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了占领行动，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充分说明当军部首脑意见与内阁不一致时，军队可以在政府未作出决定之前就采取行动。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军队作出的任何行动以及相应后果都由国民承担，这并不是因为同意这项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工业的时候，日本也没有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在这一领域依然是“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除了计划，他们还以整个国家的资金作为他们认定的某些日本最需要的企业的坚实后盾。这些企业由国家派人统一管理和¾；营。他们招聘国外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留学。此后，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企业组织完善，业务成熟”的时候，政府就把国企卖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办产业被逐步以“低廉到荒唐的价格”转卖给少数¾；过挑选的金融巨头，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主的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们坚信产业发展对于日本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能按供求规律或自由企业的则行事，但是这项政策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财阀们从中获利极大。日本的成就就在于它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建立了它认为最需要的产业。
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日本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的出发点和生产顺序。”日本不是从消费品生产和轻工业开始，而首先建立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铁厂和铁路建设拥有优先权，并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这些产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工业仍然处于政府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享受国家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里，是没有小工商业者或非官僚¾；营者的“适当位置”的，只有国家和享有信誉、政治上受到青睐的大财阀在这个领域里活动。但是，在产业中也有部分自由领域。这些就是以最小的投资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来¾；营的“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即使没有近代技术也能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着。美国通常称这种产业为“家庭血汗工厂”。小本¾；营的工商业者买回料，将其分发给家庭或雇佣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场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再把半成品分发出去进行下一步加工，如此反复多次，最后将成品卖给商人或出口。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工业雇员中至少有53％的人是在这类不超过五个工人的工场和家庭中工作的。他们大多受古老的家长式学徒制习惯的保护。在日本的大城市里，还可以看到很多母亲背着婴儿在自己家里从事计件工作。
就如同政治和宗教领域的二元性一样，日本工业的二元性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同样重要。这就好像是，日本政治家觉得为了和自己在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地位相匹配，他们必须在金融领域也建立起一种等级文化，于是他们就建立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挑选一批有政治特权的商人家族，把他们置于“适当位置”上，同其他等级相匹配。他们并不打算让政府同这些金融贵族切断关系，相反，财阀们不仅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利润，还得到了很高的地位。从日本人对利润及金钱的传统态度看，金融贵族不可避免要遭受国民的攻击，但是政府尽其所能根据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这种努力不太成功，因为财阀不断遭受少壮派军官集团以及农村地区的攻击。然而，事实上日本公众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不是针对财阀，而是针对着“成金”。“成金”就是人们所谓的“暴发户”，但是这并没有正确反映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实际上是指“新来者”，他们被人嘲笑的主要因是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但是，人们感动于他们的致富故事而忘记了他们的缺点。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他们从赶骡子的车夫一跃成为身家百万的石油巨头。然而，在日本“成金”两字源于日本的将棋术语，意思是“卒子”变成了“金将”。这是一个像“士”一样可以在棋盘上横冲直撞的卒子。但在等级制中，它根本无此权利。一般人深信“成金”通过欺或剥削他人来发财致富，日本人对暴发户的敌视态度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态度真可谓天壤之别。日本在其等级制度中为巨富提供了一席之地，并且与巨富保持一种联盟，但如果财富不是在规定的领域里获得的话，日本的公众舆论就会对其进行无情的抨击。
因此，日本人构筑其世界秩序时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等级制来进行。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份、性别和阶级决定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和工业中，各领域被周密地分成等级，无论是顶层还是底层，凡逾越其特权都将受罚。只要“各守本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安分守己的生活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感到安全。当然，在他们的最大幸福是否受到了保护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¾；常并不“安全”，但是，因为他们将等级制度作为合法的东西加以接受，所以他们又是“安全”的。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点，就像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一样。
但是日本试图向外输出它的“安全”模式时，对他的惩罚就出现了。在日本国内，因为根植于等级制的环境，所以深受其影响的日本国民当然能对其认同，野心只能以在那种世界里可能具有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个制度绝对不能对外输出。其他国家对日本大言不惭的主张极为愤慨，这种主张简直狂妄至极，甚至狂妄至极都不足以表达人们对它的愤。尽管如此，日本军队的官兵们每占领一个地方，都会因为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欢而感到震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虽然是最低的地位，但好歹也是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难道等级体系对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是不合心意的吗？日本军部曾拍过好几部反映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题材的影片，其中痛苦绝望的中国姑娘因为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幸福，电影通过这种姑娘的形象来表现中国对日本的“爱情”。和纳粹主义的征服相比，会发现日本人至少保留着“我是来帮助你的”这种思想。日本人不能强制其他国家来适应自己的标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认识到，使他们“各安其位”的日本道德体系在其他国家是不被接受的。其他国家没有这种道德。这是真正的日本产物。日本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完全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所以不会对此加以论述。而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必须先弄明白这个体系的来龙去脉。
正文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1）
在讲英语的世界里，人们常常自称“历史的继承者”。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巨大的¾；济危机让人们讲这句话时不再像以往那样自信，但是这种变化却没有让人们感觉有负历史或者愧对先人。东方国家对此完全相反，他们似乎天生负恩于历史。东方人所称之为祖先崇拜的东西实际上大部分并不是祖先崇拜，而且也不是完全对祖先而言。这只相当于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而且也欠现在的。他们日常行动的出发点就是这种感恩思想。因为西方人极端轻视他们对这个社会所欠的恩情债，极端轻视这个社会在抚养、教育、福利方面，或者甚至是在他们已被生了出来这件简单的事实方面所给予他们的一切，所以日本人觉得美国人是虚伪的。有养的日本人绝对不会说自己不欠任何人，而美国人都会这么说。有养的人也不会看低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人们承认自己处于互欠恩情这样一个关系网中，这张网既包括其祖先，也包括其同代人。
东西方之间的这种文化差异看似简单，但要认清其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就尤为困难。如若不理解日本的这一点，那就不能懂得战争期间日本人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行为，也不能懂得日本人看似莫名其妙的易行为。凡是负恩的人都非常容易动，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
中文与日文都有许多词表示“义务”的概念。这些词并不是同义词，它们的特殊含义无法。译成英文，因为它们表达的概念是我们所没有的。“恩”这个词在日文中主要表示一人所负的所有从大到小的债务、义务这个意思。当。译成英文时就变成了一连串的词，从“obligations”（义务、恩惠）和“loyalty”（忠诚）到“kindness”（好意）和“love”（爱），但是这些词都与意相左。倘若“恩”真的是指爱或义务，那么日本人就必定会说到对孩子的“恩”，但是这个词是不可能这么使用的。这个词也不意味着忠诚，因为有其他的词表示忠诚，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恩”在其所有各种用法中都是表示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大量的负担、人情债和责任。一般人从上级、长辈那里受“恩”，如果不是从上辈、上级那里或者至少是从同辈那里受恩，这就容易让人产生卑微的感觉。当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时，这就意味着“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这种“债主”、这种施恩者称为他们的“恩人”。
“知恩图报”可以是互忠互爱之情的一种纯真流露。日本小学二年级的教科书里载有一篇题为“勿忘恩情”的小故事，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思想品德课里的一则小故事：
“哈奇”是一条聪明伶俐的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它就像此人家中的孩子一样备受宠爱。因此它那幼弱的身躯也变得结实起来，当主人每天早晨出去上班时，它一直送他到车站，傍晚主人回家的时候，它又到车站去接他。
不久，主人去世了。不论知不知道这个事实，它继续每天期待着它的主人。它在常去的车站徘徊，每当电车一到，它就在下车的人群中寻找是否有它的主人。
岁月流逝，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十年过去了，在那个车站前面仍可看见那年老的“哈奇”，每天都在期待着它的主人到来。
这个小故事的寓意是：爱的别名是忠诚。一个孝顺的儿子可以说不忘母恩，其意思即是他对母亲怀有如同“哈奇”对其主人一样的忠诚。但是这个“恩”字不是特指他对母亲的狭义的爱，而是指当他还在襁褓中时母亲的哺育照顾，在他孩提时代母亲为他所忍受的种种牺牲，在他成人后母亲为了增加他的利益而作的一切操劳，是指他仅是因为有母亲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而对母亲所欠的一切人情债。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所欠恩情有所回报，因而就有爱的意思。但是这个字的意是欠人情债，而美国人对爱的理解却是：不受义务约束而自由给予的感情。
当“恩”被用来指一个人所受的最大恩典即“皇恩”时，“恩”实际上就是无限忠诚的意思。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都应该无限感激地接受。日本人觉得当一个人有幸生于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顺心时，他应该想到这一切都是某人施予的恩惠。在整个日本历史上，日本人认为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就是他那个生活圈中的最高上级。在不同时代，这位上司分别是不同的人，比如地头（封建时代管理社团的社头）、封建领主或者将军，而今天这位上司就是天皇。做最高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知恩图报”本身。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集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越是热爱，就越是感念“皇恩”。战争期间，以天皇名义分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支香烟和出发前分给士兵的每一口酒都是在领受“皇恩”。他们说，每一个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攻击都是在报答“皇恩”；为防卫太平洋某岛而全体玉碎的各部队也是如此。
一个人受“恩”的对象也会有比天皇地位低的人。比如受之于父母的“恩”，这是著名的东方孝道的基础，这就是东方孝道中父母对儿女拥有完全支配权的因所在。这就是说孩子应该努力偿还对养育自己的父母所欠下的巨债。因此孩子们必须努力服从父母，而不是像在另一个父母对孩子拥有管教权力的国家德国那样，父母必须努力强制迫使孩子服从。日本人看待“恩”非常现实，关于受父母之“恩”，他们有这么一句俗话，“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即是说所谓父母之“恩”就是父母亲日常实际所费的心思和所作的操劳。日本把祖先崇拜限于最近的、还记得的先祖，这使日本人进一步深切感到幼年时代对这些人的实际依赖，每个人都有一个离开父母就无法存活的幼儿时代，必须由父母提供衣食住行，直到长大成人。这一点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深感美国人对此毫不在意，而且就像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在美国不忘父母之‘恩’的表现充其量不过是善待父母而已。”当然，没有人会不对自己的孩子施“恩”的，通过抚育孩子来报父母之恩表明对孩子的义务也完全包括在“父母之恩”中。
一个人对其老师和师傅也欠着特殊的“恩”。他们都曾¾；帮助他成长与自立，因此他蒙受了他们的“恩”，这种“恩”使他必须在他的老师或师傅陷入困境需要援助时出手相助，或者在他们去世后照顾其家人。人们为履行这些义务不遗余力，并且这恩情不会随时间而消逝，相反却会有增无减，犹如某种利息的累积。“恩”是一件对任何人说来都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如日本人常说的：“一个人永远无法报答恩的万分之一。”这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恩的力量”常常被看成是可以超过个人意愿和爱好的一种正当的力量。
能否顺利推行这种伦理观，要看每一个人是否把自己看作身负深恩之人，而且能无怨无悔地履行义务。前面我们已¾；了解到日本人是怎样把等级制度严密地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下养成的顺从习惯使日本人认为应该报恩是道德方面的事，这令美国人感到费解。如果把上级看作善人就更容易做到这种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