涠希两褚延�362年，按时价计算，这笔弥撒金可达2。5万多美元。尽管该市鼠疫已灭绝，但教会对这一弥撒仍照做不误。
缴税规定
美国有许多州界不仅穿越高山和河流，而且还恰好经过某所房屋。于是就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即某所房子主人应该向哪个州纳税？各州围绕这一问题长期争吵不休，不得解决。最后联邦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经过长时间辩论后决定：房主的卧室在哪个州的领土上，他就向哪个州缴税。
Number：6802
Title：风趣的“碑林”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32期
Provenance：《参考消息》
Date：1992。3。22
Nation：
Translator：
石匠汉斯·古根贝格尔收集了奥地利蒂洛尔和德国巴伐利亚的最有趣的墓碑放在他花园的地皮上。一些杰出的诗被永久保存在这里：
约翰内斯·魏因德尔，
活得悠闲，海量赛牛
死得安详，无悔无忧，
长眠于此，上帝保佑。
两个墓穴两个人，
都是磨坊学徒工，
生地都在基姆湖，
一样死于肚子疼。
醉死铜匠纳森，
绿草地下安身。
弗朗茨·约瑟夫·马特：
生是酒鬼死成仙，
上帝赐杯闹阴间。
这里躺着我妻，
漫游者请勿靠近，
不然她会起来，
与你纠缠个没完。
弗朗茨·席斯特勒之墓
他一生是个好人的典范，
请为他祈祷个玫瑰花环。
这里安息着我亲爱的医生格林先生，
所有被他治愈的人
都对他铭记终生。
处女罗莎·克莱茵在此长眠
她长期寻找配偶没成功，
最后接受她的是掘墓工。
Number：6803
Title：母亲的情怀
作者：胡月伟
出处《读者》：总第132期
Provenance：《文汇报》
Date：1992。3。18
Nation：
Translator：
本刊1987年第12期曾刊出过一篇文章，叫做《母亲的情怀》，介绍女工康忠琦代子上学的故事。今天，又一篇详细描述康忠琦母子动人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被许多读者推荐到了编辑部。
请你读一读这几页充满感情的文字，让我们一同掂一掂“母亲”这两个字的分量。
一
我儿子辉辉从小好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期期“双百”，每年捧回一张奖状。三年级期末，考数学有道试听题，他被扣了两分，这才发现耳朵有毛病。
我领儿子去A医院看耳朵，大夫测听时他能听见音叉，一只耳朵能听见秒表。原来是“小儿咽鼓管淋巴组织增长”。K大夫让他烤电。到了放射科，大夫让孩子躺在平台上，自己站隔离板后操纵电钮。电疗每周3次，两个疗程就是6次。
钴60照射后，孩子口腔鼻子出血，不想吃饭，在家躺了20天。1980年2月7日中午，我下班回家，孩子哭着说：“妈妈，妈妈，不好啦！我耳朵里嗡嗡响，和小朋友打扑克，他们讲话我听不清；座钟12点打点声也听不见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孩子已双耳全聋，心急慌忙扒拉几口饭，就用自行车驮儿子到医院。
铁西医院耳鼻喉科戴医生一开始按“突发性耳聋”治，中西药吃了20天都不灵。戴医生说：“这孩子一开始怎么治的？吃过什么药？打过什么针？你能不能把A医院的病历卡拿来让我瞅瞅。”
我又回到A医院，K大夫说：“病历卡不能拿去，我把治疗情况给你抄一份。”K大夫随手抓过处方笺，抄写了一张“钴60照射，每周3次，两侧各一次，每次800伦琴，疗程两周。”戴医生一瞅K大夫的诊断书，马上沉下了脸，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只有走出鞍山，找更高明的医生，我已束手无策。”
我背着孩子往家返，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为什么治病把孩子治成这样？孩子聋了怎么办？我一个妇女，哪儿也没去过，没离过鞍山。我爱人是三冶公司机调队队长，带着100多人正在抚顺施工。为了不影响爱人工作，我就下决心，背孩子上北京。
一出北京站，东南西北都不分。我娘儿俩在崇文门一家小旅社住下了，这么大的北京城我举目无亲。听说同仁医院近，我一早起来，背着孩子去挂号。医生问病情，我又把电疗忘了。电测听一检查，听力几乎等于零……“同仁”到“友谊”，“友谊”到“北京”，50天过去，孩子还是啥也听不见。后又转到西宛中医院，有时医院药拿不齐，还要到街上药铺去抓药。这中药啥滋味啊！“妈妈，这药苦，我不喝！不喝！”
“孩子，妈也知道苦，妈能替你，妈就替你喝下去，可妈不能替你啊！”中药里有大黄，有时乘公共汽车，孩子憋不住，大便就拉在裤子里，那时出门总要带很多手纸。
中药不灵，又到沙滩去针灸。
那一根根银针扎得孩子哇哇哭：“妈妈不扎了我疼！”
转眼就是6月底，我给孩子他爹挂长途电话，他的声音直发颤，我知道他在哭，我捧着话筒也哭。他爹说：“别扎了，扎坏了孩子怎么办。前几天我往你旅社寄了一个邮包，里面有块黑龙江买来的麝香，听老人说，给孩子耳朵里吹，会好的。你到北京城一次不容易，别让孩子太紧张，陪孩子去名胜古迹玩玩，散散心。”孩子毕竟是孩子，我带辉辉上颐和园。他像只小燕子一样，在前面“蹬蹬”地跑，妈妈这样，妈妈那样。孩子愈快乐，我愈发愁，3个月过去了，几百元钱花了，这孩子治不好咋办呢？！我在后面陪孩子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到了昆明湖，孩子嚷嚷要划小船，我就陪他划。孩子乐得颠颠的，一边划桨一边放声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飘在湖面上……”孩子刚聋，还能说话，唱歌，可将来还能唱歌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把。
第二天，我娘儿俩逛王府井，走进新华书店。孩子一眼相中《新华字典》，可我一瞅书的价码5元8角，就下不了手。当时，咱工资每月只开70元。孩子求我：“妈，天热了，冰淇凌我不吃，西瓜不吃，就给我买个老师吧！”我说：“这么多汉字你也看不懂，还是妈教你。”“妈妈，你识的字没有这个老师多。这本字典上有汉语拼音，我一瞅就知道咋念！”孩子的要求是难拒绝的，我咬咬牙，给他买了一本。坐汽车上孩子一页一页翻，爱不释手，还不时考考我：“嗨，妈妈识字还不少呵！”
几天后，我到首都耳鼻喉科研究所，找到邓之诚教授。邓教授让我马上去天津，并说：“有位美籍华人医学教授刚从美国回来，让他看看，能不能给孩子配个助听器。”
第二天我娘儿俩赶到天津，这位教授给辉辉试戴了各国的助听器，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新加坡的、西德的，可孩子依然无动于衷。
我问教授：“就是突发性耳聋、药物中毒，孩子也应该有点听力，这到底为什么？”我这回把鞍山A医院的电疗也介绍了。
教授似乎吃了一惊，他沉默好一会儿。
“我不能说什么，你能看懂3本书就知道到底为什么了。这3本书是《耳鼻喉全书》、《放射线学》、《耳鼻喉解剖学》。”
回到鞍山，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配了副老花镜，一边看书一边抄书。看了20多天也没看明白。我不死心，都说上海的医疗水平是全国一流的，我对医院提出“到上海去会诊”。转院介绍信开到上海华山医院，临行前，一位副院长对我说：“康忠琦，介绍信给你开了，上海医院你可全走到，别说上海，就是西双版纳，只要能治好，你都能去。如果你在上海确定我院治疗有问题，我全给你报销，否则一切费用你全部自理。”
为了治好孩子的病，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去！
二
1980年8月，我带着儿子乘火车到大连，从大连乘船到上海。
上海的方言土语咱也不懂啊，一下船先买本上海市交通图。我们在百乐旅社住下。那家旅社是人防工事改建的地下旅社，每天1元8角住宿费。为了省钱，我和10岁的儿子挤一个铺，一住竟住了8个月，旅社的阿姨都叫我“老房东”。我们在街道食堂搭伙，上医院时就在外面啃面包，吃阳春面。
我按地图上标明的医院一家一家跑，可到哪儿测听都是0。那阵子白天跑医院，晚上看医学书，总想闹个明白。一天我望着医学书上的主编肖是枝，灵机一动，便到华山医院打听肖教授的地址，从静安寺转3趟车，好不容易摸到江湾的“二军大”医院。
我恳求教授：“大夫，您能不能把我的耳神经移植到我儿子的耳朵上。儿子只有10岁，没有听觉，他怎么读书。”
教授摇摇头：“大嫂，中国的医学还没到这一步，一旦手术失败，不是母子俱伤吗？那时谁来照顾你儿子呢！”
春节前夕，百乐旅社出差、瞧病、探亲、访友的旅客，一个个都回故乡了。昏暗的防空洞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娘儿俩。孩子心里那么苦闷，我心里那么忧伤，我无亲无故，带着孩子漂泊在上海，人家都是合家团圆，我们家却天各一方。
大年三十，我上街带孩子买了几支爆竹烟花，用全国粮票换了一斤精白面粉，半斤肉糜；还买了一盏酒精灯。三十夜，我用葡萄糖玻璃瓶擀饺子皮，母子俩吃水饺。酒精灯闪着蓝火苗，饺子在水里翻滚着，我的心潮也翻腾着……儿子刚咬了一口饺子，“哇”一声哭了：“妈咱回家吧。我想爸爸呀！”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我想无论如何得让儿子过个快活年。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打定主意，连夜带孩子上火车去杭州。
大年初一，我领着儿子去灵隐寺烧了香，请菩萨保佑我儿早日健康；又给儿子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要儿子坚强起来。
大年初二我在“知味观”给儿子买了一客小笼包子。儿子乖，用筷子给我夹一只：“妈，你也尝一尝，吃一只。”
“妈不吃肉包子。”我看着儿子把包子一扫而光。回到旅社我一杯开水一只面包上了床。
正月初四回上海。初五到曙光医院扎针。那时，有一种水针，就是将药水通过针输入人体。七八根水针扎在儿子头上，孩子双手抓住我胳膊，指甲掐到我肉里。孩子哭，我也哭，扎针的女大夫说：“大嫂，你怎么哭成这样呢？你一哭，我的手就打颤，这么扎针穴位都不准。”
我很担心：“大姐，在脑袋里灌这么多水，孩子会不会脑积水，伤了大脑？”扎子40天还是好不了。孩子他爹来电话说：“别扎了，回家吧。”难道大上海就没有一家医院能治好儿子的病？我不死心，发现还有上海铁路中心医院没去过。
3月的上海，天淅沥淅沥下着阴冷的小雨，我们赶到铁路中心医院门口，棉袄都湿乎乎的，母子俩冻得打哆嗦。
我知道铁路医院一般不对外，为了儿子，我可怜巴巴地撒谎。“大姐，咱在公共汽车上钱包被小偷掏了，地址也丢了。孩子哇哇哭，我一上火打了两巴掌，谁知这孩子耳朵突然听不见了。”
挂号的大姐犹豫了：“住院可是要先付押金的。”
我恳求道：“你们先留咱儿子住院，钱会付的，我马上发电报，让家乡汇钱来。”
辉辉那年才10岁，安排住在男病房。护士长对我讲：“大嫂，你也别去旅社了，你就陪着孩子，有什么事也好照顾。”
我们母子俩睡一个床，24号床，那床窄，晚上睡我得紧搂着儿子，不敢翻身。当时我已37岁，到了夏天，每天晚上我们母子先上医院楼顶平台乘凉，而后让孩子先去打听一下叔叔伯伯睡了没有；睡了，打一盆水到平台上，在平台上母子俩洗洗擦擦，蹑手蹑脚地溜进静悄悄的病房……那一个夏天，我睡觉都没有脱过衬衫、长裤。
每天早晨，我4点起床，给每个病人打一壶开水，脸盆里半盆凉水。我一个人默默地先拖走廊地板，等病人起床后再拖病房地板。
病房8个病人，对我母子俩都很好，辉辉聪明伶俐。上海人都叫他“东北小囡”，给他吃糖、削水果。有一天，杭州铁路局局长到上海，医院请了上海许多专家为他会诊。护士长给我通了消息，我就去求主治医生：“会诊，算咱辉辉一个，请帮帮忙。”
会诊的房间，门口有道屏风挡着，我心里七上八下，躲在屏风后偷听。
“这孩子我看过，”有位老教授记忆惊人，“他母亲去年就领他在上海看了半年多，上海的医院都跑遍了。这个母亲用心良苦，她是怕你们不收才这么说的，她翻了好几本耳鼻喉科医书，这医书上哪个教授写哪段她就找那个。这个病例我很清楚，这小男孩神经性耳聋。良性病按恶性病治了，放射线损伤毛细胞，不可逆。这医生真糊涂，国家七五年就有规定，不准对儿童使用钴60，他用了这么大的量，这孩子没死在平台上就算万幸。”
我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倒在屏风外边……晚上，我站在4楼平台顶上，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思念着丈夫……我的钱也花光了，病也没治好，还拉了5千多元饥荒。我回去后怎么向公公婆婆交代呵？我这一生怎么向孩子交代？孩子才10岁，从此将一辈子生活在无声世界！我对不起儿子，我好悔好恨，我是儿子的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步一步朝着平台边缘走去，一刹那间想到死，想从4楼平台上跳下去……
“妈妈！”辉辉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儿子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哭喊着：“妈你不能死，爸爸还等着我们，妈妈你死了我怎么办！”
母亲的责任使我惊醒，母子俩抱头恸哭。这一夜，把医生护士吓坏了……
我怀着绝望的心情，领着儿子返回鞍山。爱人事先已接到电报，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他爹一看列车停了，在月台上喊：“辉辉！辉辉！”他随着车厢跑，边跑边碱：“爸爸在这儿呢！”我的心里“格登”一下：儿子已经聋了，你还在喊儿子，辉辉再也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