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的这种职业性的关注也可充分地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众所周知，美日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甚至民间说，不管我们怎么干，他们总是干与我们相反的事。如果研究者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何稀奇古怪，以致于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民族，并因此承认差异的存在，这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据其¾；验证明任何一种怪异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按其职业性质而言，相对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更多地把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来加以利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引起他对这些制度和民族的密切注意。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着眼的是全部事实而非特定事实。在对西方诸民族的研究中，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整个行为领域。他把那么多的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对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当然也就不会再去深究了。但是，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
人类学家在研究平凡事情时应该完善方法。因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同样平凡的事物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不尽相同的。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丑态毕露的行为或另一个部落怯懦至极的行为时，当他试图搞清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的行为方式时，他发现自己需要极力地凭借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不大引人注意的考察报告资料和详尽的细节。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东西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也懂得发掘此类资料的方法。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不妨尝试运用一下这种方法。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最平常的人和事的时候，他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个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的。不管他的行为和观点是多么离奇，一个人的感想和思维方式必然离不开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因此，当我对某种行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时，我就越是认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存在着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制约因素。如果这种探索能让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事中去，那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正是人们学会生活的地方。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以此为前提去做研究的，即无论怎么孤立的行动彼此之间都会有某种内在联系。如何把数百个互不相关的琐碎现象归纳为一个综合性的模式是我非常重视的。人类社会存在对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种设计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它会赞成某些事态的处理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态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生存的人们视该方法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困难再大，他们都把这些纳为一个整体。已¾；接受并赖以生活在某种价值体系下的人不可能对周围纷繁复杂的世界不闻不问，一心为自己设计一个与世隔绝的领域并身居其中遵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尽量多的共同依据和共同动机。假如没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整个体系就会土崩瓦解荡然无存。
因此，¾；济行为、家庭组织、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彼此都变得环环相扣了。一个领域可能比其他领域的变化快一些，从而对其他领域产生巨大压力，不过这种压力本身也是由于保持一致性的需要引起的。在力图驾驭他人的尚未开化的社会里，权力欲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亚于在¾；济交往中和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中的表现。有无书面典籍的民族和部落是完全不同的，有书面典籍的民族，教会必然把过去数百年间流传下来的成语格言保存下来，而在公众对¾；济和政治权力有发言权的要求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教会不得不在某些相抵触的领域让出权力。但保存下来的成语格言却变得面目全非。宗教信条、¾；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静止于各自分隔开的清澈小池中的一潭死水，而是会溢出各自假定的界限而彼此交融混流的一股活水。由于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大到¾；济活动、两性关系、宗教生活和抚育儿童这样一些领域，他就越能够了解在他所研究的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里，他都可以提出有益的假设和收集材料。他会把任何一个民族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的、¾；济的、或者道德的要求看成是表达他们从其社会¾；历中学来的思想习惯和方式。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专业论述日本宗教、政治、¾；济或家庭的著作。他考察的是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这些臆想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是它的描述目标。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是它所要讲清楚的。
正文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3）
我们有许多相当模糊并带有深刻偏见的观念，这是20世纪的一个主要障°，我们不仅没有弄清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么一种日本人的国家，而且也没有搞清楚什么东西使美国成为这么一个美国人、法国成为这么一个法国人、俄国成为这么一个俄国人的国家。缺乏这种认识，国家之间就会产生误解。当彼此的麻烦微不足道时，我们却担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而当我们谈论共同的目标时，一个民族却因其全部¾；历和价值观的影响而与我们的期望的行动方针背道而驰。我们没有让自己有机会去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某种与我们熟知的行动方式的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之处未必是邪恶的。
完全依靠一个民族自己讲清楚他们自己的行动习惯和思想，这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民族作家都试图对自己民族做个估价，但是这比较难以实现。不同民族不会以同样的透镜去观察生活。人们也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以何种眼光观察事物的。每个国家都认为他观察事物的眼光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在这一民族的人民看来他们通过这种焦距和透视法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无论何种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那种眼镜的人知道镜片的配方，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其自己的世界观。假如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的话，我们不如培养一位眼镜专家，并期望他能为任何一副拿到他那里去的眼镜写出配方。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们的“眼镜”的“配方”，这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
这项工作要求同时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胸怀。这项工作需要一种被人误解时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些倡导世界大同的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说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相信：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有些人称这种观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就不应该再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美国人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似乎有时候如果世界不是由如同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面目相同的各族人民所组成，那些善良的人的亲善教义就没有容身之地似的。但是，如用这种一致性来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与一个神¾；失常的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同他容貌一致性格无异又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有些人不在乎存在差别，因为他们是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人。所以他们尊重差别。他们的目标是求同存异，在世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差别，只要它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在这同样的前提下，法国可以就是法国，日本可以就是日本。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固执地相信差异必定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源出希腊神话，表示随时会大祸临头的意思），那么在他看来，用外部干涉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形成无论何种人生观的人，都一定是不道德的。他也不必担忧，他会因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成为使世界凝固起来永远保持现状的帮凶。对保持文化的差异来说，鼓励并非意味着要世界维持静止。英国的本色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后随之又来了一个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不同时代人们能有各不相同的标准和各不相同的国民气质，只因为英国人仍然是英国人。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地研究，同时需要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某种程度的宽宏大量。比较宗教研究的繁荣兴旺是只有当人们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对人能够非常宽宏大度的时候才会实现的。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员、阿伯学者抑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他们唯独不可以是一个宗教狂。比较文化研究不会繁荣的时候正是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样坚定不移地予以捍卫，以致认为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的时候，这种时候的这些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热爱。他们故意拒绝的¾；验实际上能让自己颇为愉快且又会丰富自己。他们固步自封到了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独特的处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会把美国人所喜爱的信条强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来接受。好比我们不可能学着用十二进位来代替十进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们学不会某些东非土著人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其他民族是决不可能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本书所要叙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日本人在何种情况下能否得到礼遇、耻辱、窘迫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是对本书中任何一句话能作出评论的理想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普通百姓得亲自置身于每一个特殊的场合。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在那种场合事情确是那样。这种研究的目标是描写出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即使达不到这一目标，作者的理想也不会改变。
在这种研究中，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没有了进一步搜集证据的必要。例如，在何时向行了一个礼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统计研究。日本人好行礼是公认的习惯对此都能够予以说明，若再得到二三人的确认后，完全没必要再去进行广泛论证。
一位学者所面临的任务如果只是用统计数字证实某种说法，那么试图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相比之下就困难得多。他要做的艰巨工作是报告那些公认的习惯和见解是怎样变成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透镜的。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假设是如何影响他们在观察生活时所选用的焦距和透视法的。他必须让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够理解这一点。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权威的裁判未必就是“田中”，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向美国人作解释的“田中”自然不会把“假设”表达清楚。
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假定文明文化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并不打算去研究他们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用统计方法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他们利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相当完善人口抽样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或某一项政策。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的城乡比例贫富比例和党派比例。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订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并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的前提是：美国人了解美国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理解其他国家的前提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慎重抽样是保证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这一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但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建立在对国家观念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这样的测验毫无意义。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对国家的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国民所争论的是些什么内容。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政府的设想所具有的普遍和持久性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的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得人们除了在战时有可能获得些许地位之外，在其他时候即使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也相去甚远，那么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比更是天差地别。我们最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习俗、对成功者的评价、民族历史神话和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的间接表现来研究他们的观点。但这要求系统地研究。
如果我们倾注于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时的注意力与细致心可以与调查其他国家一样，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国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的相悖之处，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理解，我便理解了日本人的种种矛盾。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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