随着年龄、心境、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等而变化万千。
世界上极少完美的爱情，同时拥有强烈P—U—C的男女少之又少；即使有，亦难以持久，随时有变。
因此，连史登·柏格教授自己亦慨叹：“要寻找一段理想的爱情，等于在一间黑房子里寻找一只黑猫。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还有一丝希望，殊不知，原来黑猫早就从窗户跳出去了，黑房子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听起来很绝望，其实也不尽然。
史登·柏格教授说，只要不抱太大希望，便不会有太大失望；只要不怕失望，便可通过各式各样的小技巧去追求一段美妙爱情。
例如，每隔一年至少出外旅游一次、偶尔短暂分离、在不同的地点和气氛下进行性爱等，皆是增强热情的好办法。
例如，参加“爱情团体辅导”之类活动、互通书信、互相分享昔日恋爱经验等皆是增强了解的好办法。
例如，尽量避免轻易用“我们分手吧”来解决问题、尽量互相扶持帮忙、尽量信任对方的感情等皆是增强承诺的好办法。
当然，办法归办法，当爱情难以维持时，要分的终究要分。
或许正如史登·柏格教授所说：“一段‘好’的爱情，不在乎时间长久，只在乎品质好坏。爱情是享受，不是长跑比赛，能坚持到最后的不代表胜利。”
Number ： 9953
Title ：活着，其实有很多方式
作者 ：王浩威
出处《读者》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台港文学选刊
Date ：1997。12
Nation ：
Translator ：
看见她自己带来的医疗转介单时，这位医师并没有太大的兴奋或注意，只是例行地安排应有的住院检查和固定会谈罢了。
会谈是固定时间的，每星期二的下午3点到3点50分。她走进医师的办公室，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还有高耸的书架分围起来的严肃和崇高，她几乎不敢稍多浏览，就羞怯地低下了头。
就像她的医疗记录上描述的：害羞、极端内向、交谈困难、有严重自闭倾向，怀疑有防卫掩饰的幻想或妄想。
虽然是低低垂下头了，还是可以看见稍胖的双颊还有明显的雀斑。这位新见面的医师开口了，问起她迁居以后是否适应困难。她摇摇低垂的头，麻雀一般细微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没有。
后来的日子里，这位医师才发现对她而言，原来书写的表达远比交谈容易许多了。他要求她开始随意写写，随意在任何方便的纸上写下任何她想到的文字。
她的笔画很纤细，几乎是畏缩地挤在一起的。任何人阅读时都是要稍稍费力，才能清楚辨别其中的意思。尤其她的用字，十分敏锐，可以说表达能力太抽象了，也可以说是十分诗意。
后来医师慢慢了解了她的成长。原来她是在一个道德严谨的村落长大，在那里，也许是生活艰苦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显得十分的强悍而有生命力。
她却恰恰相反，从小在家里就是极端怯缩，甚至宁可被嘲笑也不敢轻易出门。父亲经常在她面前叹气，担心日后可能的遭遇，或是一些唠叨，直接就说这个孩子怎会这么的不正常。
不正常？她从小听着，也渐渐相信自己是不正常了。在小学的校园里，同学们很容易地就成为可以聊天的朋友了，而她也很想打成一片，可就不知道怎么开口。以前没上学时，家人是少和她交谈的，似乎认定了她的语言或发音之类的有着严重的问题。家人只是叹气或批评，从来就没有想到和她多聊几句。于是入学年龄到了，她又被送去一个更陌生的环境，和同学相比之下，几乎还是牙牙学语的程度。她想，她真的是不正常了。
最年幼时，医生给她的诊断是自闭症；后来，到了专校了，也有诊断为忧郁症的。到了后来，脆弱的神经终于崩溃了，她住进了长期疗养院，又多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而她也一样惶恐，没减轻，也不曾增加，默默地接受各种奇奇怪怪的治疗。
父母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最初，还每月千里迢迢地来探望，后来连半年也不来一次了。就像从小时候开始，4个兄弟姐妹总是听到爸爸的脚踏车声，就会跑出纠缠刚刚下班的爸爸。爸爸是个魔术师，从远方骑着两个轮子就飞奔回来了，顺手还从黑口袋里变出大块的粗糙糖果。只是，有时不够分，总是站在最后的她伸出手来，却是落空了。
从家里到学校，从上学到上班，她都独立于圈圈之外。直到一次沮丧，自杀的念头又盘踞心头而纠缠不去了。她写了一封信给自己最崇拜的老师。
既然大家觉得她是个奇怪的人，总是用一些奇怪的字眼来描述一些极其琐碎不堪的情绪，也就被认定是不知所云了。家人听不懂她的想法，同学也搞不清楚，即使是自己最崇拜的老师也先入为主地认为只是一堆呓语与妄想，就好心地召来自己的医生朋友来探望她。这就是她住进精神病院的原因。
医院里摆设着一些过期的杂志，是社会上善心人士捐赠的。有的是教人如何烹饪裁缝，如何成为淑女的；有的谈一些好莱坞影歌星的幸福生活；有的则是写一些深奥的诗词或小说。她自己有些喜欢，在医院里又茫然而无聊，索性就提笔投稿了。
没想到那些在家里、在学校或在医院里，总是被视为不知所云的文字，竟然在一流的文学杂志刊出了。
原来医院的医师有些尴尬，赶快取消了一些较有侵犯性的治疗方法，开始竖起耳朵听她的谈话，仔细分辨是否错过了任何的暗喻或象征。家人觉得有些得意，也忽然才发现自己家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位女儿。甚至旧日小镇的邻居都不可置信地问：难道得了这个伟大的文学奖的作家，就是当年那个古怪的小女孩？
她出院了，并且依凭着奖学金出国了。
她来到英国，带着自己的医疗病历主动到精神医学最著名的Maudsly医院报到。就这样，在固定的会谈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过了两年，英国精神科医师才慎重地开了一张证明没病的诊断书。
那一年，她已经34岁了。
只因为从童年开始，她的模样就不符合社会对一个人的规范要求，所谓“不正常”的烙印也就深深地标示在她身上了。
而人们的社会从来都没有想象中的理性或科学，反而是自以为是地要求一致的标准。任何逸出常态的，也就被斥为异常而遭驱逐。而早早就面临社会集体拒绝的童年和少年阶段，更是只能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寻常的生存方式。于是，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中，他们更不正常了。
故事继续演绎，果真这些人都成为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正常或问题人物了。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虽然迟迟延到中年之际，但终于被接纳和肯定了。
这是新西兰女作家简奈特·弗兰的真实故事，发生在四五十年代的故事。她现在还活着，还孜孜不倦地创作，是众所公认当今新西兰最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